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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专×制欲望，深知君主必须独制的政治法则，而刚好吕不韦也迷恋权力。解决这类争端的办法当时只有一个：秦王政或者吕不韦，其中一人实质性的退出权力结构的最高层次。
于是，秦王政命令吕不韦退休，回到封地洛阳去，罪名是与嫪毐叛乱事件有牵连（这话也不是完全捕风捉影，至少嫪毐当初是吕不韦抬举起来的）。秦王政说：“本来应该诛杀吕不韦的，但念于他事奉先王功大，再加上你们这帮游士辩客的游说，寡人才不忍致法，姑且退休吧。”
吕不韦谢恩，被发配去了河南！当时正值十月，一场西部的大雪，出人意料地到来，在某一个不为人知的夜晚，它悄然无语地洒向大地，咸阳作为一个庞大而孤独的城也不可避免地夹在雪中，黑夜中的雪线条条降下，城市的屋顶揭示出幽蓝的天空。一切仿佛梦一场：吕不韦被罢了官，赶出咸阳，惶惶如丧家之犬，年已五十来岁。
寒雨里的泥浆爬上行路者的鞋和马车车轮，马匹嘶叫着，开出函谷关。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吕不韦实在应该多看一些老子道家的书，但是他迷恋权力的老毛病跟他年轻时候用五百金投资子异时一样严重，吕不韦还是巴望着有一天能够重返政坛，所以借助诸侯各国的媒体（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宾客”）从野外向咸阳城施加压力。史书上说：“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意思是各地的媒体和诸侯使者纷纷向秦王政求情，络绎不绝。但是，适得其反，秦王政不但没有再次起用吕不韦的意思，反倒震惊于吕在民间和诸侯间巨大的影响力，恐其为变，立刻发出更深更远的流放令，把吕不韦驱逐到偏僻的四川山沟里，看他还怎么跟媒体勾搭！
流放令是这么写的：“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你们全家快滚去四川吧。
吕不韦深感寒心，他其实并没有造反的意思，只是想重回政坛，襄助秦国大业，实现他在《吕氏春秋》上倡言的君臣合作共治。可惜他实在太不了解秦王政了，秦王政是古来最独的人，不肯与任何人分享权力。吕不韦在一片凄凉和愤懑之中，干脆举起鸩酒，饮鸩而死。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235年。
吕不韦的死，确实挽救了他的三族。否则，以秦王政越发苛逼的态度来论，吕不韦再跳耀下去，非得全家诛灭不可。吕的自杀，大约也是为着家族利益着想吧。
即便如此，吕不韦死后，还是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吕不韦的宾客及门生故吏数千人，偷着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集会，以为吕不韦出殡为名，从洛阳直至郊外的北芒山一带，折腾了一通。这种大规模的会葬行动不无政治示威之嫌。秦王政闻之，下令彻底打散这股势力。吕不韦的门生故吏，凡是有临葬者，一律驱逐出境；如果是秦国人，目前担任六百石以上月薪官员的，剥其爵位，迁徙于房陵。五百石以下月薪的，不管有没有临葬哭丧，一律迁徙，从而彻底把吕不韦的遗留势力清除了。秦王政还在政治舆论上嚷嚷道：谁敢再“操国事不道”（为国家办事不老实），如同嫪毐、吕不韦者，寡人必籍灭其满门！
秦王政确实是个寡人啊，而所谓“老实”（道）的标准，大约就是是否听寡人的话了。
通过秦王政的强压手段，人臣和群众无不侧目，再也不敢“不道”了，秦国政治，从此走向了一种缺乏臣民各阶层参与的极端独*裁*政治，法家倡导的强化君权，被秦王政错误地推向了极点。直到28年后，随着秦王政的死去，独*裁*政治再也撑不下去了，各阶层人奋起反抗，大秦朝迅速坍塌解体。
独*裁*，不但不利于稳定，也不利于建设。因为他剥夺了臣民各阶层的参与权。
秦王政的独*裁*，葬送了秦国一贯的进步的清明的政治作风，倘不是他，大秦朝在统一六国后将不会如此短命。
潇水曰：秦王政的专独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对吕不韦事件的打击面越拓越宽，直到开始“大索”，类似肃*反运动，排查任何与嫪毐、吕不韦有牵连的人。到了最后，秦王政干脆发现所有六国来的人，都跟吕不韦都有牵连！于是他下达历史上著名的“逐客令”，一反秦国在历史人任用六国人才的优秀传统，大举趋散六国来的布衣英才，暴露了秦王政的独*裁*面目。
这时候，吕不韦的门客之中，有一个叫李斯的英才，在被驱逐的道路上，冒着生死危险，上书劝谏秦王政，不要为了谋求稳定就自断其臂。人才没了，秦国虽然稳定了，不会再有造反了，但是谁去卖命打江山啊。相反，六国用了这些人才，秦国岂不危矣，这不是资粮于敌吗？快别干这样挥刀自攻以求清静的傻事了，清静是清静了，小鸡鸡也没了，没法传延后代啦。这就是李斯著名的《谏逐客疏》，古来烈士读之，无不扼腕共鸣振慨，李斯岂不伟哉！
秦王政也觉得自己是气糊涂了，于是停止肃*反扩大化，并且从此留意提拔李斯，李斯后来官至秦国宰相，这是后话不提。但是秦王政的专独性格，却其实一天也没有收敛。后来他每天阅读五十斤重的公文，一切国政细小皆专断于他，生怕被臣下架空了。秦国臣僚只能俯匍待命，无聊充数罢了。一切都是听他一人独自裁决。他实在是受《韩非子》的毒太深了，再加上年轻时候的嫪毐叛乱案，使他一辈子害上了被迫害狂妄症。
吕氏春秋六
我曾在博物馆里看到一只戈头，上边刻着“相邦吕不韦造”，这是吕不韦在这个地球上的遗物。其中“相邦”就是相国的意思，后来汉朝人为了避讳刘邦，才把史书上的相邦都改叫相国。
关于相国吕不韦的死，给我们一种普遍的启示是：做人要扎实厚道，不要投机取巧。
