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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有两种祖先）
我们中国人有两种祖先。
先秦时代，中国社会生机勃勃，刚阳激烈，这时候的人跟后来朝代的人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
我们看明朝的史料和坊间小说，看明朝的社会，宋清的官场，看到的都是权谋、诈术、厚黑、圆滑，官僚和市井之人的丑态百出。而我们看先秦，看春秋战国时代，看到的是激扬，直朴，激烈，个性张扬，有独立人格，思想自由健康。仅仅是由于年岁长了而世风日下了吗？
先秦和汉代，人们重名不重利；后面的朝代，人们重利不重名！
究其原因，不是人性在变，而是社会结构的根本不同所致。
先秦时代，是分封制，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再把土地分封给卿大夫，大夫、贵族有自己的封地，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保持了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才可以演出那许多重名的慷慨激扬的故事。那些慷慨人物的故事，多是这些卿大夫和贵族们的。这种风格必然也影响到民间，所以民间也是这样，所以养成了春秋战国人那种自由、张扬、直朴、讲原则的个性精神。同时，因为是分封制，君权因此就不是很强大。
而后面的唐宋明清皇权专制社会，皇帝以下的人没有占有封邑的好事儿了，整个国家和人众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全国之人谁都不具备和皇帝的人格平等，官僚们、读书人、普通人都成了皇权体系下的奴隶，他们全面接受皇权行政体系的组织控制和思想控制，失去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其中的精英也被迫以走仕路、拍马屁为生。那些州、郡、县的官僚们，因为并不能把州、郡、县当作自己的私人封邑，所以穷啊，能不重利吗？于是重利不重名。上行下效，于是民间也变得圆滑多机巧。
所以，我们感受到春秋人，极有一股子烈气，这完全是基于当时的分封制社会结构。这股子激烈之气、人性之刚阳，在后来的皇权专制社会一去不返了。人们多了圆滑、世故和媚态，少了先秦人的个性张扬和人格独立意识。这也使得强调人性光辉之春秋时代，备受永远的怀念。
先秦和汉代的士人，包括史官如董狐和司马迁一班人，都是强项之徒，宁死不改自己的原则。“我心非石，不可转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他们坚持自己的原则甚于生命，我的心不是石头，它不能随便被人搬转，我的心不是席子，它不能随便被人翻卷。而后面修唐史、明史的那些硕儒，则糊里糊涂地处处说假话，处处避让皇帝老儿。
先秦时代的士人大夫，可以与君主促膝对谈，在君主面前长篇大论，可以否定君主的观点，气势自比为君王之师，荀子喊出“从道不从君”。而后来的赵匡胤偷着把宰相屁股下的小凳撤掉了，臣子们在皇帝面前就从来没有坐过了，更很少直接排斥皇帝的观点。思想届的硕儒也提出和流行起来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理论。皇帝的意识形态自动成了权威。
是后来的胆子小了吗，脾气软了吗？是时代久了人们就学“聪明”了吗？非也，是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了啊。
由此我也不得不说，把中国历史以秦为分界，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大阶段，也是错误的。首先说，“奴隶社会”，其实奴隶并不多，而“封建”两个字，不论中国的古人还是西方的百科全书，都是释之为分封建国，那其实是先秦的特点。
我认为，中国先秦时代是分封制时代，后面则是皇权专制社会，这也才能刚好解释这两个时代的我们的祖先，为什么简直不像一国人。
我们今天的人，又是哪一种祖先的后代呢？
秦代和汉代，因为是分封制向皇权专制过渡和夹杂的时代，所以秦汉的人们，仍然残有了一股子激烈之气。秦汉人的狂悍、忠勇、诚信、孝义，在周边异族眼中熠熠生辉，和后代宋明时代异族眼中的懦弱、中庸的汉人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直朴和义气，在《三国演义》里仍然可以看的到，但是到了《红楼梦》那里，则看不到一点影子了，看到的只是一个字——“利”和争“利”引发的人性的丑怪。
重名不重利，等于说是重原则而不重利，重人格思想独甚于重自己的生命。先秦人，譬如秉笔写“崔杼弑其君”的齐国史官，把自己的荣誉、信义、原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若苟且枉求，毋宁死。后来，皇权专制下的中国人，就变得圆滑、机巧、惟利主义乃至讲求“唾面自干”了。
什么是唾面自干呢？比如别人唾了你，你会怎么办？
我会把它擦干算了，不用计较。
但这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境界是你不擦它，过一段时间，它自己就会干的。变成这样了。只要能苟且，原则和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算的了什么。
一个人一旦没了独立人格和原则，就什么坏事都不惮去干，社会风气日下也就是势出必然了。社会上人与人的不信任、冷漠自利，皆出于此。它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皇权专制长期养成的社会形态。
