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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分封制下会较少全国大起义，是中西方历史所共同证明的。而郡县制下就不同了。郡县制下，皇帝一人独裁，全国政令统一，一旦皇帝发了疯，错误政策就通过郡县制波及全国，造成广泛的风险，农民大起义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周期性的恶梦，实不足怪。
这是从地理因素的角度来解释，分封制下，两种势力对国君独裁的制约，也是减少人民起义的重要因素。
分封制的第五个好处，提高管理效率，减少劳役奔波。
在分封制时代，一个人出远门——譬如服兵役，最多是跑到本诸侯国的边境上，足迹不出一个省。而现在统一成一个大帝国了，出远门的机会也就多了。比如说刘邦往中央送犯人，就要一路从苏北走到陕西去。交公粮也是如此。农民们交公粮，要在地方官的组织下，雇车运输到中央去。以当时落后的交通手段，向中央运输公粮和木材皮革等等物资，动辄一两千里，势必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运输价值一钱的物资给中央，需要耗费几十个钱的人工和路费。中央所得的甚少，而民间受其毒苦已深。这些送公粮和物资的农民走在路上，衣服和口粮都得自我解决，走不到半道，新衣服就已经破旧了，其它费用也一样高昂，所以人们受不了，干脆纷纷逃亡，有的则怀念起分封制时的美好，喜欢有个本地的诸侯王，可以让自己服兵役或者交公粮什么的，足不出“省”——这大约也确实是分封制的一个好处吧。确实，以当时相对落后的技术手段，庞大的中国硬要从分封制统一成一个大帝国来运转，成本一定会提高，效率却未必提高。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秦王朝偏偏特别喜欢这种“宇宙流”的大调动，用汉朝人的话说，秦喜欢“转海濒之粟，致于西河”，也就是把东海之滨的粟，转运到陕西去，这不是故意折腾老百姓吗。
人们饱受秦王朝这种不科学的“计划经济”的毒苦，所以离开家门的时候愁眉苦脸。后来汉朝人贾宜提议在距离中央较远地区譬如淮南曾设了一些诸侯国，从而让人们就近建设本诸侯国，减少人们的长途奔波。汉文帝接收了这个提议。
所以，对于一个脆弱的新建王朝来讲（说它脆弱，是指它是从两千年的分封历史习惯上转折建立起来的），适当分封诸王子出去，以浓于水的血亲关系作为保障皇族势强，二世、三世不断传下去的有力措施，确实如淳于越所言，能够起到中央的枝辅的作用。
总之，对于一个刚刚建国十几年就由于急于事功闹得风雨飘摇、民怨并起的秦王朝，从医得眼前疮，安定当前局面的角度看，搞一点分封制（不是全盘的分封制，而只是把一些王子封到边远齐楚地区去，是部分的分封制，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分封制中的积极因素），不失是一种短期救弊的急药，大有裨益。淳于越的这一“分封王子去远方”的建议，即便在最慎重和挑剔的人来看，也是应该被采纳的！
可惜，秦始皇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宁愿要百分之百的纯郡县制！
后代的王朝借鉴了秦亡的教训，在分封制的历史惯性还很大的专制时代前半期，多数是改行“郡县、分封双轨制”而不是秦的“单纯郡县制”，譬如汉就是这样，从而大大提高了王朝的成活系数。
不过，光讲分封制的五大好处也不算“讲理”，分封制的坏处似乎并不比它的好处少。那些被封出去的浓于水的“血”（皇族子弟），随着世代的传延间隔，终于会淡得比水还淡。他们翻眼不认人，势力坐大，从开国之初的枝辅作用，慢慢变成了威胁中央的割据反叛势力。这就是为什么汉朝后来出现七王之反，晋朝有八王之乱，明有靖难之战，而春秋战国的诸侯王们更是混战不休，把老周天子根本不当正经对待。总之，一句话，分封的诸王在开国初期的枝辅积极作用随后又会变成离心的反作用。
秦始皇和李斯，就是看到了分封制会带来割据混战、天下苦于战斗、相攻击如仇雠的恶果，所以终于一棒子把的淳于越的“部分地区分封制”的合理化建议给打下去了，秦王朝从此走向了一维郡县制的不归路。
淳于越踉踉跄跄走出朝堂，他感到岁月悠长，但是所余单薄。
（二）
秦人一向是非常自信的，对于自己搞出的郡县制、兴事功、专赏罚等等一系列前无古人的“新政”，非常自矜。毛主席说：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说的很对！
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身上传统的包袱少，所以向来蔑视传统。分封制就是一种传统，是历代帝王治国之术的根本。但是秦人不以为然。分封制原本在秦国根基就不深，又被商鞅革命给狠狠地革了，如今，他们要把职业官僚郡县制广泛地推广到全国。
这当然不是坏事情，但是他们也许忘了，商鞅在革命的时候，自己落的是被五马分尸的下场，现在向全国输出对分封制和相应的贵族政治的革命，自己又会落的怎样呢？
反抗的力量已经被感受到了，端倪就是淳于越的发言。
针对淳于越的分封意见的发言，李斯做了反驳性的发言，李斯说：“现在地面上出现一种很不好的势头，就是一些人整天借着古代政令思想非议时政。他们挖苦当局，惑乱人心。每当朝廷下达政令，他们就都拿一些古书上的教条，对政令议论纷纷，引经据典，以古非今，抨击造谤。”
李斯的话说的含糊其辞，那些人议论抨击的是什么呢？李斯没有说明，我私下估计，不外乎两方面，第一是类似淳于越这种有“齐独”思想的人，和中央唱着反调，要回复分封或者部分分封的政治结构。第二类是针对秦王朝急于事功、轻用民力的，这个东西折腾得大家很凶，自然有人会提意见，出来抨击。
