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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亲亲尊尊”，鲁庄公就忍了，不跟庶兄庆父叫真。然而真当忍者并不那么容易，看看夫人跟别人私通，日久天长，鲁庄公受不了这精神刺激，肌体免疫力就随之下降，闹病死了。从政三十几年的鲁庄公磕磕绊绊，一生打了两三次大仗，娶了三四个老婆，带了一顶特殊的帽子，性格上有些懦弱，但还不至于庸碌，在长勺之战还露过一脸哩。公元前662年，鲁庄公结束了他悒郁的一生，变成宗庙牌位上的一个新名字。
庆父对庶弟鲁庄公的死表示出欢天喜地，蠢蠢欲动的他在鲁庄公几个儿子里边寻摸，挑了一个最小的孩子立为鲁闵公。八岁已经不尿床了的鲁闵公登上大典，叔叔庆父又后悔这个决定了。他想，让小孩当国君，固然便于控制，但是小孩子活得也长，等他死了我再接班不知要到哪辈子。
庆父做了许多加法、减法以后（当时使用棍棍儿算筹），终于决定杀死这个挡道的孩子。刚好这个孩子（大号“鲁闵公”）有多动症，喜欢跑到宫外偷吃夜宵。于是庆父派凶手把这无辜的孩子宰了。孩子死的时候，最后一口心爱的点心还没咽光。
庆父接二连三的暴行（杀死鲁庄公的大儿子公子般，这里又杀了小儿子鲁闵公），引起曲阜城内举国若狂的愤怒，上千群众宣布罢市，手握碎石瓦块，砍死了杀人凶手，又聚过来围击庆父的家宅。庆父一看众怒难犯，就卷了行李带着情妇“齐国小公女”跑到莒国去。庆父被赶跑，民意大申，国人在鲁国的政治生活中算是露了一小手，可见国人（指城市平民）还是有一些政治发言权的，比起后来的皇权社会爽快的多了。同时期的希腊城邦也时兴“民主”，其“国人”——城市平民也是很牛的。他们可以通过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群众陪审团制度、民众投票选举、陶片放逐法等等一系列法律程序表达自己的意见，干预政府要员任免。而大周朝的国人参政议政则是通过扔石头闹事罢了。
庆父躲在莒国——我去年有一次开车从上海回北京去，夜半在山东的荒野里跑乱了，居然也撞进了莒县县城。那里静悄悄的，冷淡萧瑟，几盏歪歪斜斜路灯光，象梦一样，跟两千多年前也没有什么两样，大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只有店铺的牌子读出莒县的名字。两千多年前的莒国，如今的莒县，庆父就曾躲在这里（当时的一个诸侯国，跟现在一个县面积差不多，中国当时有上千个诸侯国，犹如现在的两千个县）。
为了保命，庆父大力贿赂莒国领导人，以求收留。与此同时，鲁国人则送去了更重磅的糖衣炮弹，要求莒国驱逐庆父。莒国领导人乐了，比较了一下两个炮弹的重量，看见庆父的炮弹小，遂对庆父下驱逐令。庆父只好往齐国跑，但是没有拿到入境签证，只好带着老小，在齐鲁交界的泰山汶水一带临时安家住下，遑遑如丧家之犬。
鲁国闹出这些乱子，君位空虚，北边齐国里一直想提高国际地位的齐桓公当然不能坐视。齐国维和部队遂开进鲁国曲阜，积极干涉别国内政。管仲还命令维和部队司令说：“如果你发现鲁国众公子中，有贤能仁义之才，就立为国君，管理鲁国。如果没有，就并吞鲁国，由我们代管。”在这危机时刻，鲁庄公另一个儿子谒见了维和部队司令。该公子说话有条有理，神气无喜无怒，态度无可无不可（跟现代某些领导干部差不多）。齐司令觉得他像个领导样，无隙可乘，只好确立此人为鲁僖公。齐国有功于鲁人，史称“存鲁”，确立了鲁国新的继承人，做了一件国际好事，这是齐桓公称霸的另一个历史资本。
