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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字的原始意义，再从原始意义上说明它那样写的理由。就这样的，这书收存了小篆和晚周的许多文字，使我们可以溯源寻根，从而解决进入古典的许多问题。（《说文》就是《说文解字》，它的真正的价值，直到清朝才被认出来。）
在《说文》中〃龟〃字条下，有这样权威的解释：
龟，旧也。外骨内肉者也。从它（蛇）。龟头与它（蛇）头同。天地之性，广肩无雄、龟鳖之类，以它（蛇）为雄。
这就是说，乌龟是没有雄性可言的（《列子》中说它是〃纯雌〃），要生小乌龟，得跟蛇交配才成，正因为如此，所以〃龟头〃与〃蛇头〃长得一样。《埤雅》中说：〃广肩无雄，与蛇为匹，故龟与蛇合，谓之玄武。〃玄武就是指龟蛇，它后来形成为〃北方之神〃，地位仅次于玉皇大帝。《民俗》第四十八期收有〃潮州儿童歌〃，原文是：〃面盆脞水（脞水，贮水也）津呵呵（清到彻底也），照见北爷（玄天上帝也）在后座，头毛披肩手骑（骑，拿也）剑，脚下踏着龟蛇哥。〃这就是玄武拟人化后的造型。《正统道藏》洞真部（昃下）有〃元始夭尊说北方真武妙经〃，明说这种拟人化的造型是披发跣足、踏龟与蛇，可见龟蛇同组，早就被中国人认定不疑了。
糟糕的是，中国人的动物学，实在不怎么高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把乌龟观察清楚。中国人以为乌龟〃无雄〃，是完全看错了的，这一错就记录在《说文》上，于是积非成是，就传出〃王杂俎〃所谓〃龟不能交；而纵其它者与蛇交〃的说法了。既然自家人不搞自家人，自家人竟在外面与蛇奸，那做〃无雄〃一方面的，还有好话吗〃
帽儿改绿
在元朝时候，有〃元典章〃规定制度，说娼妓穿着紫皂衫子、戴角中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青头巾与绿色是相近的。到了明朝，头巾发绿，绿似龟头，于是，各路附会就慢慢在集合了。据《陔余丛考》中〃绿头巾〃条下：
明制乐人例用碧绿中裹头，故吴人以妻之有淫行者。谓其大为绿头巾，事见《七修类稿》。又《知新录》云明制伶人服绿色衣，良家带用绢布，妓女无带，伶人妇不带冠子、不穿褙子，然则伶人不惟裹绿巾。兼着绿衣。按《唐史》及《封氏闻见记》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但令裹碧绿中以耻之，随所犯重轻以定日数，吴人遂以此服为耻。明之令乐人裹绿巾，或本诸此也。
明朝郎瑛《七修类稿》中〃绿头巾〃条下说：〃但又思当时李封何必欲用绿巾？及见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娼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然后知从来己远。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则深于乐人耳。〃唐朝从李封用罚戴绿头巾方法整人，当时绿头巾主要是象征贱人之服，还没有定型成〃敝眷〃跟别人睡觉的确定意义，后来龟蛇之说、龟头之色、头巾之绿、娼妓之家，等等等等，各路附会大集合，于是，自戴绿巾而戴绿帽子，就一片绿矣！（绿帽子是清以后的用法，易实甫作《王之春赋》，有〃帽儿改绿，顶子飞红〃之句，是最有名的。）
王八出场
至于乌龟以外，又有王八之说，是怎么回事呢？
欲知原委，得先谈王八。
王八作为人名，最早见于《辽史》，辽圣宗时有安州团练使工八副马保祐，留守开京。到了《金史》忠义传中，有这样一段：
王毅，大兴人。经义进士，累官东明令。贞祐二年，东明围急，毅率民兵愿战者数百人拒守。城破，毅犹率众抗战，力穷被执，与县人王八等四人同驱之郭外。先杀二人。王八即前跪将降，毅以足路之，厉声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躯毅者以刃斫其胫，毅不屈而死。赠曹州刺史。
这些历史中带出的王八，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早期王八。但看全文语气，王八是人名，尚无不雅之称，但到了《新五代史》前蜀世家里，王八就变质了：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后为忠武军卒，稍迁队将。
这段历史中，王八虽天始不雅，但照《茶余客话》考证：〃骂人'王八贼'，盖五代王建行八，素盗驴、贩私盐，人骂'王八贼'也。〃可见不论〃贼王八〃还是〃工八贼〃，虽已不雅，并没不雅到和绿帽有关。
虽然王八之初，只不过真人真名而已，但从〃贼王八〃之后，王八在北方，慢慢约定俗成，成为乌龟的俗称，也成为骂人的词儿。慢慢在南方称乌龟时候，多以王八代之。一些民间谚语、歇后语，也就全部出笼，像〃王八好做气难当〃啦，像〃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啦、像〃王八看绿豆——对眼〃啦……都是。虽然王八是北方的口语，但是南方人最初多不知道，《广谐铎》中就有这样的笑话：
苏人某，有事赴〔北〕京，反至津门，拟做一二日游，投寓旅馆。一日因事他出，苦不知路径。欲唤黄包车（人力车）代步，于是操其半强之京话，高唤〃黄八车〃不止。一般黄包车夫多侧目视之，而不之应。某乃执一车夫而问之曰：余唤汝，汝何弗应？岂余不名一钱那？车夫怒目答之曰：君所唤者，乃〃黄八车〃非〃橡皮车〃，吾辈非〃黄〃（王八）故不汝应也！甲闻之始不敢再言。后问于京友，京友告以〃黄八车〃乃妓女所坐者，其车大名〃黄八〃，即南边所称〃乌龟〃，而街头所停者，虽是南方之黄包车，然若辈名之曰〃橡皮车〃，盖欲与妓车有区别也。甲方知言语之不同，于是不复再唤〃黄八车〃矣。
于法无损
照〃王杂俎〃的说法，乌龟是〃污闺之讹〃，是从奸污了大闺女变出来的；王八是〃忘八〃之变，〃以其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者俱忘也〃。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的。乌龟王八的流变，这样解释，显然跟事实与情理都扣不上，自是附会无疑。
