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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封信里，苏秦还透露了赵国这边的最新形式：齐国派来使臣，许诺攻破宋国后，送给李兑另一块封地——蒙邑（河南商丘附近，也是宋国的地方）。这等于是齐泯王在继续拉拢李兑，以稳住以赵国为首的三晋，避免齐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这是齐赵循善的举动。如果齐赵按照这个势头进一步“循善”下去，燕国就更危险了。苏秦在信中还说，他在严密拘禁下（没有计较燕昭王对自己的绝情寡义），而是冒着风险，尝试着去见齐国使臣，试图说服他不要给李兑送封邑来。但是由于这一封信在“马王堆汉墓”里被历史的力量所侵削，好几十个汉字脱落了。苏秦是否说服了赵使，无从读知。但这一新的情况，使燕昭王意识到，倘若齐国真把蒙邑送给了李兑，齐、赵必将更加紧密结合，而燕国攻齐复仇的计划就会破产。燕昭王极为担忧，为此很需要苏秦到齐国去活动，阻止齐人落实给李兑的封邑。燕昭王这才开始同意为苏秦设法脱离赵国虎口了。
苏秦在这封信的末尾，也一再声明自己的危险：“臣甚患赵之不出臣也。”苏秦，甚至点名要求燕昭王派某某两位使臣，前来赵国搭救自己。看来苏秦确实急了，开始叫唤上了（没有第一封信那么镇静，故意不提搭救的事）。
燕昭王这回没再拖延，派出苏秦点名要的两位使臣“田伐、使孙”，跑到赵国，向赵国当局拘留苏秦的行为提出严重抗议，说：“你们扣留寡人的臣子苏秦，犹如免寡人之冠也！”在当时，有身份的人要戴冠——冠不是帽子，冠没有帽子的防风护发作用，它只是个奇形怪状的长条条，插在脑袋顶上，是区别身份的标志，类似选美小姐戴的钻石冠，是荣誉。免冠表示谢罪。你们免寡人之冠，岂不是揪寡人的头发，蹬寡人的鼻子和大脸。
在苏秦接下来的第三封信里，透出一点灿烂的阳光：“您派来的两个使臣，甚善。现在李兑、韩徐为对臣的态度逐渐转好，甚至露了点口风，答应我可以离开赵国。”但是这缕阳光很快又被另一片乌云掩盖，“齐泯王得知我被困于赵的消息，对赵国的行径表示勃然大怒。他特意派来使臣叱责李兑。还威胁李兑，假如李兑不释放我，他就跟秦国结好，夹攻赵国，（齐泯王是个讲义气的糊涂人啊！）李兑听了，也勃然大怒。派人质问我，问我是不是偷着又唆使齐泯王背赵结秦了。我答以‘I don’t know’。李兑气得没法。总之，齐泯王前来骂街，意思是想救我，结果好心却办了坏事：齐赵互相憎恶，李兑归罪于我，以为是我阴谋挑拨的。我恐怕再拖下去，前景甚为可怕，我将没救了。请您派人反复言说，必毋使我久留于赵。”
苏秦这前后三封陈情书、求救信，文辞因时而变，幽微曲折，别有风格，算是中国最早最好的书信体散文了。终于，在燕、齐两国的压力之下，赵国宣布放人。苏秦捱过了前后数月的羁留，脱离了赵国的虎穴，从一场恶梦中全身而出，扬鞭策车，回奔齐国。
一路上，苏秦望着车辙所压过的残雪，看见雪中冒出的草芽，心中涌起一些哀伤的念头。天气已经从来时的八月，变成了残冬的末尾。那些国道两旁远处的深林里，绝无人迹，雪迹于是很多。傍道的大河，半结了冰，河水在冰下缓慢地运行。依旧是那些大雁在冰上飞掠。它们肥重的躯体，贴冰滑翔。收翅息足的瞬间，动静却伶俐地很。更多的大雁则在雪中寻草，它们似乎比人类更加自由。
这个生逢其时的中年人——苏秦，剩下的日子将更加艰难。
苏秦之死十
