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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哈·侯赛因坚决否认对他的指控，他申明自己是穆斯林，信仰真主，但主张“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受任何约束。他提醒人们注意：“文学至今对我们来说是服从宗教的一门学问。在二十世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会把一个研究文学本身的教授视为叛教呢？”他在反驳文章中对爱资哈尔的宗教学者们表示极大不满，说他们是“一愚昧，二顽固”，并指出“谢赫们的僵化是埃及的巨大灾难”。他要求“根除”这种僵化，以保护“今天和未来各代免受其害”。
《论蒙昧时代的诗歌》是作者第一次和环境发生正面冲突，尽管受到传统派的强烈抵制和围攻，他在策略上作了一些调整，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从这一时期开始，塔哈·侯赛因就成为现代文坛新与旧斗争中革新派的一面旗帜。
阿拉伯文学史的研究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星期三漫谈》正是填补这方面空白的有意义的尝试。此书共三卷，是他1922年12月至1924年12月在《政治报》和1935年在《圣战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汇集。在这部著作中对约三十位古代文学家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特别是对阿拉伯文学的黄金时代阿拔斯朝的时代性质和有争议的文学家、诗人作出分析和评价，得出了与传统说法完全相抵触的结论。
在《谈诗和散文》一书中，他通过具体实例和相互对比，充分肯定了阿拉伯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提出阿拉伯文学与他所了解的世界三大文学——希腊、罗马、波斯文学——相比，仅次于希腊文学而居“第二位”。反对对阿拉伯文学抱轻视态度，同时主张积极向欧洲现代文学学习。他说：“不应把阿拉伯文学称之为死去的文学，因为它活着，生气勃勃；……同时，我们今天也不能拒绝欧洲的现代文学。我们需要从中吸收营养。”在谈到如何向外国文学学习时，他说：“我们是这样做的：一旦把别人的东西拿来，首先就要好好尝一尝，送进肚里后就去消化它，最后将它消化掉，加以吸收。”他既反对以神圣化的态度对待古代文化和文学，又反对以囫囵吞枣式的态度对待外国文化与文学；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全盘欧化论，塔哈·侯赛因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批评家，而且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在1938年写出的《埃及文化的前景》一书中，他探索消除民族落后与愚昧的途径，主张改变陈腐僵化的旧教育，提高民族文化水产。提出受教育是每一个人的自然权利，就像人有权享用空气与水一样；强调教育与国防同等重要。五十年代初在担任华夫脱党政府教育部长时，签署了免费义务教育的法令，把自己的主张付诸行动。
在这本著作中，他把埃及文化的未来和欧洲联系起来，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认为埃及复兴的道路是“走欧洲人的路”，以成为他们“文明的同路人”。他的观点，实际上是针对把泛伊斯兰主义或阿拉伯民族主义作阿拉伯复兴和统一目标的人的，因此受到了强烈的抵制。
塔哈·侯赛因在三十年代还曾就阿拉伯统一问题、阿拉伯主义与埃及主义问题、阿拉伯语言科学院的职能问题、拉丁主义与撒克逊主义问题、希腊学派问题、先知传记问题、历史写作问题、翻译问题、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问题、主观性批评与客观性批评问题、模仿与创造问题、新与旧的问题、西化与革新问题、批评标准问题、民族尊严问题、埃及精神问题等等，分别与当时文坛的著名人物展开过争论或讨论。这些论辩不仅活跃了文坛，而且为阿
拉伯的现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塔哈·侯赛因是一位跨代的作家，他在阿拉伯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都起过重要作用。五十年代初，他的文学创作活动虽然减少了，但文学批评方面却从未放弃阵地。他和一批左翼青年文学批评家展开过激烈的论战。1955年底塔哈·侯赛因在为一本埃及小说集所作的序言中对青年人提出批评，认为他们的作品中缺乏美，土语充斥，显出他们在进入创作前未作好准备。他要青年作者在“美”和“语言”上下功夫。他还反对■漫在某些作品中过多的悲观气氛，指出：人们的生活不能建立在悲观失望上，医生总是用“希望和对生命的微笑”来医治病人。他还指出：“除非用某种艺术美给读者心田带来充溢的、甘甜的享受，否则就不是文学，不配文学这个名称。”他针对青年批评家的反批评，再次强调艺术美的不可分割性，强调把形式和内容割裂开来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希望青年作家应表现出“文学素养”，“去掉偷懒”，作好创作前“准备”，这“准备”就是一方面与“科学”相联系，另一方面与人们的“生活现实”相联系的“文学的、艺术的深刻而广阔的文化”。
1952年埃及革命后，塔哈·侯赛因还发表过《争论与批评》（1955）、《批评与改革》（1956）、《谈谈我们的现代文学》（1958）、《西方戏剧文学》（1959）、《从盛夏到严冬》（1967）、《阿拉伯文学史研究集》（二卷，1970）、《模仿与革新》（1978）、《书籍与著者》（1980）等。这些著作有的汇集了他三四十年代的文章，但多数是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成果或论战文章。
