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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几十年，在“新儒家”出台以前，政府照样是延续执行了秦朝的禁止挟书令，这实在不是秦始皇好坏的问题，实在是皇权专制时代的历史要求，不过还要指出的是，在法家、儒家、道家这种都强调“弱民”、“愚民”的统治技术的学说指导下，即便有了“新儒家”可学，可以让民众有“文化”了以后，大约也是限于部分人，多数人还是没有必要让他学的——后来，刘邦同志当了皇帝以后，对自己没文化的历史非常懊悔，常以此警戒教育儿子辈要多读书。史料记载，刘邦常自叹道：“秦始皇不许挟书，唉！都是秦始皇耽误了我！ 导致我写文章很差！”——哼哼，这个习惯现在人也有，明明是自己不努力，却常把责任推给四人帮！
其实，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刘邦都四十多岁了，早就过了启蒙学习阶段了，你写文章差，能怪得着人家吗？
刘邦接着对儿子们说：“由于秦始皇耽误了我，导致我写文章很差。可是，我看你们写的东西，还不如我呐！我认为啊，你们可得努力了，不要老找人代写啊！”——看来这是一家子两代人都不爱读书写文章，不论老的和小的，这是基因有问题，怪不到秦始皇了。
（三）
新旧时代，确实有很多思想上的不同。譬如说，忠君这个观念，分封时代下也是讲忠君的，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君主对待臣子要符合礼仪和道义，所以伍子胥敢于鞭打楚平王的尸体，但是没有人非议他是不忠。但是，在皇权专制下，忠君是无条件的了，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了。仅仅这么一条变化，对于那种很有独立人格、个性精神的先秦时代过来的人，就是几乎比登天还难（想想董狐等等这种不怕杀头，宁死也不改变自己信仰原则的人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秦王朝面临的思想改造任务是多么的艰巨庞大了吧。
于是，虽然有了焚书，但作用仍是有限。
事实上，思想意识形态向皇权专制转化，是花了几百年的时代，直到唐宋才慢慢有了进入皇权时代的感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秦汉时代的人，仍然是有很多骨气和古气的，还没有像附会皇帝、放弃自我意识的宋明清人那样。
所以，这就是鄙人说的，中国人有两个祖先。秦汉时代，正式这两个祖先的嬗变过渡时代。
并且我们也得到这样的结论，人性不是主动的，是由社会结构强烈影响的。社会结构是专制还是民主还是什么，这个形势大于人，形势改变和影响人的品性和价值观，包括因此形成的社会风气。
从某种意义上讲，为了完成分封社会向皇权专制政治思想观念的过渡，以及推行帝国新政，巩固统一，阻遏“以古非今”的逆流，焚书作为一种见效速度快的政策，在短的一定时期内使用，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焚书事业要商量”——意思是不能把“焚书”之事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
但是焚书的负作用也是非常明显，出现了一个“人们不敢讲真话”的局面！
《史记》中说，当时“天下畏罪，莫敢尽忠”、“群臣恐谀”。意思是，大臣们不敢讲真话，不敢从忠于职业的角度来提意见。因为你讲你真的思想的话，一旦与当前要求的意识形态不符，你就是“以古非今”、“诽谤时政”，就有一家子掉脑袋的危险。李斯说，“以古非今者族！”
但是请不要把这种悲哀的局面仅仅想象成是秦时代的灾难，其实，所有皇权专制时代都是这样的。后面之所以被族被坑的事情比较少，不是因为后代的皇帝们心软了，仅仅是人们已经学乖了，适应了，不再像秦朝时候的人刚刚从分封制过来，还那么耿介有个性呢。
不管怎么样，“人们不敢讲真话”的局面出现了。
是凡钳制舆论的时代，就会出现一个“人们不敢讲真话”的局面，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当然这也反映了思想改造工作的初步成果已经出来了。皇权时代的思想改造，不就是为了让人民放弃自己的大脑和思想，接受皇帝的大脑和思想吗？人人不讲真话，都讲皇帝所倡导和宣讲的话了，这不正是这场焚坑运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吗？
于是，万马齐喑的局面出现了——连马这么爱叫的动物都不敢发声音了（更爱叫的驴则早被杀光了）。臣子“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下（臣子）慑服谩欺而取容”。司马迁把秦朝走入皇权专制之后的这种情况记录在《史记》里，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因为秦朝结束而终结，即便司马迁本人，他的残废不也是因为不讲上边要求讲的话弄的吗！
从此，秦王朝真话消失、言路断绝，飘扬在朝野上空的到处是假话，秦始皇听到的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他似乎更加觉得自己一贯正确了。天下大事就是秦始皇一个人作主，丞相大臣都是顺着他的意思去说去办。总之，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秦始皇像一头失去控制的航天飞机，听凭自己的热的脑袋把这个被取缔了发言权的帝国臣民带着东扎西撞。