苏秦的目标很明确：先五国攻秦，促使齐秦关系破裂；再离间齐赵，使齐与三晋关系破裂；最后，合秦国与三晋之兵加燕国以攻齐，实现弱齐强燕的根本目标。这三个步骤，就是扁担歌的三个乐章。通过苏秦的一番搅合，最终要把东西两极中的东极强国齐国，搅合下历史舞台。这里边的错综复杂，颇费周章。
苏秦被营救离开赵国以后，进入齐国，终于成功地挑拨了齐、赵关系，说服齐闵王，不把蒙邑封给奉阳君，使齐、赵邦交彻底恶化，给苏秦的第二乐章，划上了完美的休止符。李兑一看，“大上海”跟自己无缘了，异常暴怒，正式宣布跟齐国离交，并且在公元前287年、286年，连续两次以“赵梁、韩徐为”为将，攻齐。
苏秦预期计划中离间齐赵的关键第二步，成功了。
这时候，燕昭王对苏秦的不信任也与日俱增，终于用特派员“盛庆”来通知苏秦，让苏秦收拾收拾东西下岗，另派他人接替苏秦的职务。苏秦感到自己很委屈，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燕王，申辩冤情：
“齐国是燕国的心腹大患。燕、齐交恶，由来已久。我的基本计策是：臣在齐国卧底，大者可以让齐国不谋燕国（不谋进攻燕国），其次可以恶齐、赵之交。齐赵交恶，以便王之大事（报仇雪恨）。”（注意：这里苏秦喊燕昭王为“王”，电视剧里一口一个“大王”地喊，好像山大王一样，其实不对。真实的情况是喊他们“王”。苏秦甚至从前呼燕昭王为“足下”。现在形式窘迫了，快下岗了，不敢自负而呼“足下”了。）
“臣受命任齐以来，齐兵数出，未尝谋燕，甚至撤走邻近燕国的北部边防部队——用到攻宋方面。（这是我的功劳啊，燕国处境安全了）。
“臣赴齐开展地下工作之前，知道必然有人中伤我：如果我在齐国混的好，贵重于齐，燕国的大夫们必然怀疑我叛变。如果臣在齐国混得差，职务低下，燕国臣僚必然又轻看于臣。如果我在齐国混得好，就就会对我不断提出更高要求。齐国一旦对燕国有什么指责和进攻，燕人就又必然归罪在我身上。如果天下诸侯不进攻齐国，就又说我善于为齐谋划，替齐人着想。一旦天下诸侯攻齐，燕人又会和齐国一起抛弃我。我的处境，危如累卵啊。（确实不好干啊。如果要下岗，就下岗吧，这也不是什么好差使。）
“大王曾经对我说过：‘寡人一定不听众口造言，寡人坚定不移地信任你。为了成就大事，你哪怕和齐国谋攻燕国，必要地话，也都可以！你带上家属全去齐国，以取得齐王的信任，寡人也不会计较。’
“现在，大王听了众口造言，以我为有罪，我感到很恐惧。当初我困在赵国，大王为了救我，派人对赵国嚷嚷：‘扣留苏秦，犹如免寡人之冠！’臣之感激大王，深入骨髓。臣甘死乐辱，以报大王。”
这封信写的情真意切，没有纵横家文章一贯的那种铺排驰骋的气味，都是平朴真率的肺腑之言。在接下来的一封信里，苏秦则显得比较激亢，和燕昭王进行了一番虚拟的理论大战，辨析“信义”的概念，以求自清——因为有人在毁谤苏秦“左右卖国反覆之臣也，将作乱”。
苏秦在辩论中写道：“今日愿跟大王您作一番假想的对谈。假如我说：我苏秦孝如曾参，信如尾生，廉如伯夷，以次侍奉大王，是否足矣？大王说；足矣。
我说：您觉得足矣，我却不肯侍奉您了。我孝如曾参，曾参这个人，天天守着父母，一宿也不肯外出，为此不惜拒绝做官，从而获得了孝的美名。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步行于千里之外，为弱齐强燕而奔走谋划呢。尾生这家伙，跟女朋友相约于木桥下，女朋友不来，发了大水，他守信不走，抱柱而死（活该）。这样的人，不肯诳诞，何能为燕国谋利呢？而伯夷那个老家伙，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不肯为武王臣子。他不肯为武王臣子，又何益于您的国家。所以，孝廉仁义之人，做不来事。大王必说：难道仁义不好吗？我说：仁义当然好，仁义没有错！但仁义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仁义乃自复之术，非进取之道也！”