齐国部队呆在鲁国，客观上起到了遏制鲁国无政府状态的进一步恶化的作用，民众打砸抢活动被制止（当然这是我的估计，以鲁国那样讲礼的国度，民众当不至于打砸抢吧）。不久，齐军撤离伊拉克，对不起，鲁国曲阜。
鲁僖公继位后，背后有齐国人撑腰，国内安定下来了。穷途末路的庆父看见了，不得不承认自己有贼心、有贼胆，却没有贼路子。他怎么忽视了团结拉拢齐国外援这个不俗力量了呢！要想在搞国内政变，必须有国外外援啊！后悔也没有用，庆父只好请人带话回鲁国，向鲁僖公求情饶命。鲁僖公耳根比较软，准备饶庆父一命——这也是鲁国一贯“亲亲尊尊”的老例。也就是说，领导人员（“尊”）和亲属人员（“亲”）犯错，不要太计较，最好从轻发落，实行无原则的仁义，因为维护家族和尊长间的一团和气、求得稳定团结，是更加重要的事情。鲁国的这种文化起源于当初的周小公，并孵化出未来孔子和和气气的儒教，在中国发扬光大。一直到了明朝，《西游记》上如来佛祖身边的人、兽，下界为妖为虐，都只受薄惩，刑不上大夫。
但是鲁僖公的四叔“季友”（鲁庄公的四弟，参见上图）不同意优待亲友了。他说出了那个掷地有声的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父弑君杀侄，罪大恶极，如不惩办，将来后人无从引以为戒。我们希望给庆父面子，让他自杀，而不是被刑杀。如果庆父肯自杀，我们还可以保留他儿子的贵族地位。”
使者返回边境，不好意思把这个坏消息告诉狼狈不堪的庆父，而是站门外号啕大哭。庆父听见哭声，全明白了，于是找了俩人，帮忙把自己勒死了事。关于庆父的情妇兼同谋者——“齐国小公女”，齐桓公经过与管仲争论，不得已，把她诱回齐国，责令自尽，尸体送回鲁国后被枭首。这个齐国囡囡死得让鲁国人心情沉重，于是管她叫“哀姜”，表示对她的哀怜。
庆父一死，鲁国自然也就没“难”了。但毕竟庆父是鲁庄公的哥们，鲁国出于一贯“仁义亲情”至上的原则，对庆父的儿子备加照顾，不但免死，还承袭了庆父的封地，称“孟孙氏”。庆父的三弟叔牙，作为庆父同伙，也被鸩酒处死。他儿子也受封，称为“叔孙氏”（以示对亲戚的体恤）。庆父的四弟，力挽狂澜的大功臣季友先生，儿子成为“季孙氏”。孟孙、季孙、叔孙三氏，后来发展为鲁国新兴家族，渐渐瓜分了国家权力，号称三桓，这是后话。
孔子在一百多年后，描述庆父弑君案，还在尽量使用中性字眼，所谓“讳莫如深”，这就是给庆父遮丑，也反映着鲁国人讲亲情、讲仁义、法外开情的老例。儒家的这种“亲情仁义”观虽然舒服，但不是好事——对亲戚亲，就会任人唯亲，提拔身边亲近的人而不是称职的人；对不同亲疏的人采取不同的两套惩罚标准，就会乱法，法治松弛；一意照顾亲近的人，让没有当官能力的凭着关系近、凭着与你是同一伙的，也就当了官，一旦犯了错误（如庆父这样）也只作薄惩，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强大起来。事实也确实如此，鲁国一直是不死不活的，守着周小公、孔子的“亲亲尊尊”的原则你好我好地鬼混，后来被楚国灭掉了了事。儒教误国啊。齐国不讲“亲亲尊尊”，而是从姜子牙起就“尚武重贤”，按照能力而不是家族亲疏来任用官员，所以才会有破格提拔管仲、宁戚之徒，宜其霸也。
大哉强齐六
齐桓公弹压诸侯，是责怪他们不“尊王”，等诸侯各国都含着牛血发誓拥戴周天子了，齐桓公就开始“攘夷”了。
