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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的复兴派诗人
伊拉克地区的阿拉伯诗歌，在古代有过极为辉煌的成就，但在土耳其统治下日趋衰败。直到二十世纪初，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埃及与旅美派文学的影响下，伊拉克诗人将诗歌创作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使诗坛再次焕发异采。其中最具民族意识和遗产意识的，是声名远播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两大诗人：宰哈维和鲁萨菲。
朱麦勒·希德基·宰哈维（1863—1936）是一位既关心阿拉伯民族命运，又关心阿拉伯文学革新的复兴派诗人，他提倡科学、擅于在诗中作哲学思考，故被称为“诗人哲学家”。
宰哈维出身于一个巴格达的宗教学者家庭，自小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曾因在一个地下组织的集会上发表一篇题为《我们沉睡到何时》的诗而被监禁，也曾拒绝成为国王的御用诗人；他曾因优美的诗作深受欢迎，也曾因有无神论倾向倍受攻击。他始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屈身垂首者的演讲》一文中，他说：“每当我看到人民进步缓慢，我就感到极大失望，每当他们受骗，我的心便如刀绞。每当他们屈服于暴君，我就被泪水窒息。”他在晚年写出了长达四百三十五个联句的著名长诗《地狱的革命》。这首诗构思新奇，蕴意深刻，以犀利的笔锋，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笔法，歌颂了反抗与革命。由于这首诗，他被许多宗教人士称为“叛教者”和“伪信者”。
宰哈维是一位多产诗人，共有七部诗集。其中五部是他生前出版的，有
《创伤集》、《宰哈维诗集》、《宰哈维四行诗集》、《精粹集》和《滴泉集》、《沉渣集》与《魔鬼的诱惑》是在他逝世后出版的。他还从波斯文翻译出奥玛尔·海亚姆的一百三十首四行诗。
宰哈维是第一个创作叙事诗的伊拉克诗人。这类诗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社会底层生活、挣扎的人们，既有叙事，又有抒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在诗歌形式上，他勇于探索，主张打破韵脚的束缚，并带头创作出无韵诗。这一实践在阿拉伯现代诗歌革新上有启示意义。
宰哈维的诗具有通俗化、平民化的倾向。尽管他在形式上仍坚持传统格律，但内容、语言上却大大有别于传统诗。他的诗歌语言平易流畅，极少雕饰，表达自由、感情真实。这些风格使他的诗在文人圈子外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他还擅长描绘令人激动的社会生活画面和日常所见却往往被忽略的普通人形象。
宰哈维的诗作也受到一些批评，如重思想而轻语言，过多地把哲学、科学问题塞入诗歌，常常使用废弃的词汇等等。哲理诗是宰哈维取得较大成就的重要领域。在《泪在说话》中，他大胆地否定信仰主义，但最终并未成为无神论者，而是摇摆于理性主义和宗教感情之间，有时又退回到宗教的避风港里。
与宰哈维齐名的伊拉克复兴派诗人是马鲁夫·鲁萨菲（1875—1945）。他生于巴格达一普通家庭。曾任伊拉克议员和教育部阿语督察，但其一生的最后十年靠养老金生活，窘迫艰辛地走完人生道路。
鲁萨菲能诗擅文，除了诗歌这一主要创作形式外，还写过大量的散文作品，包括专著、书信、批评和各种文章。他的诗歌题材十分广泛，涉及对社会、时代、传统和对政府、宪法、政党、政治人物的看法，以及对大自然、生命、宇宙的描述与思考，主要表达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情绪。他抨击导致民族落后的传统习俗，对社会上的腐败与落后深感不安，强烈要求进行社会改革。他同情生活在苦难中的同胞，社会上的弱者，无依无靠的孤儿常常是鲁萨菲笔下的主人公。如《节日中的孤儿》、《病中的寡妇》、《孤儿的母亲》等几首长诗，就是描写贫苦人民的灾难与痛苦的。不仅如此，他还谴责造成这些不幸的腐败分子，反动分子和外国剥削者。对国家民族前途充满关心与忧虑。
在曾萨菲的诗中，有不少关于妇女问题。《东方妇女》一诗描述了东方妇女的苦难，受到的束缚，抨击了在东方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传统习俗。
鲁萨菲对自己的民族抱有使命感，他大胆地揭露社会丑恶现象。在第一次大战后，他写了许多诗，抨击托管当局和他们扶植的政府，揭露托管政府的虚伪性。他把人民的不幸归因于民族的大人物和宗教领袖，在诗中呼唤思想自由与政治自由。
鲁萨菲的诗作题材广泛，结构严谨，表现手法多样，他善于把思想变为形象，不管是揭露、控诉，还是警策、讽刺，都通过鲜明具体的形象来进行。在他的诗歌中，流露出对宗教偏见、教派纷争的深刻厌恶，对弱者和社会底层人们的极大同情，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他的理想主义，对视作“生命”的自由的憧憬，在某种程度上有与苏菲主义——神秘主义相近相通之处。他提倡一种与传统道德有别的新道德，并把科学、教育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和建设新道德的基础。所有这些都加强了他在阿拉伯现代复兴派中的地位。
鲁萨菲与宰哈维在选材角度、艺术手法上颇为相近，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一样，经历的事件大体相似，又都受到现代文明和西方的影响，希望走上革新道路。他们二人成为伊拉克的文学复兴的两盏明灯。
