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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政治人物，从哈里发到总督，都扮演了演说家和鼓动者的角色。第四任哈里发阿里 （600——661）就是一个典型。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女婿和事业继承人，勇敢善战，被誉为“伊斯兰之剑”。他的演说，显示出对真主的坚强信念，他常常用热烈而美好的祈祷制造一种气氛，同时不失时机地向听众提出按正义、平等和自由的原则去行动。他号召团结统一，保证维护广大穆斯林和战士们的权利，从而博得广泛的拥护的支持。他特别善于在演讲和信函中加入简洁有力的格言警句，如“尔若后退，则死亡向前”、“最高尚之富足，乃抛开贪逐”，“给你警告，犹给你喜报”，“忍耐有两种：对你所恶之忍耐和为你所好之忍耐”、“没有比智慧更富足，没有比无知更贫乏，没有比文化更美好的遗产，没有比商量更能给人帮助”，等等。阿里的演说、命令、函件、书信等，在11世纪由诗人谢里夫·拉迪收集汇编成册，即著名的《修辞坦途》。
伍麦叶时期的文学
公元661年，雄心勃勃的权术家穆阿维亚击败了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登上了哈里发的宝座，建立了家族世袭制的伍麦叶王朝（661－750），纯粹的伊斯兰精神或伊斯兰理想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一个狂飚时代结束了。新王朝关心的是国家的力量，是政治的控制和权力的推行，而不是宗教意识形态的纯化和垄断。统治阶级经过残酷的政治斗争，进行了权力再分配之后，一方面迎来了新的政治派别斗争，另一方面开始享受他们的胜利果实。他们追求安逸和浮华，过奢侈的生活。除物质上的享受之外，他们也开始重视精神上的享受，重视文化娱乐。于是一度因宗教勃兴而相对受抑制的文学艺术创作，重新得到发展，“诗神”、“乐神”再次占据显赫的地位。从中央的哈里发宫廷，到地方各省督的府宅，都麇集了一大批文人学士、歌手乐师，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诗人。
在伊斯兰初创期，阿拉伯文学集中于宗教教义的阐发、宗教政治体制的建立，集中于社会理想的宣传和穆斯林神圣使命感的普及。狂热的宗教情绪控制了整个社会，也控制了文学和艺术。那是一个革命时代，一个非常时期。但到了伍麦叶时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时代变了，宗教革命的高潮期已经过去，朴素的宗教革命宣言和教条再也不能将文学艺术限制在划定的范围内，一个文学艺术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已呈现在人们面前。
伍麦叶朝的政治诗
和前两个文学时期相比，伍麦叶朝的诗歌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引人注目的发展。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基本上是为部落服务的，诗人多半是部落的代言人；伊斯兰初创期的诗歌，基本上是为宗教服务的，诗人很少，而且多半是自觉为宗教服务的。到了伍麦叶时期，诗歌虽然也为部落、为宗教服务，但更多的是为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派别服务了，诗人成为进行政治斗争的战士，或者工具。因此，诗歌的内容更具政治性、斗争性、现实性，尖锐性，充满豪壮之气的矜夸诗和充满论辩色彩的讽刺诗成为文坛最流行的诗歌形式。
