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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样)或作为镇墓的神物,无论其用途如何,都具有很强的装饰性。此外,
70年代妇好墓出土了一批小型动物石雕,其中有牛、龟、熊、虎、鸟、蜂等,
有的可能用作祭祀之,有的可能用于观赏。这些石雕均能抓住对象的基本特
征,形象概括,虽无明显动态感,倒也颇具神韵。
玉质圆雕的人像和动物,以前所见很少。妇好墓中的许多这方面出土物,
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它们的窗口。出土的“圆雕玉人像通常都呈跪坐姿态,双
手扶膝,发式富于变化,衣着也颇为讲究,可见不是社会下层人物。其造型
上都不同程度发挥了立体雕塑的艺术手段,形体细部的刻划,比石雕具体,
①
但有些部位(如眼睛)每每采用绘画性的(阴线)手法。”动物形象要比人
像生动,如小屯出土的长鼻大耳玉象,其形象逼真,肥体长耳,站立扬鼻,
于浑朴中见生动。出土的玉熊也憨态可掬,惹人喜爱。
总的看来,商代的雕塑艺术,“不论浮雕或圆雕,其作风是写实中具有
朴实的装饰趣味;威严庄重之内则有神秘诡怪之感。这正是当时奴隶主重鬼
神尚威势的思想反映。”①
(4)乐、舞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当人们凭借自身的体力和脑力无法征服或理
解对象的时候,便转而把希望寄托于神,因此对神的崇拜,在古代世界的人
们中是普遍存在的,商代亦然。《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
事神,先鬼而后礼……”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这种诸事都要拜神卜筮、宗教
活动繁多的情况下,一种兼管这类活动的专职人员就应运而生了,他被称为
“巫”。巫的日常工作是求神问卜、沟通人与神的联系,并且是专业的音乐
舞蹈家。我们今天使用的“舞”字,在那时的“巫”字为一个字。也许当时
人们认为乐舞可以通神,可以娱神,因此,人们通过歌舞,向神祇表示崇拜,
祈求保佑。统治者为此更是不借花费巨大的人工、财力来制作精美的乐器,
他们驱使艺匠们铸钟镂磬,雕白虎于磬面。1950年在安阳武官村商大墓出土
的虎纹大石磬,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该磬长84厘米,高42厘米,厚2。5
厘米,通体饰以虎纹。其声清朗浑厚,堪为稀世珍宝。从磬体上方有显著磨
痕的悬孔来看,此磬大概是一件曾被长久使用过的乐器。就文献记载和考古
发现看,商代乐舞很发达,当时已能用石、铜、革、竹、木等不同的质料制
成饶、磬、鼓、埙等多种乐器,其中有些乐器是成套组成的,可以演奏出各
① 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通史》第1 卷,第189 页。
① 李浴:《中国美术史纲》,第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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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优美的乐曲。但是由于革、木、竹这些材料易腐朽,没能保存下来,而石、
铜质的乐器有幸保存到今天。1976年6月,在湖北崇阳县大市河的岸边,出
土一件商代兽面纹两面铜鼓,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件铜鼓。
这件兽面纹两面鼓,凝重浑厚、造型华丽、纹饰清晰、气魄雄奇,极其
引人。通高75。5厘米,鼓面直径39。2厘米,重约92。5公斤。鼓面呈圆形,
素面。鼓身皆为云雷纹构成的兽面纹。鼓正中有一盖纽,并有一穿孔,用以
系绳。推测,“此鼓既可平置又可悬吊。与这件铜鼓形制相同的还有一件,
被称为双鸟饕餮纹铜鼓,现藏于日本住友氏处,曾著录在《删订泉屋清赏》、
①
《商周彝器通考》等书内。”该铜鼓通高81。5厘米,鼓面直径44。5厘米,
其鼓面是横仿蟒皮的纹饰。鼓身两侧各饰一人首。从两鼓的重要特征看,二
者应同属商代。这两件铜鼓实物的发现,使我国用铜制鼓的时间,比文献记
载提前了1000多年。此外,铙也是商代常用的乐器。湖南宁乡曾出土了重达
154公斤的商代四卧虎大铙,在铙口内壁两边各铸对称两只卧虎,装饰手法
别具一格。
商代具有代表性的乐舞是《濩》。它是作为祭祀与炫耀武功的乐舞,“濩”
的字义含有统辖、统率之意。乐舞《濩》实际上是赞颂武力征伐夺权王权的
内容,它象征着奴隶制国家权力的威慑力量。此外,据说当时还流行求雨的
《舞雩》以及驱疫的《魌舞》等一类的宗教乐舞。
4。西周艺术
(1)建筑
《诗经·小雅·斯干》篇赞美周初的宗庙建筑给人以“如鸟斯革,如翬
斯飞”的美丽印象。的确,西周的建筑艺术在继承商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
发展。瓦开始被使用,并且在房屋造型上出现了屋檐上反、四角起翘的形式,
前面的赞美之词也正反映了这点。另外,西周的建筑还朝着更合于“礼”的
目标发展着自己。
在今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发掘出一座西周早期的建筑遗址。这是一组大规
模的建筑群,座落在一整片东西宽32。6米,南北长46米的夯土台基上。建
筑群由3个庭院及其四周的房基组成,布局上具有王宫建筑的特点。除此之