黎巴嫩的复兴派诗人
黎巴嫩自古是文才倍出的地方，在二十世纪初，在世界与阿拉伯世界变动的冲击下，黎巴嫩文坛又大放异彩。其中最有成就的是跨国诗人哈利勒·穆特朗 （1872—1949）。他的祖国是黎巴嫩，但他的大半生是在埃及度过的，因此被称为“两国诗人”，有时还被称为“阿拉伯地区诗人”。
穆特朗与邵基、哈菲兹并称为“诗坛三杰”，但穆特朗与其他复兴派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他不仅重视保持阿拉伯诗歌的传统，注意加强今与古的联系，而且十分重视阿拉伯的变革与创新。就其诗歌的发展趋势和艺术倾向看，他属于介于复兴派的古典主义和笛旺派、旅美派的浪漫主义之间的一位诗人，甚至被称作开辟阿拉伯浪漫主义诗歌道路的一位先行者。
穆特朗生于黎巴嫩名城巴勒贝克一信奉天主教的家庭，自小对语言、文学就产生浓厚兴趣，能读懂土耳其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他曾创办《埃及杂志》——阿拉伯最早的一份文学刊物，还担任过《金字塔报》的编辑。由于在诗中表达对土耳其异族统治深为不满，因此受到土耳其当局的监视与迫害。
穆特朗的诗在风格上与一般传统诗歌不同，因此被某些他称之为“顽固僵化的学究批评家”讥笑为“现代诗”。但他坚持“诗自身及其所在之美”为评判一首诗的标准，宣布他的诗是“未来之诗”，因为“它们是生命之诗，真理之诗，想象之诗”。
穆特朗不断扩大诗歌的社会容量与表达空间，让诗歌主题呈现多样化，并且在诗体上进行革新，把带有史诗性质的故事诗，即叙事诗，引入阿拉伯诗歌园地。《山女》、《两个孩子》、《雅典长老》、《中国长城》等都是写得较好的作品。他的叙事诗旨在激励沉睡者觉醒，软弱者奋起，集历史与现实为一体，间接反映社会现状。穆特朗的诗不仅是“文学之诗”，还是“行动之诗”，它们是“诗人以其真实的感情作出的牺牲，为他的祖国进行的圣战，为他的民族的儿女们，特别是弱者和求告者们作的服务。”
除了以历史为借鉴外，他的叙事诗还有直接反映社会现实，人民苦难、爱情悲剧的，例如长达一百八十八联的拉吉兹体的《人性的烈火和爱情的烈火》和《胎儿烈士》等。《肺腑之言》号召人民走上真正进步的道路，是作者民族主义的体现。他的悼诗充满着对民族英雄和为祖国作出过贡献的文学家、科学家的敬佩之情。
穆特朗最具个性的是抒情诗，如把星星想象成恋人的《倾诉》，发思古之幽情的《在金字塔前》等。其中最感人的是《哭泣的雄狮》（即《夜晚》），是在四十岁左右写下的，被认为是他最优美的抒情诗。穆特朗在他的抒情诗中大量倾注个人的真情实感，表现出浪漫主义诗歌的特色。在表现个人忧伤痛苦、孤独寥寂时，借助大自然广阔深邃的背景，体现一种博大的精神。
穆特朗的创作推动了阿拉伯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对阿拉伯旅美派文学家、对后来的阿波罗诗社的成员们都产生过相当影响。他在阿拉伯诗坛的地位在他四十多岁时就牢牢确立，被称作“诗界前导”。他的诗既保持了阿拉伯文学的不朽个性，又给它指出一条通向高雅和完美的道路。但穆特朗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革新派诗人，他只尝试着探索一条新路。他本人也谦虚地承认：“我的风格是陈旧的，只是加进了一些新术语、新思想而已”。但穆特朗为阿拉伯文学界作出巨大贡献，成为享誉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大诗人。
笛旺派的形成与浪漫主义诗歌
笛旺派的形成
当邵基、哈菲兹等复兴派诗人的名字响彻阿拉伯诗坛的时候，一批青年却发现并批评这些诗人的作品缺乏个性，不能充分表达心灵与感情。这些青年需要的是能宣泄他们积郁和痛苦，展示他们理想和愿望的诗歌。于是他们一方面把目光转向复兴派未曾重视的古代抒情诗人身上，另一方向又积极地向欧洲浪漫主义诗人，特别是英国的拜伦、雪莱和济慈等诗人学习、借鉴。他们一边翻译、一边模仿，逐步走向成熟，从二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在三十年代成为阿拉伯文坛的重要力量。他们除了诗歌创作，还从事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的创作，成绩卓著，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发掘心灵的深度方面，不同程度地超过了老一辈诗人。
1921年埃及的两位年轻诗人阿卡德和马齐尼联合出版了一本轰动文坛的诗文集，书名是《文学和批评专集》。“专集”一词的原文是“诗集”，音译为“笛旺”，所以这个集子简称为“笛旺集”，“笛旺派”由此而得名。与他们文学思想、艺术情趣、创作手法相近的诗人舒克里也被列入该派。
笛旺派提出了阿拉伯诗歌发展方向问题。他们认为革新的诗歌语言应朴素，韵律可有一定变化，应能表达人类普遍美感，全面反映物质世界与内心世界，正确把握大自然和生命的本质，深刻阐释人与世界、宇宙的联系，应具有启迪性。他们针对阿拉伯传统诗歌结构松散、主题不集中的缺点，提出一首诗在主题上要统一，感情要统一，组成诗的各部分之间要统一，体现一种内在联系，使诗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
《笛旺集》这部著作对埃及——阿拉伯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在阿拉伯诗人面前打开了浪漫主义的大门，同时正式揭开了阿拉伯文坛新与旧斗争的序幕。
笛旺派几位诗人是带着呼啸之势进入文坛的，他们在最初阶段使用了过分尖锐、冷峻的语言，在文学批评方面过于偏激。但随着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