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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先生在“前言”中又说：“顺治至乾隆四朝的文字狱，一个共同的轴心是满、汉的民族矛盾。”这同样是无法避开的话题。
满族约形成于十六至十七世纪之间，起先它没有自己的文字。1599年即明万历二十七年，距清兵入关仅四十五年，努尔哈赤才命额尔德尼等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立满文。1644年清兵入关时，满族人口仅占全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它的八旗军由满人、居住关外的汉人（汉军旗人）、同满人结盟的蒙古部落等组成，共约三十四万七千人，满人只占其中的百分之十六。满清盛世的十八世纪中叶，满族人口仍未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1〕。而满洲贵族们在统治全国的二百六十七年中，始终没有放弃他们高踞各民族之上的特权。清末邹容《革命军》列举清廷的高官中的满汉比例为：大学士、尚书、侍郎满汉并列；内阁学士满六、汉四；侍读学士满蒙六、汉二；侍读满十二、汉二；中书满蒙九十四、汉三十；六部的郎中、员外、主事，满人约四百，汉人为一百六十二人。又如理藩院从尚书到司库都是满人；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门的高官都是满人。地方督抚多为满人；各省道府实缺多由六部以满人居多的司员外放，保证了地方官员大多数是满人。汉人高官必由进士、翰林；满人则无论出身，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2〕。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汉人淮、湘军的崛起和新军的出现，那是清廷无可奈何之事，但仍受到满族王公的节制和掣肘。光绪末年由荫昌任陆军大臣，军权仍归满人。在“立宪”呼声最高时，朝廷所定的资政院章程，只有皇族和贵族才能参加该院：宣统三年（1910）四月初十公布的新内阁成员名单，“其为总理大臣者，一老朽无能之奕劻。余如民政大臣为善耆，度支大臣为载泽，海军大臣为载洵，农工商大臣为溥伦，组织不出皇族，海内舆论哗然”。〔3〕
这样一个为史学家钱穆称之为“部族专制”的政权〔4〕，其首要任务当然是如何统治超过本民族人口近百倍的汉人和其他民族。他们残酷镇压与笼络安抚并举，顺治朝则武力先行。他们借口帮助明王朝剿灭李闯王而入山海关，一进北京，福临便取代朱明天子而称帝。初起还为崇祯帝后发丧，官吏王公一如其旧，官制服式暂依明制，汉人的反抗尚不显著。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在扬州遇到史可法的顽强抗击，城破后制造了史称“扬州十日”的大屠杀，死难人口仅焚尸簿记载的就达八十余万，被掳、落井投河、闭门焚缢的无法计算。清兵渡江，南京的南明小朝廷投降。统兵的豫亲王多铎立即下达剃发令，强迫汉人男子一律按满人样式剃发以示降服，激起素称柔懦的江南士民的强烈反抗。在已经接受了清朝地方官的江阴、嘉定两个小县城，士人和义民斩木揭竿，重举义旗。明知以卵投石，江阴义军死守孤城苦战八十一天；嘉定失陷后义军继续顽强转战。清兵报以毒燎虐焰，两城平民惨遭屠戮，玉石俱焚。江阴城杀绝封刀，“出榜安民”时全城只剩下躲在寺观塔上等处的大小活口五十三人；嘉定“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白骨浮于水面，岔起数分”〔5〕。《土中录》所载顺治朝的文字狱，倒是“一个不杀”，这是由于满人权贵对汉文化知之不多，或者还腾不出手来对付文人，决不是这位开国皇帝对读书人格外仁慈。
顺治短命。康熙二年（1663）便发生杀人最多的湖州庄廷鑨明史案，凌迟及戮尸十八人，斩首及绞刑七十余人，充军为奴数百人。罪名只因“其涉及清室，并无讪谤语，偶见建夷及夷氛、夷寇等字，不意竟触震怒，酿成惨狱”〔6〕。但它尚不属“盛世”文网，其政治背景是：一为康熙冲龄登基，辅国大臣鳌拜等惟恐天下不稳，杀人立威。二是江南素为清廷心腹之患，继上述扬州、江阴、嘉定屠城之后，又有松江、太湖陈子龙、夏允彝等的抗清起义；顺治康熙之交，郑成功联合张煌言从长江口进军，围攻南京，占苏皖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义举虽失败了，但一时影从如云，江南震动。康熙元年，曾向郑成功献策的湖州士人魏耕、钱缵曾、潘龙基在杭州被凌迟处死。不足一年又有人首告湖州发生明史案，岂不使满族权贵心惊肉跳。
康熙亲政是康乾盛世的开始。康熙仍致力于军事上的削三藩、平准葛尔（乾隆时方平定）、征讨台湾等，后期的诸子争嫡也很使他烦心，文网还不太密。《土中录》所举，被斩首的沈天甫等实为讹诈，二眉道人朱方旦是迷信骗人。真正属文字狱的是康熙五十年（1711）编修戴名世的旧作《南山集》语多狂悖案，牵连上百人。但最后钦定仅杀戴名世一人，与此案有关的已故方孝标戮尸，故金先生说“圣祖的性格较为宽厚大度”。
金先生对雍正朝的文字狱有中肯的概括：“世宗雍正雄鸷猜忌，即位前后，心力全用于骨肉相残上，著名的曾静、张熙案，即直接关系宫廷之变，并且做了一件自以为高明的蠢事，颁布了《大义觉迷录》”；“其次为严惩朋党，如汪景祺、钱名世、谢济世、查嗣庭诸案，而他之痛恶朋党，恐也与骨肉倾轧时，双方互结党援这一内幕上得到连锁性的教训”。
