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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云：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值，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钞印用木为板，十三年铸铜易之。元至大四年罢行至大银钞铜钱。杨朵法曰：法有便，不当视立法之人，为废置。铜钱与楮币相权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废耶！言虽不用，时论是之。
按以钞为不可废，以钱钞为宜兼行，自是确论。
元顺帝十年，欲更钞法，吏部尚书契哲笃迎合宰相脱脱意，请以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国子祭酒吕思诚曰：中统至元自有母子，岂有以故纸为母，而立铜为子者乎？又曰：钱钞用法，见为一致，以虚换实也。今历代钱与至正钱，中统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虑下民藏其实，而业其虚，恐不为国家利。亻契哲笃曰：至元钞多伪，故更之。思诚曰：至元钞非伪，人为伪耳。至元钞人犹识之，交钞人未之识，伪将滋多。契哲笃曰：钱钞兼行何如？思诚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乎？
按以钞为母，以钱为子，钞数多而钱数少，钞以便总统之用，钱以便零析之用，此法未尝不善。第当于立法之初，先定其规，而慎守之。元世先废钱不用，至顺帝时钞法极弊之世，承仁宗罢行银钞铜钱之后，而欲更法，宜其不可行也。契哲笃诚未达时务，而吕思诚之言，亦岂极至之论耶？
陆世仪曰：古有三币。今亦有三币，古之三币，珠玉、黄金、刀布，今之三币，白金、钱、钞。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皆粟与械器耳。粟与械器，持移量算，有所不便，于是乎代之以金，是金者，所以通粟与器械之穷也。所谓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厘毫市易，则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钱。钱者所以通金之穷也。所谓顿不如零也。千里赍持，盗贼险阻，则金与钱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飞钱，今之会票，又所以通金与钱之穷也。所谓重不如轻也。识三币之情，则知所以用三币之法矣。
按此论三币甚确，知重不如轻，则知钞之不当废矣。
高珩云：钞法亦可救急。若大粮商税，非钞不收，则钞法立行，上操利权，出不尽而用不竭，又安用朱提为乎！唐法为租为调，元明开国之初，皆以宝钞济用，不专重金银也。
○究钞之法
宋史宝佑四年台臣奏：川引银会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无收。今当拘其印造之权，归之朝廷，仿十八界会之造，四川会子，视淳之令，作七百七十陌于四川，州县公私行使，两料川引并毁，见在银会姑存。旧引既清，新会有限，则楮价不损，物价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从之。
宋沈括曰：钞法数易，富家不蓄钞而蓄钱。
宋徽宗改四川交子为钱引，新交子一千，当旧交子四千，交子法大坏。
金赵秉文曰：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而已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
金赵伯成曰：更造之法，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之。
按前朝行钞，皆在开国之初，而行钞无弊，尤在一朝极盛之时。元始祖明太祖皆开基之主也，宋仁宗金世宗皆一朝极盛之时也，宋孝宗亦南渡后之盛时，成祖亦当明之盛时，故钞法通行无弊。明庄烈帝当末年危殆之时，方思行钞，尚何及哉！所以虽有倪元璐之才，终于不可行也。
本朝顺治八年，行钞贯之制，是年始造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有奇。自后岁以为额，至十八年即行停止。
按前朝于铜钱之外，皆兼以钞为币，本朝始专以银为币钞，惟顺治年间曾暂行之。后以国用充余，遂行停罢。论者谓国初制钞甚少，故暂行无弊。然苟敛散有术，制度精工，虽多造常行，亦可以有利而无弊也。
○防钞之伪
宋史赵开兼宣抚处置使司，疏通钱引，民以为便。宣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张俊欲从有司议，当以死。开白浚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矣，鲸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浚称善，悉如开言。
按此亦权时善处之法，然伪引加印为真，则当时立法之疏可见矣。固不若多为印特造佳纸，尤使之难于作伪也。
宋孙甫监交子务，或以伪造多犯法，欲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铁钱可以私铸。但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
按甫之言，可谓通达国体。若因有作伪而废之，是因噎而废食也。
宋史高宗三十二年，立伪造会子法，犯人处斩，告者赏钱十串，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
宋史淳熙二年，宗正丞韩祥奏：坏楮币者，只缘变更，救楮币者，无如收减。自去年至今，楮价粗定，不至折阅者，不变更之力也。今已罢诸造纸局，及诸州科买楮皮，更多方收减，则楮价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数虽损，而伪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言之，其所入之数，宜减于所出之数。今收换之际，原额既溢，举者未已，若非伪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迨十七界之会子，印以杂用川杜之纸，至十八界，则全用杜纸矣。纸既可以自造，价且五倍于前。故昔之为伪者难，今之为伪者易，人心循利甚于畏法，况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臣愚以为抄撩之增添纸料，宽假工程，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者上也，禁捕之法，厚为之劝，厉为之防，使人不敢为伪者，次也。
