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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司汤达的勤奋工作，当然也有那位拿破仑的重臣皮埃尔·达碌伯爵的帮衬，他于1810年2月升任帝国的会计检查官，继而又担任了拿破仑在德国的皇家领地总管。
这段时期，是拿破仑帝国的鼎盛时期，也是司汤达一生中的得意阶段。军旅生涯使得这位法兰西青年变得成熟干练，同时，也使他确立了一生追随、崇拜拿破仑的政治主张和共和主义的社会理想。即使在后来身处逆境，流离他乡时，他也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败走莫斯科
拿破仑称帝后，对国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国外竭力进行扩张，企图独霸全欧。在历次反法同盟中，英俄两国无疑是最强大的敌人。1812年，拿破仑把进攻的目标定在了俄国。这次侵俄战争，是拿破仑帝国走向未路的开始。在司汤达的竭力要求下，他获准又一次奔赴前线，担任了军事委员、近卫军军需参谋。他跟着拿破仑皇帝亲自率领的五十一万大军，长驱直入，向莫斯科进军。一路上经过了斯摩棱斯克的战斗和波罗季诺极为惨烈的血战，占领莫斯科时，法军只剩下了十万人。莫斯科的守军和居民都已撤走，留下的是一座空城。当天晚上，莫斯科又燃起了大火，烧了六昼夜，焚毁了不计其数的仓库、商店和住宅。法军远离国土，既无粮草又缺寒衣，大量士兵在饥寒交迫中染上疾病得不到医治而死去。而这时，俄国人民反侵略的意志日益高涨，决心同法国侵略者血战到底。农民们组成游击队，协助俄国将领库图佐夫的军队，处处打击法军。到1812年12月底，法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了。拿破仑丢下了溃败的残军，几乎是逃跑着取道德国返回了巴黎。
司汤达经历了整个这场磨难。他在这次远征中立下了奇功。他带领一支人数不多的龙骑兵护送队，口袋里装着巨大数额的卢布，深入到俄军地区，完成了采购粮食的艰巨任务，并把这些粮食分送给退败的大军。然而由于这场战争的失败，他的这一功绩也只能是一次痛苦的记忆。司汤达在撤退中和部队走散了，在俄罗斯大雪的道路上流浪了一百多天，才回到巴黎。他虽然仍在军队中任职，但他已经看到了拿破仑的统治摇摇欲坠的前兆。被法军占领的各国人民纷纷起来争取民族独立。第六次反法联盟组成并对法宣战。1813年10月，拿破仑在德意志境内的萨克逊同反法联军展开战斗。在莱比锡决战中，与法同盟的萨克逊军队在战场倒戈，使法军惨败，退出了萨克逊。莱比锡战役失败后，拿破仑帝国内部陷入了分崩离析和众叛亲离的境地，而联军则穷追不舍，长驱直入，终于在1814年3月31日进入了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被囚禁在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
司汤达的命运，是和拿破仑帝国的命运紧密相联的。正像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的：“1814年4月我和拿破仑一起下台了……”
烧炭党人的朋友
拿破仑退位后，随之而来的是波旁王朝的复辟。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在联军刺刀的保护下回到了巴黎。司汤达痛切地感到“象我这样一个到过莫斯科的人，在波旁王朝的法国除了受屈辱外不会再有别的。”因此，他离开了巴黎前往意大利米兰，客居七年之久。他在这里读书、旅行、写作、欣赏意大利的音乐美术和追求爱情。此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就是参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争取祖国自由和解放的革命斗争。
当时的意大利，仍处在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之下。一批爱国志士正在为意大利的自由和解放进行着艰苦的斗争。起初他们是一群在亚普里亚和卡拉布里亚的丛山峻岭中伐薪烧炭的工人们组成。白天烧炭，晚上就接待来自各地的流亡者、被放逐者和起义者。因此被称作“烧炭党”。他们的革命活动目的在于组织和吸引受压迫、有怨气的广大的意大利民众，通过全国性的武装起义，推翻奥地利统治，建立意大利共和制度。他们不仅在“根据地”深山密林里活动，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力量，而且在大城市，在统治者的上层和军队中也安插自己人。后来，烧炭党组织迅速发展，由它所领导的“从蛮夷的统治下解放意大利”的斗争席卷了整个意大利。
司汤达对烧炭党人的斗争非常同情和支持。他来到意大利以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米兰，但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1817年，他出版了《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这部旅行随笔。这不仅是一部描写意大利自然景色、名胜古迹的游记，还是一部真实生动的社会政治见闻录，具有鲜明的批判特色。司汤达把批判的矛盾指向奥地利统治者和反动教会。他揭露奥地利国王每年仅向米兰一城就榨取三百万巨款，讽刺奥地利警察当局败不堪，贿赂成风。对在异国统治者卵翼下的意大利封建贵族阶级和上流社会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在旅游过程中，每到一处都不记追叙拿破仑在1800年到1814年统治意大利时的建树，宣扬拿破仑的深远影响和人民怀念拿破仑的情形。这部作品出版后影响很大。法国伟大诗人歌德赞扬作者“文笔生动，流畅自如”。还说这本书只读一遍是不够的。这部作品，第一次使用了“司汤达”这一笔名。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得知 《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的作者司汤达就是他在意大利结识的好朋友亨利·贝尔时，喜出望外，立即提笔给司汤达写一热情洋溢的信。然而，这部作品在奥地利统治者那里，其影响就完全是另一个方面的了。这个旅行随笔使他们大为恼火，他们将它宣布为禁书，并到处寻捕其作者司汤达。