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善于“养气”“克俭”和“制欲”的自力更生的传统人民，总觉得放债和投机，不是件好事情。吕不韦却正是中国放债投机业的祖宗爷，放出一千斤黄金，回报是十年的万户侯，岂不让人又羡又愤。好在吕不韦投机取巧，终遭报应，万户侯转瞬变成粪土，一杯毒酒结束了这个放债投机家徒劳的一生。活该！
于是，还是不要投机冒险的好。实实在在、有板有眼地生活，一直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孔子也说：“放于利而行，则多怨。”我不懂“放于利而行”是什么意思，大约是“放债而行”吧。那么放债就不是圣人之徒，有失忠厚了。总之，不要学吕不韦就是了。
另外，商人也不要作。因为商人们的行径，是最接近投机和冒险的，是投机冒险家，和吕不韦差不多，都不是圣人之徒。商人即便发财了，名声也不好，地位也被圣人之徒定的最卑下。商人穿的衣服，按古代宪法规定，只许是素的白色，和哭丧的孝子一个打扮。可能是这个传统吧，中国也就失去了一种冒险和投机精神。倘若在美国，却不同，人人都会有一点点儿投机冒险精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要买一辆奔驰，中国人也许直接付五万美元，并且认为很酷，很有面子。而美国人则会只付一半，余下的分期付款，省出的两万五现金买国债或者炒股，期求在冒险获利。
这大约真是两种不同文化了。美国人也许会喜欢吕不韦的精明，但我们还是更喜欢稳妥，不喜欢投机，不喜欢吕不韦，不走投机和冒险的路子。
其实，吕不韦的死，并不关什么投机和冒险，也就是说，他的倒台并不是冥冥上苍对他当初投机的一种“报应”。投机并不会必然要死。吕不韦的死，有更深刻的原因：
吕不韦认为，君主不能滥用权力，必须对君权加以限制。这个思想他反复在《吕氏春秋》一书中提出，并且拿出了三种限制君权的办法。虽然都是好想法，却处处跟秦王政（后者更喜欢专揽权力）大唱反调。这就是吕不韦必死的原因所在。
第一，《吕氏春秋》书中主张分封制，以空间的分割来限制君权。吕不韦担心一旦建立一个大帝国，天下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就会导致君主独裁。所以他虽然也坚持贯彻秦国一贯的对外兼并扩张政策，但不以建立一个大帝国为最终目的，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分封制体系，也就是他宣称的：“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只进攻诸侯中的坏诸侯（“暴”者），把坏诸侯（“暴”者）干掉，以其土地转封给贤人，成为新的诸侯。
让更多的贤者分享政权，以便限制君主的权力，这就避免了帝国独裁。吕不韦在书中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就是和帝国专制大唱反调。当然，吕不韦的这个“天下人”，不是指一般所有能喘气的人，而是指英豪贤能。
其实，吕不韦试图保留分封制，未必为错。分封制首先可以如吕不韦所理解的那样，避免一元独裁（通过地盘的分割，来限制君权的膨胀）。这符合吕不韦“反独裁”的思想。同时分封制也有它的现实意义：以当时落后的技术手段，庞大的中国硬要统一成一个大帝国来运转的话，管理成本一定提高，管理效率却未必提高。比如，国家版图过大了，交通手段却落后，财富和赋税向中央运输，势必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运输价值一钱的物资给中央，需要耗费几十个钱的人工和路费。中央所得的甚少，而民间受其毒苦已深。人们饱受毒苦，所以陈胜吴广带头一闹，也就都跟着闹了。这是汉朝人对秦帝国灭亡原因之一的总结。
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一书中，还认可了第二种限制君权的方法：即以武力限制君权。按照正统观点，人民拿起武力对付君主，那是犯上作乱，但吕不韦不这么看。他说，对于愚君，要叫他下岗，以禅让的办法避位（所谓“与贤”）。而暴君，下民则可以直接推翻他，所谓“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至少能揍他一顿，所谓“行罚不避天子！”。吕不韦讴歌了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的革命行为。。
第三个限制君权的办法，吕不韦强调君臣分工。君要“处虚”，“执其要”，把权力下放给大臣，而不能太过分地干预下属。臣子是要“忠”，但忠是忠于自己的职事，而不是忠于某个人。显然，这样的君臣观，是从“公天下”和“利于群”的原则出发的，是积极的，有利于国家的，不能简单理解成吕不韦想夺权。
总之，吕不韦的思想，带有现代民主政府的特色，他一反商周以来的“家天下”观念，大胆提出限制君权，反对独裁，反对法家君权至上的理论体系，这都体现在《吕氏春秋》这本书里。《吕氏春秋》就是他的政治宣言。书中讲了无数小故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故事书，其实每个故事背后蕴含的都是吕不韦一套精密的治国理念。
吕不韦命令门客们把这本二十万字的大书写成之后，挂在咸阳门上给民众们看，宣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言下之意，如果民众也挑剔不出什么反对意见，那么《吕氏春秋》就可以主导起秦国的意识形态，从而迫使秦王政也接受“吕不韦思想”——即书中所反复表达的观点：限制君权，君主处虚，与大臣分权共掌国家，所谓“公天下”、“反独裁”——我们把引号中这两句统称为“吕不韦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