当时可以攘的夷合计四种：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异类民族，今天早已经融入汉人社会，不复存在了。而他们的基因，则隐藏在我们血脉，偶尔在你的额角或者我的下巴，出现返祖现象时，还暗示出一点当时的特色。然而，夷狄最火的时候，“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一度把我们华夏民族搞得亟亟可危。他们在诸侯边境，见缝插针，像螨虫和虱子，把周朝的子民们，搔扰得浑身痒痒。当初西周被咬得不行，就东迁四百公里，从陕西中部挪到河南中部，变成了东周。不料，西戎也像随身虱子一样，向东方浸润，追在文明的头上制造头皮屑。其中一部流窜到河北省的东部山区，成为山戎部落。
公元前七世纪（春秋初期），山戎民族发展到了顶峰，顶峰的标志，就是人口的繁多。人丁兴旺固然是好事，人多手多嘛，但粮食和肉供应就紧张了，特别是初春时节，青黄未接，旧的黄色的存储吃光了，而山野里还没有返青。山戎人饿着肚子，绿着眼睛，只好去打城里人的秋风。
离山戎最近的大城市，就属燕国了。燕国在商朝时候就有了，是商王的方国。到了大周朝初期，燕国成了周的诸侯。周武王把自己的哥们“召公”封到燕国当国君。召公是个仁义有能力的人，从前曾在陕西挂职锻炼，坐在一棵海棠树下接待群众告状。后来为了纪念他，老百姓不舍得砍这棵树，并且赋了《甘棠》一诗表彰他的政绩：“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你们不要砍这颗海棠啊，这是召公坐过的地方来的啊！
就像姜子牙去了齐国、周小公去了鲁国，召公去了燕国，担任第一任国君，地点在北京市西南郊外。但这时北京地区的燕国并不风光，地处偏北，经济落后，是可怜的弱国。传到了春秋时代，燕国国君燕庄公，照样每天不招谁不惹谁地过日子，很少能轮到去搀和中原事务。不料，不找麻烦，麻烦来找他。东边两百公里处的山戎，扶老携幼地来找麻烦了。
燕国人怕死了这些夕发朝至的山戎穷亲戚，干脆把自己锁在严丝合缝的城墙里躲着。当时城墙没有外包砖，是夯土的，如果用明朝的红夷大炮去轰，当然不堪一击，但是对付只有牙齿和爪子的山戎人，足可抵挡一气。唯一的弱点（什么东西都有弱点，大侠也有弱不禁风的死穴），是城墙必须有个城门，而城门不得不拿木头来做，即便铆了青铜钉做保护，仍然是怕火烧的。
所以，山戎人推着木头车，上边放干草，点着了推到城门下，想焚毁城门。城上守军乱箭齐发，不让放火的山戎人靠近。即便真的城门着火，上边还可以浇凉水。山戎人也学乖了，炼一些动物油，蒙在干草上。你用水浇，我这油就飘着烧你，烧得更厉害。
山戎人是如何前仆后继、如蚁附膳地往城墙上爬，如何扛着参天古树的粗干去撞燕国城门，我们不得而知，能够知道的是燕庄公铁青着脸地对城下说：“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穷亲戚来了，迎接他们的有板砖。”燕国干部群众在燕庄公动员下，纷纷走上城头，积极组织防守，一切可以往下砸的东西，全部砸向山戎脑袋。很多老太太把她们的石枕头也搬了上来乐，以至后来山戎撤退以后，老百姓出城就能捡到居家生活各种什物。
山戎人在周边的农村、坟场、粮库、炼陶场、制铜场大肆掠夺一通，丢下一批老弱同胞的尸体，拉着战利品和粮食凯旋东去了。燕庄公一边出榜安民，一边向齐国求助。齐国以前也饱受山戎之苦，现在齐国强大了，致富不忘支边，遂于公元前663年，高举尊王攘夷大旗，齐桓公亲领兵车三百乘，唱着满江红，沿渤海湾向北蜿蜒一千里路，进剿山戎来了。
山戎的大本营，在北京东南150公里，河北省迁安、卢龙一带。非常不好意思的是，这一地带就是我出生的故乡，说得雅一点，少时游钓之地，盛产优质板栗。想不到两千多年前，我老家还是风光过的，把老北京折磨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