司汤达在米兰化名阿里戈·贝尔。他白天无忧无虑地读书、写作、听音乐、进行社交活动，晚上则仿佛过着另一种生活。他经常在自己的寓所秘密地接待烧炭党人。米兰的烧炭党领袖人物之一孔法隆耶里就是司汤达的好朋友。司汤达把意大利的解放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烧炭党人也把他视作他们队伍中的一员。司汤达在旅行到都灵时，曾以工程师多梅尼科·维斯马拉的化名进行革命活动，参与策划了武装起义。这位曾经转战欧洲的拿破仑手下的老兵，也常常直言不讳地向烧炭党组织直陈己见，指出他们的斗争实践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和误区。他曾经在一次烧炭党人的聚会中指出他们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争取广大的工人、农民对革命活动的支持。他认为，“问题根本不在于必须赶走站在从梅尔坎蒂到拉·斯卡拉的广场上的奥地利龙骑兵的夹道队列，并把某个米兰商人选为省长送进圣马加里塔去接替奥地利人。问题在于，无论是在都灵，还是在米兰，没有一个工人理解你们的运动。我去过都灵的一家工厂，那里安静得象坟墓一样。奥地利人甚至没有往那儿派纠察队。”虽然烧炭党人对他的观点不能接受，但司汤达是在进忠言，这一点大家心里明白的。
当时，奥地利当局对烧炭党人的活动非常惧怕。认为“不久后整个意大利老百姓会到处造反。”所以他们加紧了对烧炭党人的搜捕和镇压。他们甚至把宗教组织耶稣会变成自己的鹰犬，秘密地刺探烧炭党人的活动。米兰的主教萨尔活蒂就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奥地利特务头子。他们还对作为烧炭党人根据地的深山密林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不许人们给烧炭党人送食物，企图把所有的烧炭党人都饿死。有的百姓出城时，身上被搜出一块面包，就在城门附近被当场枪毙。所以当时的烧炭党人几乎都改名换姓，联络时多靠记忆而不诉诸纸笔，对叛徒格杀勿论。
1821年间，由于革命力量与统治者力量的悬殊，以及烧炭党人自身的弱点，都灵的起义失败了，米兰的烧炭党组织也被严重破坏。包括孔法隆耶里在内的大批烧炭党人都遭到了逮捕。许多人壮烈牺牲。孔法隆耶里被判处绞刑，后来又改判为终身监禁。就在当局疯狂地搜捕烧炭党人的时候，司汤达也遇到了极大的危险。幸亏他的外国侨民身份和惯于使用化名进行活动，才得以涉险过关。
在那次例行的检查中，奥地利检察官看了司汤达的证件，惊叹道。“啊，您是法国人！在当前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外国人留在米兰实在太危险了。”他限定司汤达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米兰。同时，这位检察官还向这位法国人打听司汤达男爵和一个叫维斯马拉的工程师的情况，因为他们正在四处搜捕这个人。其实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个，而且近在眼前，就是这位持法国护照的亨利·贝尔。不过司汤达毕竟是经过战争场面的人，他不动声色地应付了这次检查。处境如此险恶，司汤达不能再在这个国家呆下去了。第二天早晨五点，他坐上驿车，带着难以名状的忧伤和失落的心情离开了米兰。
就在司汤达与奥地利检查官机智周旋以后的一个星期，特务头了萨尔活蒂正在为没有抓住那个叫维斯马拉的工程师而伤透脑筋。他虽然不知道这位神出鬼没的工程师就是法国公民亨利·贝尔，但他相信只有亨利·贝尔能够提供有关维斯马拉的情况。可是当他知道亨利·贝尔已经被驱逐出境以后，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
奥地利当局为搜捕司汤达下了一道通缉令：
立即逮捕法国公民、原军事委员会专员亨利·贝尔，并要求他供出
那个化名多梅尼科·维斯马拉，去过都灵的工程师的所在地点。维斯马
拉曾利用一些伪造的护照在半岛的许多城市居留过，并用司汤达男爵的
笔名写了一些被维也纳当局所查禁的书。鉴于维斯马拉这个自由派分子
与烧炭党小组之间的危险联系，兹命令在取得法国公民贝尔的口供与多
梅尼科·维斯马拉对质后将维斯马拉处以绞刑，当即报告执行情况。因
为此项遵照首相梅特涅公爵的意见而作出的判决已于1821年6月22日
经奥地利神圣国王陛下核准。
但此时奥地利当局对司汤达已经望尘莫及。司汤达安全地回到了巴黎。
结 交 拜 伦
1816年的秋季，法国大文豪司汤达与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意大利相识。
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贝尔正和几位朋友在米兰斯卡拉剧院的包厢里看戏。这时一位黑头发、大眼睛、气宇轩昂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当人们听说他就是才华横溢、誉满全欧洲的诗人拜伦时，立刻肃然起敬。贝尔虽然没有象其他人那样表现出热烈的情绪，但对拜伦的大名，他是早已熟知，并且由衷敬佩的。
拜伦比贝尔小五岁，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一类文人。他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1805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他兴趣广泛，博闻强记，在大学二年级时，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懒散的时刻》。两年后又写出长诗
《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辛辣地讽刺了当时英国具有消极浪漫主义倾向的“湖畔派”诗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