在埃及革命后，他曾出任《共和国报》主编，1955年任阿拉伯国家联盟文化事务委员会主任。1956年起任埃及文学艺术最高委员会翻译及文化交流部主任，1956年任埃及作家协会首任主席，1963年当选开罗阿拉伯语言科学院院长。先后被英、法、西、意等一些科学院、大学授予通讯院士或名誉博士学位。1949年获埃及国家文学将，1958年获埃及首次颁发的国家文学表彰奖，1965年获尼罗河勋章，1973年逝世前获联合国人权奖。他还曾数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74年他的七十多部著作汇编为《塔哈·侯赛因全集》出版。
萨拉迈·穆萨：“文学为了人民”
①
萨拉迈·穆萨（1888——1958）是埃及现代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代表了这一时期最激进的阿拉伯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倾向。他提倡“科学”，“社会主义”，“人民的文学”，独树一帜，对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思想界、文化界、文学界造成巨大冲击。
萨拉迈·穆萨出生于东方省札格济格一信奉科普特教的家庭。其父早丧，由母亲抚养成人。幼时在基督教学校和伊斯兰教学校读书，受到双重宗教文化熏陶，但后来却成为一切宗教文化的怀疑者和批判者。
从青少年时代开始，萨拉迈·穆萨就比较关心社会问题。英国对埃及的占领和卡赛姆·文敏提倡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他注意力的两大焦点，它们促使他很早就开始思索民族独立和社会改良的方法与道路问题。他渴望科学知识、认真阅读《文摘》、《大学》等人文杂志，接触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① 一说和尼采的强力意志论、超人哲学。
当时文化界的三位人物，对他的成长起了促进作用：《文摘》主编雅古卜·苏鲁夫，为他指出了科学之路；《旗帜报》主编法拉赫·安通，向他展示了欧洲文学的图景；《杰利达》报主编鲁特菲·赛义德，使他加深了对爱国主义的理解。
为了扩大视野，认识世界，1908年他假道伊斯坦布尔赴巴黎，初步接触到西方社会文化。次年回到埃及，两个月后再赴伦敦求学。
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努力追踪现代欧洲思想文化的潮流，对一切与传统宗教教条相抵触的新学说都感到兴趣。他说过“我学习不是为了文化，而是为了人生。”
1907年到1911年，是他人生的关键时期。在英国他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吸引，加入了费边社，结识了肖伯纳。通过这个团体，他又了解了易卜生和俄国文学。留学归来时，他已是一个具有深刻信念的费边社会主义者。
这一时期他写出了关于尼采和超人的小册子，还写下不少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突出宣传人民大众在改造社会方面的作用。
1914年大战期间，他在开罗创办《未来》杂志，这是埃及第一家周报，虽然只出16期就被迫停刊，但从此与新闻界结下不解之缘，先后参与了《新月》、《报道》、《文摘》、《时代》、《新刊》、《埃及人》、《今日消息》等至少十五种报刊的编辑或主编工作，成为能对社会各界施加影响的著名人物。
1919年埃及人民的反英爱国斗争，使他认识到，为争取独立与改造社会，必须组织起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也使他增强了信心。在这种乐观主义情绪驱使下，1920年他和一些同志建立起阿拉伯世界第一个“社会党”，但很快就被当局扼杀。
1923——1929年在《新月》杂志工作期间，文学革新的高潮已经来临，文坛十分活跃，他写出一大批有影响也有争议的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下述一系列文学观点和文学主张：（一）应有一种不同于阿拉伯古代文学的现代埃及文学，应有一种不是①
从贾希兹 或其他古人那里借来的表达方式。（二）在阿拉伯文学批评中，应采取欧洲的标准和价值，而不是古代批评家朱尔加尼、伊本—阿细尔等的标准和价值。（三）文学应和社会相联系，反映社会问题；埃及文学应建立在“意义和目标”之上，而不是像阿拉伯人过去那样，建立在“词藻”之上。（四）文学、文化应是自由的，应尽可能远离各种宗教文化，并在人们心中植下对“自由和大胆思考”的爱。（五）提倡用“埃及方式”写作，而不是用阿拉伯的古代的方法；努力创造埃及风格的小说和戏剧，让文学具有人道主义目标，能处理世界性问题。
在他的著作中，还谈到社会、政治、宗教、教育、妇女和婚姻家庭等方的问题。他希望埃及社会彻底向欧洲式社会转变，取消宗教对教育的干涉，建立议会制民主政体，破除伊斯兰教的多妻、休妻制，密切和欧洲的文化联系，等等。为此提出了“走出亚洲，进入欧洲”的口号。
萨拉迈·穆萨的言论和主张，触动了整个社会的神经。伊斯兰宗教文化① 贾希兹 （约775——868 ）阿拔斯朝著名文学家。
界，认为他公开贬低和否定阿拉伯文化，阿拉伯语，对他嘲讽宗教基金部、宗教法庭、爱资哈尔、宗教教育的行为发起猛烈的反击。整个二三十年代，甚至随后的整个现代文学中、后期，萨拉迈·穆萨始终处在思想文化论争的中心，成为新与旧斗争的一个焦点。
在三十年代的文学界的论战中，他出并始终坚持文学是有社会目的性的，应指引社会生活；和古代文学相比，现代文学对社会更有益；文学应当坦率，反对“掩饰的文学”，主张“袒露的文学”；文学是自由的，与道德无干，文学如科学，应自由地存在；文学即使在性的问题上，也要采取坦率的立场，因为坦率比欺骗要好；不应用旧式武器进行文学论争，反对乱扣帽子，给对方加上诸如“反阿拉伯主义”，“宗教异端”等罪名。
他的文学思想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逐渐变得具有系统性，也更为坦率。1952年他发表《文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