外,还发现有少量的绳纹瓦,尽管这瓦只用于屋顶的脊、檐、天沟处等局部,
但毕竟是建筑材料及建筑技术的革新。
另外,从西周开始,在建筑上规定了一套礼制,如《尚书·顾命》与《周
礼》所定的宫室宗庙制度有“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前朝后寝”以及庭、
堂、阶、室、东序、西序、左塾、右塾、毕门、应门等等。这种型制不但制
约于当时,也被后世所承袭。
(2)工艺
①青铜工艺。西周初的青铜器,造型和装饰与商代差别不大,基本上承
袭了殷商那种器制厚重、造型与花纹稳健富丽且带有神秘的特征。当然,变
化还是有的,那就是器物上的铭文逐渐增多,凤纹极为盛行,整体风格逐趋
典雅。这一时期的代表器物首推大盂鼎,它是西周具有重要价值的重器。“清
朝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眉县礼村(也有传出土于岐山的)。器高约100厘米,
① 杜逎松:《步入青铜艺术的宫殿》,第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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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153。5公斤。圆形鼓腹,口沿二直耳,三蹄足。器身和足上部均饰有兽面
①
纹。兽面纹镌刻深峻,鼻眼凸出,神态威严。”鼎腹的造型及鼎足的样式开
始呈现西周鼎的流行式样,器口花纹属殷代题材,但已处理成西周方式。腹
内壁铸铭文291字,书体保留有商代后期风格,笔划首尾作尖细状,但其中
间部分呈粗笔的所谓波磔体特点。书体雄劲优美,极富神采。在青铜器上铸
刻铭文起于商,商早、中期的铭文类似于图腾、图象文字(近似甲骨文体势),
到了商晚期,铭文为二字名号,后增至三五字的短辞,商末有达40多字者。
制造多字铭文的风气,始于西周,文字最多的是毛公鼎,铭文竟达近五百字。
大盂鼎上的铭文记述了康王23年对贵族盂的一次策命。西周铜器铭文不仅提
供了研究西周历史的极有价值的文字资料,同时也在文字、书法、文学等方
面显示出重要的艺术价值。除了大盂鼎之外,周早期的代表器物还有 1976
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武王伐商时代的利簋。这是西周最早的一件铜器,此器
是周灭商后第七天铸造的,因而又称为“武王征商簋”。再有1963年陕西宝
鸡出土的成王时的何尊,腹部饰有饕餮纹,四面扉棱起伏凸出,给人以庄重
肃穆之感。
西周后期,青铜器造型与花纹均趋向简单。商朝人嗜酒,周朝人禁酒,
故盛酒器爵、角、斝、觯几乎绝迹,而新出现的盛食器簠、盨,注水器匜,
其造型大方而实用。但是,用于灌祭 (即祭祀时将酒洒于地下)的酒器仍有
许多出土,主要为鸟兽尊。从器形上看,兽足鼎颇为流行。花纹方面,重环
纹、瓦纹、鳞纹等成为文饰图案的主流,而饕餮纹、夔龙纹那种冷狞神秘的
纹饰渐少,开始显示出少神秘较自由的迹象。比起商代,西周所制作的青铜
器不把装饰看得那么重而更侧重纪事,故铭文更长了。后期的重要文物有曶
鼎、卫鼎、虢季子白盘、大克鼎等。大克鼎,高93厘米,重120公斤,于清
光诸年间(1890年)在陕西扶风出土。该鼎腹部饰以西周后期典型的环带纹;
双立耳,微向外倾;鼎足饰半浮雕的面纹,足上部有扉棱,下部略向外侈,
呈马蹄形。腹内壁铸有铭文291字,共28行,行款整齐、笔法雄浑,为金文
佳作之一。总的说来,这时的金文书法艺术,行款整齐均匀、字体严谨精致,
竖笔常呈上下等粗的“玉柱体”,且精致娴熟,达到书艺绝伦的成熟境界。
②玉器。玉器到了西周完全礼制化了被赋予了更多道德化的含义,这使
得它身价倍增,以至于被奉若神明,发挥着其它工艺美术品所不能替代的作
用。如强调“大玉不琢”意思说尊贵的礼玉要保持形象的纯洁与朴素。更进
一步,玉还被视为有仁、义、礼、智、信等多种美德,如玉的“润泽以温”
是仁,纹理自内显露于外是义,敲击时音响舒扬远传是智,等等。除了用于
礼器外,玉被用于佩饰玩赏者也不少,如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出土的玉器有
“玉牛头1,鹿头1,龙1,鸟2,兔2,蚕2,鱼5,蝉1,共象生玉15。其
他尚有璧、玞、璇玑、韘、半环、曲玉等环曲形玉16,戈、匕、璂、版、柱、
①
小腰梯形等直方形玉11,共42。”而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的玉石竟达1300
件之多。可见,玉器被使用的规模之大。但是在工艺技术和艺术上,基本承
袭商代,没有显著的创新,只略见活泼自由而已。
在许多大墓中,也常发现有精美的骨、角、牙等材料制作的工艺品,想
必皆为奴隶主贵族们的把玩之物。
① 杜逎松:《步入青铜艺术的宫殿》,第97 页。
① 郭宝钧:《中国青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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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代的陶器工艺比商殷时代没有什么发展,反而呈衰落之势。但值
得注意的是陶瓦的出现使制陶工艺又开辟了新的天地。
(3)雕塑
西周的雕塑艺术在商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形象似乎更写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