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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苏轼的和韵之作更为出名，他表达了同这位政敌兼诗友彻底和解的诚意，体现了这位伟大诗人宽容和仁爱的情怀：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两年后（1086），王安石去世。而早在他去世之前，朝廷旧党就已经复辟，新法全盘被废。此时，苏轼因主张对新法区别对待而与昔日同党——此时重登相位的司马光发生严重冲突。宋哲宗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代拟了一份敕书，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兼诗友：“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个给予王安石的评价，苏轼自己也是当之无愧的。
乌托邦里的性和家
？ 马少华
几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流的乌托邦作品，对理想社会进行了繁复的设计和构想。其中与历史发展偶有暗合，当然相离甚远的更多。乌托邦作品对两性制度也多有构建，这也许是比那些乌托邦中的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更浪漫、更轻松的设计。这些不同的性关系制度设计，从今天来看，也有着不同的意味。
取消家庭不意味着人的自由
取消家庭是迄今为止最激烈的、走得最远的乌托邦空想。它的源头很早，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仍持这种观点。取消家庭是不是性开放，是不是人的性自由呢？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这些女人应该归这些男人共有，任何人都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这是因为小家庭会破坏城邦精神。柏拉图提出：“最好的男人必须与最好的女人尽多地结合在一起，反之，最坏的与最坏的要尽少结合在一起，最好的下一代必须培养成长，最坏的下一代则不予养育；如果品种要保持最高质量的话，除了治理者外，别人不应该知道这些事情的进行过程。否则，护卫者中难免互相争吵闹不团结。”显然，这是政府主持下的“良种论”。这样的“良种论”还有“暗箱操作”的色彩：“我想某些巧妙的抽签办法一定要设计出来，以使合格者在每次求偶的时候，只好怪自己运气不好而不能怪治理者”——说到底还是政府配婚制。以良种论来看待两性关系和实行政府配婚制下，没有什么两性开放的问题，有的只是国家对个人权利的剥夺。
十六世纪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就继承了这种观念。《太阳城》中的两个角色——招待所管理员和热亚那的航海家（后者即“太阳城”的亲历者和讲述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管理员：我觉得这一切固然是非常明智非常美好的，但我觉得公妻制度似乎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诚然，罗马的圣克里门特说过，根据使徒的教谕，公妻是应该的；他很赞成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宣传的这种公妻主张。然而，“注释”认为这种公妻制度应该理解为妇女为大家服务，而不是大家公有的妻子……
航海家：我对于这个问题了解得不多，但我知道，太阳城的人民的公妻制度虽然涉及性交的问题，但绝不像动物和野兽那样，看见女性就扑上去；而是像我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根据一定的制度生产后代。可是我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也许是错误的。他们的依据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迦图和圣克里门特等人的权威学说，但他们对于这些人的思想，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也许理解得并不正确。据他们说，圣奥古斯丁也很赞成公有制，但不赞成公妻制，因为这是尼古拉派的异教的邪说。也许太阳城的人民终有一天会废除公妻制的。
从这一段对话看，“公妻制”是国家对人的“性安排”，是生育制度的安排，而不是人自己的性自由。在西方大多数以虚构文本为主要特征的乌托邦作品中，叙述者“不赞成”所述理想国家的某一项制度的情况属少有，足见这种制度并不为作者坦然地视为人的生活理想和美好的东西。取消家庭（或者公妻制）在此后的乌托邦作品中也没有成为主流的制度选择。
在十六世纪英国人莫尔写的《乌托邦》中，有一个著名的婚俗令人惊诧，那就是在选择配偶时，“女方不管是处女抑孀妇，须赤身露体，由一位德高望重已婚老妇人带去到求婚男子前亮相。同样，男方也一丝不挂，由一位小心谨慎的男子陪伴到女方前面”。这固然是为了双方互相看明白了，以免婚后发现对方身体的毛病而后悔，更是因为，在这个国家一旦结婚就不能离婚。因此，这看起来比今天还“开放”的婚俗，是以严谨和保守的婚姻制度为背景的。“除非发生死亡，不致婚姻关系中断。但发生通奸行为或脾气坏到不能相处，则是例外。当男方或女方感到自己感情上受到伤害，议事会就准许其另行择配。被离异一方从此终身受耻辱并过着孤独的生活。”“然而有时夫妇性情不十分融洽，双方又都有可望共同愉快生活的意中人，也可以在互愿的情况下离异后另行婚嫁，当然事先经过议事会批准。只有当议事会成员及他们的夫人对案子作了深入的调查，离婚才能得到批准。”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胆开放和宽容了。但是，这里仍可以看出权力机关对两性生活的绝对支配权。在《乌托邦》中，“破坏夫妇关系的人罚充最苦的奴隶。双方均系已婚，则一双受害者在自愿的情况下可离异，犯有奸行的双方可彼此结合，或可以和自己喜爱的对象结婚”。