按此论防伪之法，极精切。
《金史》曰：高汝励言钞法，务在必行，府州县镇各籍辨钞人给以条印，听与人辨验，随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钱即止。每朝官出使，则令体究通滞以通闻。
按欲防伪，则必为民间立辨伪之人，此法决不可废。
《元史》：林兴祖至治中知沿山州，沿山素多伪造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友文奸黠悍鸷，因伪造致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兴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张榜禁伪造者，且立赏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实斥去，又有告伪造二人并赃者，乃鞫之。款成，友文自至官，为之营救。兴祖命并执之狱，具逮捕其党，悉置之法。
按钞之利厚，民必思伪造，虽立严刑以禁之，而伪造者，犹冀其事之不败露也。若非立赏募告，则人以为首告者，损人而不利己，非素有仇怨，又谁肯为之乎？兴祖之治沿山善矣。窃以为伪造者，既重其罪，凡亲族邻里，知而不举者，皆当缘坐，而首告者，必予重赏。凡官长能发觉逮治者，必立予迁擢。如是则人皆畏法悦赏，而伪造之弊自绝矣。
○重钞之术
宋孝宗以内帑金帛易楮，藏于内库者四百万，行于民间者仅二百万，一时楮币重于黄金。龚茂良奏：闻得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一为免税，二为省脚乘，三为不复折阅。以此观之，大段流通。叶衡奏：今诸处会子甚难得，宜量行支降行使。上曰：未可，向来止缘所出数多，致有今日之弊。今须少待，徐议施行。上又曰：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按孝宗谓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是诚然矣。然亦不患其出之多，而第患其入之少。苟收敛有术，则钞亦流转于上下而无穷，奚至于多而轻哉。
《宋史》云：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方得无弊。淳熙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十一年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
金明昌三年，敕尚书省曰：民间交钞流转，当限其数，勿令多于见钱也。按此亦同宋孝宗之意。
明昌中宰臣奏：民间所以难得钱者，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在唐元和间，尝限富家过二千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以五之一赏告者。上令参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三万贯。
按唐制过五千者死，其法太重，富家多蓄钱，罚之足矣。钞法行恐民蓄钱而不蓄钞，斟酌此法行之可也。
金承安二年，宰臣奏：旧立交钞法，凡以旧易新者，每贯取墨工钱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贯例，每张收八文。既无益于官，亦妨钞法，宜从旧制便。若以钞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墨工钱贯可收十二文，买盐引者每贯可权作一贯一百文。
按工墨费钱愈少，则民愈便。宰臣以为有妨钞者法谬也。若一贯之钞，而权作一贯一百文，使民乐于用钞则可行。
金高汝励曰：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子，钞虽弊不伪，亦可收纳。去都邑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之，皆可相易。更虑无合同之地，难以易者。令官库凡纳缗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新钞。如此，则缗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金泰和时，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用交钞，不得用钱。
又孙铎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正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钞渐重，可以流通。
按此三说，皆所以使钞之必行。或问行钞可决信民之乐从否？曰：可。但当图之以渐，而用之有术尔。盖钞之利厚，必分散于官与民，使各享其利，然后行钞可常久不废，此能使钞必行之术也。
《日知录》云：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货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按既禁用金银所以重钞也，而未几即许民易金银以进，是自坏其法也。顾亭林先生钱粮论，谓不收钱而收银，则河北之响马必多矣。此可知用银之弊，易长盗贼。盖钱货重实，盗贼所取无多，则因而止者多矣。若用钞则又轻而易藏，盗贼既不能知觉，又可多为标识，则窃之必易于败露，亦弭盗之善术也。夫以钞之虚为之母，以钱之质为之子，子母相权，民已甚便，又何为而必用银乎？明初觊于用银之利，故自弛其禁。而不知其长盗贼之风，启谋财害命之端，卒至开矿殃民，而国用益以不足，此计之失也。
○钞论之用
《金史》曰：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惮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
《金史》曰濮王守纯以下，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