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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此一团体而言，这些相同的特征则由其社会地位演变出来的。
在我们分析新教和加尔文教义的心理重要性时．我们不是讨论路德的和加尔文的人格，而是讨论那些喜欢他们的观念的社会阶级的心理情况。在开始讨论路德的神学之前，我愿先一提的是，路德这个人是“独裁个性”的典型代表，以后，笔者还要讨论这一点，因为他是由一位非常严厉的父亲培养长大，同时因为他在童年时没有享受到爱也没有安全感，所以他的人格受到一种对权威具有两种极端相反的感情的折磨；他恨权威，并且反抗权威，而同时他又崇慕权威，有服从权威的倾向。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一直有一个权威是他反对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权威是他崇慕的——在他青年时，是他的父亲与修道院的长老们；以后则是教皇与诸侯。他充满一种极端孤独、无权力、软弱的感觉，而同时又满身是想要统治的欲望。他受到疑虑的煎熬，同时，他不断地追求某种能给予他安全，和使他解脱疑虑之折磨的事物。他恨其他的人，尤其是“贱民”，他恨他自己，他恨生命；由这种恨，产生了想要被爱的迫切欲望。他整个的人都被恐惧、怀疑和内在的孤独所充满了。
关于以下的分析方法，似乎还应再予以说明一下。对于一个人的思想，或一种理念所做的心理分析，其目的在于了解这些思想或观念所发生的心理根源。所以，从事此种分析的第一个条件便是要充分地了解一个理念的逻辑的脉络，以及了解发明此观念的人在意识上想要说些什么。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人即使在主观上是很诚心的，也经常可能下意识地受到一种动机的驱使，而此种动机完全不同于他自信受驱使的那个动机；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会使用某一观念，而此观念必然地隐含某一意义，且此观念非意识地对他而言，表示某种不同于此一“正式”意义的事物。而且，我们知道，他可能会试图以一种理念的建构，来协调在他自己感觉中的某些矛盾，或者试图掩饰一个他用理性来压抑的观念。了解了非意识因素的活动之后，我们便知道，应该对言辞存怀疑态度。而且不可以其表面价值来评断一事。
分析观念主要需要做两项工作：一项工作是测定某一观念在整个理念系统中的分量；第二项工作是决定，我们是否用理性来从事这项工作，因为理性可以区别出思想中的真正意义。关于第一点的例子是：在希特勒时意识形态中，特别强调的是凡尔赛条约的不公平；事实上，他对和平条约的确是愤怒不平。然而，如果我们分析他的整个政治意识形态，我们便会发现，它的基础是对权力与征服的强烈渴望，而且，虽然他在意识上，强调对德国的不公平，但是，实际上，这种想法在他的思想中，并没有占多大分量。至于，一种思想之自以为是的意义，及其真正的心理上的意义，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可从路德学说的分析中获之。
我们说，基于人的无权力，他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服从。他自己说，这种服从是一种自动的服从，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爱心。因此，根据逻辑的推理，有人会认为，这不是服从。但是，在心理上，从路德思想的整个结构上来观察，我们可以断定，这种爱或信仰。实际上就是服从，虽然，在意识上，他以为他对上帝的服从，是出于自动的和爱心的，可是一种无权力及软弱的感觉充满了他的心灵，使他与上帝的关系的本质，成为一种服从。（正如同，一个人在意识上对另外一个人有被虐待依赖性，而却常常以为这是“爱”。）因此，从心理分析的观点来看，他所说的未必是真心话。我们相信，惟有在分析了他的观念的心理意义之后，才能了解在他的体系中的若干矛盾现象。
笔者现在根据路德新教的整个体系的前后关系，所显示出的意义，来分析路德新教的教义。笔者不拟引用与路德或加尔文若干教义有冲突的一些句子，如果笔者认为它们的分量及意义并未形成真正的冲突的话。但是笔者所做的说明，并不是专门挑一些适于笔者之说明的句子，而是以研究路德和加尔文的整个体系，或研究其心理基础，作为笔者论证的依据。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宗教改革的教义中，那些是新的东西，我们首先必须知道，在中世纪教会的神学中，什么是基本主要的。在进行此一工作时，我们遇到的方法上的困难，也就是当我在讨论“中世纪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观念时，所遭遇到的方法上的困难。在经济方面，没有一种结构会突然地改变成另外一种结构，同样地，在神学方面，也没有这种突然的改变。由于路德与加尔文的若干教义，与中世纪教会的教义是那么相似，以至于有时候很难以发现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天主教与路德新教及加尔文教派都否认，人可以靠他自己的品德及德行，就可以获救，上帝的恩宠是惟一可以获救的方法，没有上帝的恩宠，人是决不能自救的。然而，旧的神学与新的神学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在本质上，天主教的精神不同于宗教改革的精神，尤其是在人类尊严与自由，及人的行为对其自己命运的影响方面，更有很多差异。