和伊斯兰时期不同的是，这一时期上层统治集团代表人物哈里发和权贵们，都十分重视诗歌和诗人，在他们面临着敌对政治——宗教派别的反对和威胁时，他们竞相笼络诗人，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为他们举办诗歌吟诵会，鼓励人们积极参加，以增加代表该政治集团利益的诗人的影响，从而巩固其政权的权力基础。
为哈里发政治、部落政治和其他政治目的而作的诗歌，被阿拉伯文学史家称为“政治诗”。这些所谓的“政治诗”并非无本之木。贾希利叶时期和伊斯兰初创期都有政治诗，但其“政治”色彩并不像这一时期如此明显，那些诗歌更多的是部落、酋长国或宗教色彩。
在伍麦叶期，与当权派伍麦叶人发生严重政治或宗教对立的派别很多，他们主要是反对哈里发政权的贵族化，主张伊斯兰平等，要求政治清明廉洁。代表这派的诗人有欧默朗·本·哈唐、蒂尔玛赫·本·哈基姆等。他们的诗歌简短、洗炼，富有激情和创新精神，大量从《古兰经》和教律中寻找观点和论据，目的旨在恢复早年的伊斯兰教，实现哈里发的公选和穆斯林不分民族、种族和家族的一律平等。
伍麦叶当权派的另一个对立而是什叶派。该派对哈里发穆阿维亚攫政权表示愤怒和拒绝。他们是被害的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追随者组成的政治集团，主张只有哈希姆家族的阿里及其后裔才是合法继承人。该派的诗人有库美特·艾赛迪和库塞尔·伊比。他们的诗歌是愤怒与忧伤、讽刺与悲悼的结合体。
当权派的另一个威胁来自马瓦利人，即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的所谓释奴阶层，主要是波斯人。这一时期该派的代表性诗人有伊斯玛仪·本·叶萨尔和叶齐德·本·杜拜等。马瓦利诗人的诗歌以思考深入、逻辑清晰、语言沉稳、风格流畅为主要特征。
伍麦叶派的诗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对统治者歌功颂德，获得赏赐，他们的诗是当政者爱听的话的堆积，艺术上很少有什么创新。属于该派的诗人有艾布·阿巴斯·艾尔玛、艾尔萨·拉比尔、纳比埃·西班尼、阿迪·本·赖格尔等。
以上派别的所有诗人，在伍麦叶诗坛上都未达到下列三位诗人的影响力和艺术高度，他们是艾赫塔勒、哲利尔和法拉兹达格。
伍麦叶诗坛三杰
哲利尔（653－733）和法拉兹达格（641－732）、艾赫塔勒（640－708）并称“伍麦吐朝三诗杰”。他们的诗歌创作是这一时期“政治诗”的最高成就，在阿拉伯诗歌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这三位诗人实际上并不属上述几大派别的任何一派。他们原本是部落宗派主义占上风的贾希利叶式的诗人。但现实考虑和部族利益把他们推上了政治斗争的前沿，使他们与哈里发、总督、首领们发生了相当密切的联系。不过，由于他们心中或感情上始终向着他们的部落，他们与后者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牢固，稳定。
艾赫塔勒
艾赫塔勒（640－710）是三诗杰中年纪最长的一位，他出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台额利卜族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小时被继母虐待，备尝生活的艰辛。他喜欢作诗，青年时代即成为本部族优秀的诗人。后来被王储亚齐德·本·穆阿维亚荐引至大马士革，成为了自由出入宫廷的“哈里发诗人”。他信仰基督教，但在政治上却积极支持伊斯兰王朝。他写过赞美伍麦叶家族血统高贵、政绩辉煌的诗，为这一合法性受到怀疑的家族政权进行辩护。此外他还写出不少咏物诗、颂酒诗和情诗。他的观察敏锐，想象丰富，描写细致，选材广泛。特别是政治诗，生动地记录了他那个时代不同宗教和政治派别的利益冲突和权力斗争。
