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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自然主义的千秋功罪”一节中，我们介绍了左拉为文学带来新的内容，在左拉的笔下，文学描写的领域大大地扩展了，许多在左拉之前从未进入过文学作品之中的社会生活领域，如小酒店、大商场、贫民窟、洗衣坊、矿井、工场，农村的集市和农舍、交易所、菜市场、妓院，和在其中生活的工人、农民、妓女、商人、资产阶级、艺术家们一道，阔步走进了文学殿堂；左拉所倡导的面向生活实际的、注重观察、排斥臆想的创作方法，也为作品获得坚实的现实生活基础，杜绝闭门造车的创作陋习，带来了创作方法的革命；左拉注重科学，并将实验的方法和生理学理论直接带入文学创作，这些，都使左拉的创作具有了更多个性和特色。正如与左拉同时的著名法国作家莫泊桑在《爱弥尔·左拉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左拉是一个文学中的革命者，是一切陈旧事物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这位小说家创作出了许多杰出的作品，这些作品与他的本来的意愿相反，保留着史诗的特色。这些散文体长诗，毫无应有的所谓诗意，没有前辈们所遵循的章法，没有诗的俗套，也没有一家之见。无论什么事物，在这些长诗里都跟现实中一样一视同仁地予以表现，只是通过作家的这面永远忠实纯正的扩大镜，给反映得比原来的面目大了，但从来不会受到歪曲。它们或是讨人厌或是讨人喜欢，或是难看或是好看，各各不同。左拉以他粗犷大胆的风格激怒了所有仇视革新者的人们来反对他。他撕毁了和破坏了文学中一切循规蹈矩的惯例，根本不去理会这一套。他大胆使用真能表达原意的字眼，粗俚不雅的字眼。他对于转弯抹角的文雅句法充满傲慢的蔑视。他爱表现赤裸裸的真实，有时甚至做到故意挑战的地步；他喜欢描写一些明知道会激怒读者的事情，并且把粗鲁的字眼硬塞给读者，使他们学会消化这些字眼，并且不再感到恶心。他的风格是开阔的，充满形象的。他的语言丰富而激越，好像泛滥的江河要冲决一切。左拉生来就是一个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他的写作始终是为公众、为大众、为全体人民的，而不是为少数几个雅人。他丝毫不需要那些纤巧细腻的笔致；他写得明白清楚，文笔优美，读来朗朗上口，这就够了。
的确，能够像左拉这样为文学作出如此革命性贡献的，确实够了。
他以宏伟的气势，流畅的风格，继巴尔扎克之后，使现实主义文学以自然主义的面貌又一次主宰了文坛；他又以丰富的作品，为自然主义文学确定了主旋律，使得龚古尔兄弟所开创的那种细致、复杂、新奇感人的早期自然主义创作方式变得陈旧过时。左拉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中取得了如此引人注目的决定性的胜利，以致于在他之后的文学，就像著名的评论家弗莱维勒所指出的那样，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叙述和描写，那些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小说真正是从此一蹶不振了。
也许我们说左拉在法国文学史上享有仅次于巴尔扎克的地位并不算过份，因为他对于世界文学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在左拉之后，自然主义作为一个文学的重要流派在许多国家的文学中延续。在德国，在哈尔特兄弟、霍普特曼、康拉德、阿尔拜提等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团体，他们把左拉看作一个用自己的创作投入时代斗争的典范，是“巴黎人民，法国工人的代言人。他可以有权宣称，他创作了第一部真正的大众小说。” （阿尔拜提《自然与艺术》）他们热情地摹仿左拉，创造性地发展了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创作出了像霍普德曼的《日出之前》、《织工》等一大批优秀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尾崎颚堂、内田鲁庵、长谷川天溪、森鸥外等人将左拉介绍到国内，1906年，岛村抱月的 《被囚禁的文学》第一次深入阐述了自然主义文艺理论，随后，岛崎藤村的小说《破戒》和田山花袋的《棉被》，开始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真正的创作实践。他们提出“破理显实”的“平面描写”，强调在创作中保持客观，无目的、无理想、无解决，认为“不要对任何理想下判断，不要作任何解决，如实地凝视现实就够了。这就是自然主义。这就是艺术的范围。”（长谷川天溪 《排除逻辑的游戏》）他们强调“迫近自然”，强调人的本性的“自然性”即人的本能的野性。大胆描写人的本能的情欲和冲动，这些，显然与左拉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是一脉相承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然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下，日本还出现了“私小说”这种大胆剖析自我的文学流派，并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日本文学。