在宗教改革的很早以前，某些原则就是天主教神学的特征，即是以下这些学说，人的本性虽然由于亚当的罪恶而败坏了，但是内心里，还是追求至善的；人的意志是可以自由地向往至善；人的努力对他的超脱还是有用的；以及，基于耶稣基督舍身救世的功劳，再靠着教会的圣礼，有罪的人便可获救。
然而，若干位最具代表性的神学家，像奥古斯汀与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一1274）虽然也持着上述的这些看法，但同时，他们教授的教义却具有极不同的精神。阿奎那虽然宣传命运前定的教义，却一直强调意志自由是他的基本教义之一。他必须以最复杂的种种解释，来沟通自由学说与命运前定教义之间的矛盾；但是，虽然这些解说不见得能满意地解决这些矛盾，他并未放弃意志自由，及人类努力对人类超脱有所帮助的这些看法，即或意志的本身可能需要上帝恩宠的支持。
在论及意志自由时，阿奎那说，如果认为人没有做决定的自由，而同时又认为人甚至有自由可以拒绝接受上帝赐予他的恩宠，那么这将抵触了上帝与人的本性的本质。
其他的神学家较阿奎那更强调人类之努力可以使自己获救。布纳芬杜拉（Bonaventura，1221—1274，意大利哲学家及红衣主教）说，把恩宠赐予人类原是上帝的意旨，但是惟有有德行而想要接受恩宠的人，才能得到恩宠。
在十三、十四、及十五世纪时，在杜恩斯·史考特斯（Duns
Scotus，1265？一1309，苏格兰神学家）、奥坎（William
of Ockham，1299—1349？英国哲学家）拜尔（Biel）的体系中，越加地强调布纳芬杜拉的这种看法。这是要了解宗教改革新精神的一项特殊发展，因为路德特别抨击中世纪后期的烦琐派哲学家。
杜恩斯·史考特斯强调意志的重要性。意志是自由的。由于意志的实现，人也就实现了他自己，而这种自我实现便是对个人的最高满足，因为上帝认为，意志乃是个人自己的一项行为，所以甚至上帝对人的决定，也没有直接的影响力。
拜尔与奥坎强调，人类自己的功过是他获救的一项条件，虽然他们也谈到上帝的帮助，但是他们不再像旧教义那样，重视上帝的帮助。拜尔认为，人是自由的，随时可以乞求上帝的恩宠，来帮助他。奥坎说，罪恶并未真正地败坏了人的本性；他认为，罪恶不过是一件行动而已，并未改变人的本质。特兰特宗教会议（TheTridentinum，1545—63）非常明白地指出，自由意志可以与上帝的恩宠合作，也可以不与上帝的恩宠合作。奥坎与其他晚期的烦琐学派的人士认为，人不是可怜的犯罪者，而是自由的生物，他的本性是可以为善的，他的意志不受大自然或任何其它外在力量的约制。
出钱购买免罪令在中世纪晚期是件很盛行的事，也是路德极力抨击的一件事，这件事与日益强调人的意志及人的努力的有效，有着关联的。由于可以向教皇的特使购买免罪令，人非但免除了世俗的惩罚，而且就将如同西伯理（Seebery）所指出的，人有理由期望，他将可以免除一切罪恶，因为世俗的惩罚被认为是可以代替永久的惩罚。
初视之下，向教皇购买免罪令免受炼狱之苦的作法，似乎与人之努力便可获救的观念是冲突的，因为这种企图免罪的作法含有依靠教会及其施圣礼的权威的意思。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是正确的，可是，同样正确的是，这种作法也包含有希望与安全的精神；如果人可以如此容易地使自己免除惩罚，那么也就大大地减轻了罪恶感。他可以比较容易地卸脱过去的重负，和摆除折磨他的焦虑。此外，我们必须记住的是，根据教会的明言的或暗谕的理论，免罪令的效力还得视一个前提而定，这个前提就是，购买免罪令的人已悔过和忏悔了。（注 2）
在神秘主义者的作品中，在讲道中，以及在为听告解的神父的工作而制定的种种规则中，也可以发现与宗教改革精神极不相同的一些观念。在这些观念中，我们发现一种肯定人类尊严的，及人类可以表现其自己的精神。循此态度而发展，我们发现一种模仿耶稣基督的观念，这种观念早在十二世纪时便已很普遍，同时还发现一种信念，认为人可以企望像上帝一样，为听告解的神父而设的规条就显示出对个人特别情况的了解，和表示承认个人之间有客观的区别。这些规条并不认为罪恶是不可饶恕的，而只认为这是人的弱点，因此，一个人应受到谅解与尊重。
总结而言，中世纪教会强调人的尊严，意志自由，以及，人的努力是有助于他的获救，中世纪教会也强调，上帝与人的相似，以及人有权利相信能得到上帝的爱，由于人与上帝相似，人觉得是平等的，是如同手足的。在中世纪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萌长，迷惘与不安的感觉开始产生了；而同时，强调意志的重要与人类的努力的趋势，也日形强壮。我们可以假定，文艺复兴的哲学，与中世纪末期的天主教教义都反映了某些社会团体中盛行的精神，而这些社会团体就是指经济地位使其得到权力感与独立感的社会团体。在另一方面，路德的神学也说明了中产阶级的感觉，中产阶级反抗教会的权威，憎恨新的有钱阶级，感觉受到日益重要的资本主义的威胁，并且觉得无权力和个人的不足轻重。
就路德的体系与天主教传统不同而言，路德的体系可分两方面而言，一个是在新教国家中经常比较受重视的，就是认为，路德使人类在宗教事务上得到独立；他使教会失去的权威，使个人得到了权威；同时，路德的信仰与拯救的观念，是一种主观的个人经验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个人负有一切责任，权威是与责任无关系的。就这一点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