中国人的劣根性，大约是随着分封时代的结束，皇权专制的启动，而开始产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2002年前后，写了这先秦一系列人物故事的原因，我用“青铜时代”来命名那个时期。我希望别人借着阅读我这几本“青铜时代”，能够与刚烈直朴、个性张扬、人格独立的春秋战国人遥相张望，重让现今时代的人们，闪烁起质感的青铜光泽。
我们有两种祖先，皇权时代专制体系下的祖先，分封时代相对有独立人格意识的祖先。
我们是要做哪种祖先的传人呢？
重拾青铜时代的精神，中国人可以走得更好！
第一章 我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
（一）
公元前211年，当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为了争夺地中海霸权而战，迦太基人汉尼拔渐渐陷入颓势，发明出“浮力的大小等于它排开水的重量”的阿基米德先生所在的城市（叙拉古城）也因为支持汉尼拔一方而被罗马人攻破。阿基米德先生一边作算术，一边不小心被罗马士兵杀死了。而这时候，在亚欧大陆最东端，一个叫做碣石岛的小山上，有一个伟大人物正袖着手，看东海的日出。
这个人就是五十岁快要死了的秦始皇。
秦始皇喜欢驾车自虐游：作为有十年驾龄（驾驭中国的年龄）的皇帝，他曾五次巡行中国（平均每两三年就出巡一次）。他坐着木轱辘车，目的不在于游玩，而是弹压东方和南方这两片不稳定的新占区，以及查看北方边境的安全。每次他都是春来秋往，跨月兼季，在跑路的里程上，古来君王中只有大禹能跟他相比。即便不出巡的时候，他也每天都要看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简文件，不看尽此数，不go to bed。看得出来他是个勤勉的皇帝。
秦始皇勤劳政事之余，还富余了一些体力，于是就去干一些糊涂事：当他年逼五十，两鬓生霜的时候，开始致力于登仙不死。大骗子徐福跟他要了一万斤黄金（当时的钱分两种，黄金是主币，青铜的“秦半两”是辅币。一斤黄金得一万枚“秦半两”），徐福带着几千半熟少年入海寻神药。神药没有找到，徐福和钱却没回来——似乎去了日本。现在日本三重县有徐福的坟墓和墓碑，和歌山县也有坟墓（他实在阔气，连坟墓都有两个）。总之日本人并不讳言徐福，徐福的碗还被当地名人望族世代传藏。日本有一百多处与徐福有关的遗迹和遗物。
徐福在日本据说还泡到了一个媳妇叫“阿辰”。金立神社的日本人每五十年要祭祀一次徐福，把他的神像抬出来逛街，一直抬到“阿辰”的庙里见见面才回来。据说这个传统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虽然徐福去日本的事情没有定论，但当时日本尚处于石器时代却没什么争议。不过，考古发现，此后的日本就有了快速发展，很快出现铜器和铁器，并且产生了类似春秋战国的百多个小国，互相攻伐。
不说日本的事了，秦始皇还在中国等着徐福回来呢。等了半天也不回来，于是“卢生”又跑来骗他说：练神药需要神仙掌勺，但神仙是很腼腆的物种，怕见生人，您必须藏起来，神仙才肯来。于是可怜巴交的秦始皇又把自己藏起来了。他在咸阳城摆了个巨大的迷宫，方圆达两百里，办法是用天桥、甬道（两侧带墙的道）连接咸阳城内外的二百七十多个离宫别殿。他在迷宫里边悄悄走过，除了老鼠以外谁也找不到他。当然他也定期（也许是每天）从迷宫里钻出来，在咸阳宫里面见群臣理政决事。
办完一天的公事，他又回迷宫里睡觉。他睡觉的地方（往往睡无定所）也绝对不许透露，否则死罪。
他希望自己躲在这么隐秘的地方，神仙会来找他。
有一次，他又在迷宫里玩鬼撞墙，突然看见丞相的车骑从远处过来了。丞相的车骑非常煊赫，秦始皇不太高兴，觉得丞相用车超标，于是嘟囔了几句。
当时秦朝的丞相设左右两名，一个是李斯，一个是冯去疾。这个超标的不知是其中哪个。但不管怎么样，该丞相闻讯后立刻减损车马，不敢摆阔。秦始皇知道了，大怒，心想一定是身边某个太监泄露了我抱怨丞相的话。“我不是说好了吗，不许泄露我在迷宫里的行动和言语。不然神仙不敢来了！”于是他把那天在场的身边值勤太监全宰了。这帮人死得也活该，说好了捉迷藏，却乱讲。
可是，尽管秦始皇这么虔诚，腼腆的神仙们还是不肯亲临咸阳，一露芳容。负责拉皮条的卢生，一看自己拉不来神仙，就在骗局即将被揭穿前卷着钱逃跑了。临走还把秦始皇大骂了一场，骂他心不诚（原话是“贪于权势”，意思是老秦整天忙着处理政务，不适合当神仙。）
秦始皇从迷宫里出来，发现卢生已经跑了，自己还挨了骂，骂词已经传到了咸阳民间，于是他的愤怒可想而知。作为老百姓，被人骗了，也要一哭二骂三上吊，作为皇帝，则只有杀人了。他展开大搜捕，要坑杀这些骗子加诽谤者。
当时云聚咸阳的文学方术士甚众。这些家伙有分工，文学士是歌颂太平用的，作《仙真人诗》之类，干些帮闲的事。方术士是练药的，治病求长生圆满，类似某某功，总之他们的特点就是跑来蒙事，以求“奸利”，也就是抓钱。
秦始皇下令在咸阳的这帮“文学方术士”中间排查类似徐福、卢生这种欺骗并且（或者）诽谤我的人，最终互相揭发，确定了四百六十余个有问题的人，秦始皇把他们都坑杀了。坑得好！
这件事情后来却成了秦始皇的盛名之累，所谓坑儒。其实“坑儒”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坑的是不是儒？历来聚讼纷纭，似乎永远说不清了。据不佞的揣测，秦始皇并非专意要坑儒者，而是坑骗子和诽谤者。坑他们的目的用《史记》上的话讲叫“以惩后”，以避免天下人再来骗皇帝和诽谤皇帝，而不是惩罚他们学了儒学。
后来公子扶苏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扶苏这人心比较软，给在这些要被坑的文学方术士们求情时说：“这些人都是诵法孔子的，请陛下原谅了他们吧！”
扶苏夸讲这些人“诵法孔子”，宣扬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