在拉丁美洲，自从阿根廷的胡安·安东尼奥和巴西的席尔维奥·罗梅洛在19世纪80年代把左拉介绍到拉美之后，自然主义风行一时，阿根廷作家坎巴塞尔斯的 《迷途》着力描写疯狂的情欲和犯罪后良心的折磨；加尔维斯的《师范学校女教师》着力表现遗传和性爱冲动；墨西哥作家费德里科·甘博亚的《圣女》描写卖淫、凶杀以及上流社会的秽行，被视为拉丁美洲的《娜娜》；阿根廷作家米罗的《交易所》，暴露拜金主义和尖锐的利益冲突，很明显地表现出与左拉《金钱》的承继关系。这些小说对拉美统治者的刺痛如此之深，以致于他们在拉美掀起了围剿“千刀万剐的左拉的子孙”的大波澜。在意大利，自从文艺评论家卡普安纳自1870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介绍左拉和自然主义的文章以后，从自然主义中产生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真实主义。卡普安纳认为，文学应该直接从当生活中选取题材，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文学作品应当成为“人的文献”，不仅在艺术上应该有美学价值，而且应当具有科学性，成为科学的历史资料。作品应当力图避免表现作家本人的任何主观意图，应当成为一种不具有个人色彩的纯客观描述。
作家不必特别讲究修辞，而应该注意使语言适合作品所表现的特殊环境。从自然主义出发，卡普安纳当然也主张表现人的自然的属性。卡普安纳的主张经由他自己特别是另一位著名作家乔万尼·维尔加的创作实践产生了极大影响，许多作家纷纷仿效他们，形成了群星灿烂的真实主义流派，在这个流派的作家群中，还产生了192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齐娅·黛莱达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女作家。虽然真实主义流派并不反对作品的倾向性，也不反对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这与左拉所倡导的自然主义有所区别，但自然主义和左拉的创作对这个流派的影响是清晰可见而且十分深远的。
除了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左拉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和团体之外，左拉对许多国家的重要作家也产生过影响。如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和德莱塞，就常常被评论界尊为美国自然主义小说的大师，这是非常有根据的。以德莱塞为例，他塑造了嘉莉、珍妮、尤金、克莱德、赫斯渥等有血有肉、善恶并存的人物形象，但他在刻画这些形象的过程当中是那么冷静、客观，读者几乎看不出作者对于这些人物的好恶褒贬；与左拉一样，德莱塞也使用遗传和生理的观点来分析确定人物的气质，用本能来确定人物的行为。在德莱塞笔下，嘉莉在每一个关系她的命运的关头所作选择的动因，都是她的本能；珍妮性格的形成，源自她那温厚性情的母亲和稳重的父亲。在《三部曲》中，德莱塞为他的主要人物各自开列了生理档案，确定了从爱琳到丝黛芬妮·蒲纳托夫等各人所属的气质类型。这些，都可以看到左拉的影子。又例如被认为是19世纪西班牙批判现实主义主将的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他毕生的创作，都与左拉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19世纪80年代通读左拉作品之后，写出了《被剥夺遗产的女人》、《禁脔》等具有典型自然主义色彩的作品。和左拉一样，加尔多斯的这些作品把平凡作为艺术追求的目标，《被夺遗产的女人》写一个贫家女子因患有精神病的父亲给她留下一份证明她具有贵族身份的伪造公证文书而努力争取遗产继承权，最后失败沦为妓女的故事，原本可以具有高度的戏剧性，但作者有意避开激烈的矛盾冲突，着重描写主人公的生活和堕落的过程。《禁脔》写一个有教养的资产者处心积虑地勾引叔父的女儿，但却把这种通奸写得象左拉在《家常事》中对资产阶级淫乱的描写一样的毫无激情和浪漫情调。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剖析，而加尔多斯用来剖析他的人物人性的依据，同左拉一样是遗传学的理论和环境决定论。在描写的过程中，也是那么冷静、客观得近乎无情。再让我们看看英国以描写工业小城镇市民生活而著名的作家阿诺德·班奈特，他用平淡无奇的语言描写了五座普通城镇里人们平凡的日常生活，因而他的作品被人们称为“五镇小说”。在这些小说里，作者有意避开重大事件和高大的人物，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老妇人的故事》，写两个女人由活泼美丽充满生机的姑娘变为死气沉沉的老妇人的整个过程，其中即使遇到像普法战争巴黎之围那样的历史重大事件也有意地淡化，他的主人公在被围的巴黎中只是一个劲儿收购土豆和食品，用这卖给她的房客们挣钱；他也像左拉一样注重环境，强调环境对于人物的影响，但班奈特从更加积极的意义上接受和发展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在班奈特那里，环境的决定因素已不再是生理遗传的东西，而更是指的五镇环境的历史的重重积淀中形成的道德观念、社会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