李斯接着说：“这帮提意见的人呢，他们入则心非（在肚子里否定），出则巷议（在街上“大鸣大放”）。他们如果结成党，君主的势力和政治主张就要滑落了。所以对他们应该打击。我建议，把这帮人所引经据典使用的那些古书都烧了，看他们再还怎么议论。《诗经》《尚书》一定要烧，他们主要就是根据这俩本书上的古代教条思想，来非议和诽谤今天的时政的。诸子百家之语，也要烧，因为它们也会教人胡乱议论。”
？当然官府里的这类藏书李斯没有说要烧。为什么不烧呢？我估计因为统治集团的人还是要研究和借用这些书中的治国之术的，虽然是对它们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要烧只烧民间的——这不但可以减少民间借之以抨击时政，在法理上也符合法家、儒家、道家在先秦一贯提出的“弱民”思想。
“我们把民间的思想书都烧光了，”李斯说：“让民间的黔首们没有书看，变成了榆木脑，也就啥都不懂，再不能造谤议论了。”——这些书籍，现在我们当文学书看，当时是政治书，饱含了种种与新时代——皇权专制时代所不能相容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和文化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控制这些书籍，确实是会影响皇权专制社会。
所以，焚书，并不是秦政府要和文化作对，实是政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需要。
“他们想学点东西的话，就学政府法令，这样就对我们新时代的政治思想，扎根吃透了！”
秦始皇对李斯这个主意大加赞赏，于是焚书运动就开始了。
李斯命令：“如果谁在烧书命令颁布三十天内不烧，相关责任人就脸上刺字，派作城旦。”
李斯的作法，好比鲧先生的治水，用堵和压的方法，而不是疏导。当然他也疏导了，他让人们看含有现时代新的政治思想（皇权专制取代分封）的书籍。
但是，光用疏导是不行的。你可以组织大家学习新时代的文件精神，谁不同意，就给他不停地学。谁受不了了，表示完全接受新时代的文件精神了，算是过关。这样，开它两年的学习班，思想就扭转过来了。或者开科取试，谁接受我们的新时代的政治观念，还论述的特别好，我就录取你进入富贵行列。这些都是好的疏导的办法。
有这样的疏导，干吗烧书啊。
但是，不行，烧书似乎还是必要的。这跟当时的士人民众脖子比较硬有关。这些人习惯了从前分封制下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恐怕一般的学习班是改造不了他的。闹不好，他倒把学习班上的老实给辩倒了。所以李斯针对这种人，采取了法西斯的手段，除了烧书，李斯还说：“谁敢聚众研讨《诗经》《尚书》这些古东西，就杀头！（因为研讨透了，就有可能借着书中观点来非议时政）。而其它形式的敢于直接以古非今、诽谤朝政的，就灭族！”
看得出来，焚书只是手段，禁止提意见、禁止非议新时代政治、统一大家思想才是根本目的。
于是，秦始皇第九年的时候，书是开始烧起来了，郡县农贸市场空地上燃烧着竹板儿。统一思想的工作用这种方式开始了，这是两千多年先秦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居然有人要统一大家的思想，是啊，时代变了，可以有多元思想并存的分封时代已经翻为美好的从前，现在是皇权专制时代了——火焰吞吃着一去不复返的时光。
单烧掉是不可以的，还要建立。只不过秦王朝因为寿命太短，没来得及建立。在下一个汉这个皇权专制时代，属于皇权专制时代的思想被建立起来了——那就是董仲舒修改了先秦百家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作为皇权专制时代代表思想的“新儒家”。两千多年的分封历史这才真正被翻为了一去不复返的从前。
向传统的旧时代思想开战的气味儿是那么的强，无疑也影响到了在沛县当警察的刘邦。刘邦看到政府在烧传统文化的书，在反从前分封制下的旧思想，刘邦也许不懂得其中奥妙，但他不免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快感，因为他本来就是个不爱读书的人。不过，刘邦脑子里其实也全是传统文化思想，比如他特崇拜从前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一副仗义江湖的豪迈。这其实在皇权专制之下，也是需要被禁止的思想。在皇帝这个一元的统治者驾下，只有忠君这一条出路，养门客和养士，本身就是分封时代的特征，也是应该在焚烧的行列。
不管怎么样，刘邦感到一种无名的高兴，好像阿Q看见了革命时的那种心情，奶奶的，我也要去革那些老时代家伙们的命。于是，每当他见到一个传统旧时代思想观念比较多的人——即儒生，都要笑嘻嘻地把对方的儒冠抢下来，问道：“它漏不漏？”人家说不漏。于是他就把儒冠放在地上，往里边撒尿。
受烧书影响，刘邦也就没学什么文化——这里我们必须插说一句，由于秦王朝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来新时代的全套的思想体系，所以它的民众就没什么可学的，等汉朝建立了“新儒家”，人们就有东西学了，所以我相信秦王朝的人没什么文化可学，是个短暂的阶段，如果它寿数足够长，建立起那些供老百姓学的东西（譬如“新儒家”）以后，它们会让老百姓有“文化”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汉初几十年，在“新儒家”出台以前，政府照样是延续执行了秦朝的禁止挟书令，这实在不是秦始皇好坏的问题，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