艾赫塔勒是位很有个性的诗人，他自尊自重，严谨审慎，富有机智，洁身自好。面对敌手，他显得勇敢无畏，从容自信。
他的诗虽然有模仿贾希利叶诗歌的倾向，但更具自己时代的特色。他能把赞颂与夸耀结合起来，把攻击与防守结合起来。他注意做到诗句尖锐而不低俗，言词激烈而有节制。他的讽刺嘲笑尽量对部落群体而少对个人。他写诗非常认真，经常修改润色。他善于与掌权者们打交道，以致好几任哈里发都很喜欢他，因此获赐“伍麦叶诗人”、“哈里发诗人”的称号。
艾赫塔勒的讽刺诗一般常以颂赞和矜夸开篇，然后转入主攻目标，对吝啬、侵邻等行为做无情的揭露，使对手陷于被动，饱尝失败与屈辱的滋味。他还善于用褒此贬彼之法，达到一举两得之目的。
由于艾赫塔勒是基督徒，因此他有很多咏酒诗。这类诗写得颇具雅兴，给人以飘逸之感。这些咏酒诗一般作讽刺诗或颂赞诗的开场白出现，还不具独立和完整的品格，但它们所包括的内容却十分广泛，常常叙述酒的产地，酿造过程，贮存之所，获取途径。他还带着无限的欣赏描写酒的颜色、麝香气味和涌溢流动，把静态之美与动态之美结合起来。他在诗中赞美道：“醇酒倾倒在杯中，好似赤炭在燃烧。”用“倾倒”、“燃烧”这些动词，将饮酒之乐生动地表现出来。一次，哈里发阿卜杜·马立克问他酒后的感觉，他半真半假地吟道：
倘若酒友将我灌醉，我酩酊地摇曳恣狂；
这时我便会感到——
信士的长官呀，我就是你的君王！
这真真假假颇有点“贵妃醉酒”的味道！特别考虑到艾赫塔勒本人是一个非常讲究理性控制的诗人，这种酒后“失态”就更显得意味深长了。
哲利尔与法拉兹达格
哲利尔（653－733）生于阿拉伯半岛中部纳季德地区的耶马迈，在贝都因部族中长大。小时家贫，放过羊。因父母爱诗，从小就能吟诵。15岁时已能作出矜夸诗，赞美部落的历史和光荣。青年时期在伊拉克各地谋生并求学，后定居巴士拉。此前他曾参加该地区著名的米尔拜德赛诗会，对麦加希尔家族的妇女说了一些冷嘲热讽的尖刻话，致使法拉兹达格起而回击，从此爆发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的诗歌战，使整个地区为之震动，人们由此分成了“哲利尔派”和“法拉兹达格派”。
后来他辗转于伊拉克、希贾兹、巴林、大马土革等地，企图通过权势者获得声誉和金钱。他写了大量颂诗、情诗、哀诗、矜夸诗和讽刺诗，被荐引至京城大马土革，充当哈里发阿卜杜·马立克宫廷诗人。在宫廷赛诗会上他终于结识了艾赫塔勒，后者用一首“驼队已启程”的诗占了上风。
哲利尔的颂赞诗具有很强的功利目的，他有意夸大被颂者的业绩，把伊拉克总督哈札吉说成是真理之剑，把哈里发描绘成救世主。不过他常常是从宗教道德出发去歌颂统治者的品质，把乐善好施作为最高贵的道德表现，这种“抬举”内含着规劝和鼓励的性质，客观上对民众有利。
哲利尔的悼诗充满深情，特别是悲悼妻子、女儿的诗，哀婉、细腻而动人。法拉兹达格逝世时，他对这位曾经势不两立的诗敌表示了悲悼，甜密的悼词与当初尖刻的嘲讽恰成明显的对照。
在文学之争中，哲利尔所向披靡，使所有反对他的诗人都遭败北。他的讽刺诗善于抓住敌手的隐私、弱点，出其不意地给以打击。他交互运用细节的重复，让对手当众出丑。他的语言尖刻有时缺乏节制，为了争得主动，甚至不惜侮辱对手家人的做法为人所垢病。他用词有时偏于粗俗，曾把法拉兹达格比作淫荡的猴子，提醒人们须时时处处提防。他还曾拿宗教信仰问题做文章，嘲笑法拉兹达格星期六是犹太教徒，星期日则变成基督教徒。他指控法拉兹达格狐假“狮”威，在诗中讽刺道：“法拉兹达格是一只狐狸，它依傍在狮子身边逞威”，以此画出了一幅极具讽刺力的漫画。哲利尔对艾赫塔勒也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今天看来他最不得人心之举，是嘲弄对方的基督教信仰和吃猪肉的饮食习惯。他还耍些小花招，将对方的名字小化成“永远长不大的驴子”。他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