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不甘，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在法律上，自己太太与人通奸，〃奸夫淫妇〃犯的只是告诉乃论的相奸罪，但却有人在恐惧、厌恶与不甘之余，却提出妨害名誉之诉，因为他认为他当了王八，而高等法院法官竟也有跟着乱判的。试看一则台湾最高法院法官的驳回理由，就可领教了：最高法院民事判决一九六三年度台上字第一○六八号
上诉人 郑祖瑾住高雄市左营成功路二号
被上诉人 毛维理住同右中山路二十三号
上当事人间，请求损害赔偿事件，上诉人对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日，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二审判决，提起上拆。本院判决如下：
主文
原判决关于命上诉人赔偿及负担诉讼费用部分废弃，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理由
本件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赔偿损害，系以上诉人诱奸其妻毛陈春子，经法院判处罪刑有案，并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均受重大之损害，依民法第一九五条规定，应负赔偿责任，为诉之原因事实（见卷附刑事附带民诉状）。卷查刑事确定判决，系依刑法第二三九条后段相奸罪，判处上诉人罪刑，并未载有上诉人以何种方法，侵害被上诉人名誉情事。按名誉权为人格权之一种，而夫妻之人格各别，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又依原判决记载，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海讯日报》所刊上诉人与毛陈春子通奸之新闻，系由与上诉人同屋居住之闻波告知新闻记者汪宗藩者，并非上诉人发布该项消息，是上诉人亦无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受损情事。原判徒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妻相好及污闻披诸报端之事，即令上诉人赔偿新台币四千元，尚有未合，本件上诉，应认为有理由。
据上论结，本件上诉为有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四百七十四条第一项、第四百七十五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三日
最高法院法官显然相信：使人当王八，尚不算侵害〃名誉权〃，因为名誉权是人格权的一种，夫妻之人格，各归各的，〃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这一判例，显示了法律比社会观念进步的一个面，倒是颇为有趣的。
综合上面的种种讨论，我们清楚地看到王八每况愈下的种种方面，最后在法律上，甚至当了王八，也不过乃尔，这对卫道之士说来，真要大发思古之幽情了。因在古代，不但法律上要保护王八，并且保护得连王八都要挨揍，唐朝法律虽然对〃奸夫淫妇〃判两年（赎铜四十斤），比起今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不算重，但是它不但〃不在自首之例〃，并且不是告诉乃论罪，而是邻居都可以告发的罪。元朝法律规定不告发是〃纵奸〃，连邻居都要挨罚的。至于甘愿做王八的，更不得了的。元朝明定甘愿做王八的，本夫与〃奸夫淫妇〃各杖八十六下，明朝清朝各杖九十下，可见当王八都要挨狠揍。如今王八就是王八了，至少不要再挨狠揍，这种进步，都是王八一落千丈的结果。行文至此，不禁大笑国民党亦有德政，至少他们〃忘八〃之时、〃望八〃之余，不再打王八了！
一九八四年三月七日
王八过敏症
一九六九年四月里，刘家昌想做导演，筹拍《四男五女》（刘家昌原定名〃滑稽人生〃、〃生老病死〃、〃四男四女〃，我说〃四男四女〃没有戏，四男五女才有戏，就改为〃四男五女〃），但他那时候名气不够，别人不相信有大阔老投资他拍片，他就想找个大阔老支持他——假装支持他，以做噱头、以昭大信。那时候有自用汽车的人还很少，而我却是汽车阶级，他看中了我，要我开着汽车，做他的制片人，我开出条件，要向他〃强销书刊〃——认购《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以示友好，他同意，并立字据如下：
本人向〃OK李〃购买《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一○一本），〃钱〃新台币三0、OOO整子十五日之内二次付清，此据。
刘家昌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
就这样的，我名列〃制片人〃头衔，开车进出片厂，见了女明星就搂，俨然大亨了。殊不知这大亨是冒牌的。
由于和刘家昌拍片，使我和影剧圈内的人混得很熟。刘家昌挖李翰祥的摄影师陈荣树，使李翰祥颇为不快，由于李翰祥跟我本是熟人，我出面摆平此事，李翰祥杯酒之间，向我抱怨，说他电影公司的〃国联五凤〃第一凤——江青，就是被刘家昌挖去做老婆的，刘家昌大喜欢挖别人公司的人，教人生气。我劝了李翰祥一阵，李翰祥看我面子，也就没再计较了。
后来电影拍成，国民党借口剧本是李敖写的，竟把该片查禁，害得刘家昌大受打击。直到他多年以后，改走投效国民党的路线，梅花不绝、〃中华民国〃颂不绝，才有志竟成，变成K字压顶的名导演。此是后话，不值一提。
在国民党查禁《四男五女》的第二年里，忽然发生了火爆新闻。原来七月十九日李翰祥在桃园夏威夷饭店拍片时，刘家昌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