十八世纪初出版的法国人维拉斯的《塞瓦兰人的历史》，描写了对犯通奸罪女犯的处罚：“其中两名按法律服刑七年，然后再要服刑多长时间则按他们丈夫的意愿来定。”接着作者描写了一名犯不贞罪的美丽的女犯要被当众剥光衣服接受鞭打的情形，令人不忍，但“这毕竟是法律对一种犯罪行为的裁决，这种罪行在当地人中被认为是重罪之一”。如此保护夫权，显然是两性关系禁锢的表征。
无论是柏拉图的取消家庭，还是早期乌托邦作品中严格地维护家庭，对于个人来说，这些都是国家对性权利的禁锢。
放松性关系也并不意味着人的自由
到了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首先提出了离婚自由的主张。这是乌托邦两性制度史走向自由的一个里程碑。欧文在《以不变的自然法为基础的普遍适用的合理组织法》中为自己的理想社会立法，其中第七条为：“男女两性都应当受到同样的教育，享受同等的权利、优待或人身自由。婚姻决定于自然的互相爱慕。这种爱慕应被正确地理解，不受人为障碍束缚；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婚姻没有使双方得到幸福，那么妨害解除婚姻关系并使不满意婚姻状况的人遭到不幸的那些法律，就应该加以废除。”他为此还订了离婚条例：“如果结婚十二个月以后，双方发觉彼此情意不投，认为他们的结合很少有希望或完全没有希望带来幸福，那就可以正式声明打算离婚，并在离婚登记簿上注册。不过他们还要同居六个月。过了六个月以后，如果他们仍认为彼此的性格不和，双方都愿意离婚，那就应当在他们以前的离婚登记簿上签名，以完成离婚手续。假如一方反对离婚，则应当要求他们继续同居六个月，以试验他们的感情和性格能否相投，使婚姻幸福。但是在六个月期满以后，如有一方仍坚持离婚，那就应当按照上述手续办理离婚。”
十九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是主张取消家庭的。他说：“显然，上帝希望依照几何学正确性规律使一切东西都是自由和协调的，而我们则采取了家庭制度。这种制度下，只有专横、虚伪、非正义、不和、压迫。每个家庭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总是矛盾的。”与柏拉图不同的是，傅立叶取消家庭的观点是从个体的欲望和自由出发的。他把社会的最小组织由高级到低级分为荣誉小组或行会、友谊小组、爱情小组、家庭小组或亲属小组四种，认为“家庭小组依靠物质的或强制性的联系，而不是基于情欲的、可以任意解散的自由结合”。“任何强制都会产生虚伪，由于既不自由又不能解散的家庭小组的影响，就必然会产生虚伪。因此，再没有比家庭小组占支配地位的文明社会和宗法社会更虚伪的了。”“在和谐制度下，第四小组只有在被其他三个小组所吸收，并依照其他三个小组的精神而活动的条件下，才能积极发挥作用。”显然，这是要以其他社会组织来取代家庭的观点。
这种以自由之名来取代家庭的观点很值得玩味，其中有着深刻的悖论。以封建宗法色彩形成的家庭、家族、亲属圈，的确对个人自由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为了挣脱这种束缚而融入集体——其他的社会组织，集体生活，不仅是理论上，而且也是人类实际历史生活中自然发生的选择。但是，集体生活，难道不同样是对个体自由的一种束缚吗？反过来看，二十世纪两部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中恰恰是没有家庭的，一部是奥威尔的《1984》，一部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尽管前者是禁欲的社会，而后者则是性泛滥的社会。这两部反乌托邦小说都是描写社会控制，描写人的自由被剥夺的状态。家庭的取消在这里很耐人寻味，因为家庭恰是个人自由的堡垒，没有家庭的个人直接暴露在国家强力之下，只有孤独，无处容身。
傅立叶的法郎吉协作制度是建立在人的“十二种基本情欲”之上的，因此在男女之欲上也比较宽容。比如在劳动中“安排各小组的联婚，即由于这农作物组合而产生的男子小组与妇女小组的会见，必须特别热心。小组联婚的思想很有趣，一语双关。但是这种会见出于热爱劳动，十分规矩，而且大有裨益”。可惜傅立叶只言欲望而不涉情感。他在男女关系的实际问题上，立场比欧文保守得多。他在一篇批评欧文派的论文中说：“恋爱关系制度所能容忍的变动，只有在政府、僧侣、父辈和丈夫需要这种变动之后才能发生。”他完全否定了在婚姻问题上男女平等的权利。
说到底，傅立叶自己是矛盾的。从他的基本理论“十二种基本情欲”来看，他是主张对物欲宽容，持一种功利的观点而非道德观点的。比如他就对文明制度下女性贞洁的价值进行了嘲讽。但是对上帝的信仰却使他又不能把支配自己的权利交给人自己。他的宗教观和他的功利主义在这一点上奇妙地契合了：那就是，人，只是对象，而不是主体。人是被利用的，而不是自由的。他曾明确表示在“和谐制度”的初期是不应该有恋爱自由的，这不仅是由于“首先存在着一种障碍，即必须在全球坚决加以根除的梅毒，其次是习惯的政治障碍，但是更大的阻力，则是只要让恋爱稍微享受一些自由的地方就立刻会产生秘密的集体纵欲。恋爱上的放纵与恋爱谢利叶（傅立叶设计的一种生产组织单位）之间的关系，就像毛毛虫与蝴蝶的关系一样，它会摧残情欲谢利叶的一切劳动属性和一切值得尊敬的特点”。
这怎么理解呢？原来，两性情欲在他那里本来就是作为“引力”来促进劳动生产的，但完全的自由恋爱和情欲的放纵，会使“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