苏秦的意思是：仁义的作用只限于个人道德伦理的修养，能够自为，却不能进取。“孝”贯彻到极至，作用止于“养其亲”；“信”充其量是“不欺人耳”，都是自为，而不是进取、为人；“廉”对于其本人，只能作用达到“不窃人之财”，绝不可能“使之步行千里之外而行进取于齐”，去完成富国强兵、兼并称霸的大业。
以苏秦为最高代表的纵横家，尖锐地指出“仁、义、忠、信、孝、廉”等等儒家信条，以及只是“所以自为”的“自完之道”、“自复之术”，无助于大事。曾参、尾生、伯夷，这些儒家道德典型，虽然也并不坏，但纵横家看的不是“为己”的“自复之术”，而是“为人”的“进取之道”。纵横家主张把“为人”的社会政治活动，与“为己”的道德伦理修炼，区分开来。
这就在中国整部几千年的历史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提出了以“进取之术”而不是“自复之术”（道德完善）作为评价人物的第一标准，具有非常强的革命精神。这里，苏秦并不是要否定道德，苏秦只是反对把个体道德（这种“自复之术”）作为评价人的社会行为的第一标准。可惜，在中国未来两千年的历史中，这个标准正好掉过来了。道德挂帅，“自复之术”，成为评价臣子的第一要务，国人不务实而务虚，不求功而求道德作秀（工作作风之类的词，满天飞），那就无聊乃至可恶了。亦可悲哉。
富于进取精神，就是纵横家的风格。苏秦在信中末尾写道：“臣进取之臣也，不事无为之主。自复之术也，非进取之路也。（意思是，如果您最最看重的就是仁义道德这些自复之术，那我就算了！）——臣请辞归而回到老家洛阳，回去挑着筐种地，不要辱于大王之廷了！”
自复之术也，非进取之路也。苏秦的这句话，值得我们记住。
大约经过苏秦的一番理论攻辨，燕昭王也暂时放弃了拿道德仁义这些人品方面的东西评价苏秦了（这并不是说，苏秦在这方面不行），于是那些攻击苏秦品性不端的人，也就失去了立脚点，燕昭王命苏秦继续留在齐国当间谍。而那些人攻击苏秦品性不端，主要是“反覆不信”这一罪状。试想，当间谍，能墨守诚信吗！能不反覆吗！拿儒家道德作为论人第一标准，尚且可能失去进取的积极意义，拿它甚至去论间谍，那更真是没天理了。
苏秦之死十一
齐秦关系已经“离”了，齐赵关系也已经“恶”了，天下诸侯联手攻齐之事，箭在弦上，这时候，好大喜功的齐泯王在苏秦的唆使下，发起了第三次灭宋战役。苏秦认为，齐国地大人众，不经过认真消耗，民力穷弊，诸侯是干不过它的。俗话说：“骐骥之衰也，驽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所以必须让齐泯王发起第三次灭宋，也只有彻底灭宋，才能真正惊起诸侯的振恐和实质性的反齐大联盟行动。
这时候的宋康王也已经极端变态了，爆发出很多更年期的特征，整天喝酒，酒精中毒更使他神经失常，异常暴虐。凡群臣中有来劝谏的，都被他射走。他杀人愈多，臣下也对他更加反感。他曾对身边一个叫唐鞅的人说：“我杀了那么多的人，为什么臣下更不怕我了呢？”唐鞅说：“你杀的都是有罪过的人，那没有罪过的自然不怕你。要是你不分好坏，想杀谁就杀谁，臣下对你定会害怕的。”宋王偃照此办理，想杀谁就杀谁，不久，连唐鞅也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