康熙朝开始，从皇帝到王公贵胄，都对汉文化发生莫大兴趣，乾隆帝尤甚。他们读儒家经典，认汉儒为帝师。金先生的说法是“满洲贵族在政治上征服了汉人，汉文化却征服了他（乾隆）”。但他也觉察到，满清皇帝接受汉文化，目的是为其所用。乾隆发现“汉文化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奥妙，反过来便利用儒家的尊君畏天、三纲五常等学说。经过发酵，作为文化立威的利器，实际上是用了倒打手法。他对汉族的读书人虽然笼络利用，却有成见，就像他看不起明代的士人一样”。例如，外史记载乾隆曾当面叱责协办大学士纪昀“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7〕诗人沈德潜晚年为乾隆翰墨侍从，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晋尚书衔、太子太傅，食正一品俸。死后发现沈有不敬处，立即追夺阶衔谥典，拆毁所赐祭葬碑文。存殁荣辱，俨如天壤。
《土中录》指出乾隆朝的文字狱与前三朝相比有两大特点，一为落网罹祸的流品复杂，医卜星相，地痞讼棍，乡愚冬烘，商贩工匠，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二是死的疯人特多。前三朝尚无疯人因文字狱而被杀的，乾隆则不管是否真疯，一入文网非处死即充军，家属连坐。如介休王肇基进诗联“要求皇上用我”，朱批已肯定“竟是疯子而已”，但又发上谕“将该犯立毙杖下，俾愚众知所炯戒”。又如公认的疯子丁文彬冒认老衍圣公婿，南平刘朝干、泰和李雍和等情词悖逆等，都被凌迟处死。可称“史无前例”。
乾隆自诩有平苗和天山南北、三征台湾、定回乱和服缅甸、安南（越南）、廓尔克（尼泊尔）等十大武功；又有六次南巡，开拓疆域，功劳赫赫。乾隆中前期，全国统一，民族大家庭基础逐渐形成，政局稳定，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繁荣，确属盛世的鼎盛期。然而在用兵、南巡等方面也劳民伤财，糜费无数。乾隆十四年和二十二年（1749、1757）有人设法谏阻南巡。结果是，借名和伪抄京报的首犯抚州千总卢鲁生凌迟，夏邑的卸任布政使彭家屏斩监候，诸生段绪昌“从宽”斩决。
乾隆另一大功劳是倡修《四库全书》，耗时十载，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这是古今学术界称道不绝的好事。而《土中录》指出它的深层含义：引读书人“入彀固是其目的之一，但更重要的则为藉此展开禁书运动，使汉族士子尽为寒蝉喑马”。据清湖州姚觐元和近人冀县孙殿起《清代禁毁书目》、《清代禁书知见录》统计，所禁书籍全毁二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四百零二种，挖改的无从统计。书中有夷、狄、胡、虏等字眼，以及“犬羊”之类的影射词都要挖改。“词涉乖谬”、“语有偏驳”、“俱有违碍诬妄语”便遭禁毁，《说岳全传》也成了禁书。金先生引孙殿起《知见录》评说此事：“每叹我国古籍，自秦政焚书后，实以此次查禁为书籍空前浩劫。”并直斥其为“专制淫威”。查禁与编修《四库全书》同步开始，前后二十四次，起先尚说“及时采集，汇送京师”；“忌讳字面，并无妨碍”。两年以后便疾言厉色地责令各地“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直到《四库全书》书成后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仍在严谕查禁。
禁书阶段的文网更为严酷。帝制时代皇帝名字必须避讳，清律谁犯讳就触犯“十恶不赦”中的“大不敬”而处死。有人告发江西举人王锡侯编刻的《字贯》，河南祥符裱背铺主刘峨、脚夫李伯行的印本列出数代皇帝名字用字，目的本在提醒人们尤其是应考举子不要触讳得罪。不料自己先遭殃：王锡侯斩决，三子四孙斩监候，江西巡抚海成失察斩监候，刘峨斩立决，李伯行是盲人，斩监候。因“讪谤”得罪的更不胜枚举，较惨酷的如东台已故举人徐述夔“诗见悖逆”，他及刻印诗集的已故儿子戮尸，江宁布政使陶易、幕吏陆琰“消弭徐案逆迹”斩监候，黄梅监生石卓槐“有心讪谤”凌迟，已故举人临湘沈大绶生前自刻寿辞“编造悖逆诗词”满门抄斩，子孙兄弟侄等十四人杀头；明遗民戴移孝的诗和诗集查获后定为逆书，移孝、昆父子戮尸，曾孙世道斩首，并且查遍天下十三省，追索有关的人和残书残版，牵连极广。真是血泪斑斑，惨不忍睹。
综读《土中录》，感慨万千，不能不引起沉重的思索。
书中所列举的案例，只有顺治朝的函可和雍正朝的曾静、张熙是有联络武装力量图谋推翻满清的行动的。然而，函可充军沈阳，尚能寄身僧寺，善终于“戍所”；曾、张二人被雍正释放，乾隆时方处死。绝大多数文字狱都是深文周纳制造的冤案，一言空泛的“悖逆”、“诬妄”、“荒谬”就判定满门抄斩，凌迟残杀，令人发指。
这些文字狱的最后定案，几乎都有朱批上谕，而且同样的案情，全凭皇帝心血来潮，或满门诛杀，或无罪释放，漫无定规，《土中录》多举类比。这是可怕的历史事实。其一，文字狱确实出自皇帝圣裁，好心的歌功颂德派也无法将罪责推给臣下。而皇帝如此残忍，并非个人性格因素决定，却是由于他居于部族专制的顶端，以天朝大国自居；独尊儒术，拒绝外国的“奇技淫巧”，听不得半点异己言论，严密防范对部族专制不满的只字片言。其二，既是专制君王的最高旨意，官僚们必然闻风而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只要找到些可疑的白纸黑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