汉朝人张释之对汉武帝说：“秦以不闻其过，天下土崩。”确实有道理啊。只不过皇权专制的体系不改，汉朝的皇帝也一样避免不了走到这样的局面，虽然他的臣子们这么苦心积虑地拿着前朝皇帝的覆辙来劝勉他。
（四）
紧跟着焚书，又发生了坑术士的事。
当时有侯生、卢生两个骗子，是给秦始皇弄仙药的，但是弄不来，于是想到了逃跑。逃跑倒并不打紧，但是俩人临逃跑前还说了很多话，都是诽谤圣上的，给秦始皇提了很多意见，诸如“贪于权势”（喜欢独裁）、“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不肯授权给百官）、“上不闻过而日骄”（皇上听不进不同意见）什么的，并且传遍了咸阳。这就要严办了！因为这是对皇帝进行人身攻击，不是神药的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于是秦始皇警觉起来，认为这个政治事件一定是代表了一批人。
秦始皇说：“我前一时间刚刚收缴了天下的书籍。但是侯生、卢生这帮人，弄不来仙药不算，还临走诽谤我。”秦始皇的话里的逻辑很古怪，收缴书籍和弄仙药有什么关系啊！晕！
其实很有关系。侯生、卢生的诽谤使秦始皇警觉起来，他意识到：虽然前面收缴焚烧了民间书籍（目的是钳制舆论、禁止议论与诽谤朝政），但这个工作并不很成功，侯生、卢生不还是在这里诽谤吗？秦王朝最忌讳的是诽谤皇帝和非议朝政了。
任何统治者凭着常识都会进一步意识到：侯生、卢生的诽谤朝政绝不会是个别现象，类似的诽谤者在天下一定还有。那该怎么办呢？天下那么大，不可能短时间内挨个排查，但咸阳就在脚下，如果排查出一些造谤份子，然后用重刑杀掉，就可以起到“以惩后”的作用，即震慑全天下的诽谤份子从此三缄其口，不敢再诽谤议论时政。所以杀的时候必须用极刑，而且杀得热热闹闹，用坑掉这种不常用的极端残忍的作法最合适不过了，可以起到触目惊人、以儆效尤的打广告的作用。
于是，他下令在咸阳的“文学方术士”（即颂太平和炼丹药的人）里进行排查，查出了四百六十个“妖言以乱黔首”的人（即散布诽谤朝政的言论的人），坑掉了，算是给天下所有的政治异见分子打了广告。
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史记》上管它叫做“坑术士”。但后人出于对秦帝国的怨恨，或者借喻以说教当政者的需要，而把“坑术士”讹成了“坑儒生”。这是会误导人们对这个事件的性质的认识的。
当然，被坑者中间也会包括一些儒生，但他们被坑不是因为他们是儒生，而是因为他们的政见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所谓“议论不合者”。这些人被坑掉是因为跟政府不唱一个调子，而不是因为他们学儒家。
焚诗书、坑术士这两件事一前一后地紧随发生，之间大有联系，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改造旧的分封制体系的意识形态，向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转型，倒不是和儒家过不去。而且，从史料上看，坑术士也好，坑儒也好——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坑意见不合者——并没有扩大化。
对于秦王朝的“焚书坑人”，后代皇帝官僚们不应该整天咒骂它。它替后代君王做了思想向皇权专制开始转变时难免要做的事情，虽然手段或许不如董仲舒建立一个从先秦儒家修正过来的新儒家作为皇权时代主流思想以完成思想转变来的高明。但在那个来不及有董仲舒的时代，而强项的先秦风骨的人又很多的情况下，也许这么做是客观上的被迫选择。后代皇帝，吃水不要忘了挖井人，吃饱了不能打厨子。
秦亡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总结起来合计四个：
第一是急于事功。急于事功，大兴建筑，征用民力太多，直接导致民生凋敝，“欲为乱者，十室而五”。
第二是，分封制向皇权专制的过渡过于急剧。单一的郡县制，而没有适当杂以分封，在技术上有许多弊端，更主要的是违背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造成了中下层社会的动荡。分封制的长期历史惯性和反弹，酝酿成了一种巨大的反秦政治势力。一些中层的精英豪杰，都普遍与秦为难。
第三是，向皇权专制社会的思想形态过渡过于急剧，手段流于粗暴，导致“焚诗书、坑意见不合者”现象出现，一定程度地激化了中层精英与皇帝的矛盾，并且导致言路断绝，讲假话现象。
第四是，忽视礼仪教化而专任刑罚。秦人重实干，但少理论，不善于思想工作。虽然儒家的思想和儒者，在秦统治集团里确实参与了一定作用，但实际还是弱势的。单用刑罚是不行的，必须常给人作作思想工作，他就舒服了！
法家是，鼓励专任刑罚而忽视教化，这也就导致了秦的忽视教化。像韩非子，是非常轻视教化作用的，认为老百姓是不配接受教化的，你就拿法约束他就行了。我们说，教化作用确实不能夸大，像说周文王、商汤是因为仁德的思想教化对下面做的好，最后王天下了，这是儒家者在吹牛。但是呢，教化也能多少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所以，儒法兼行，一个长于做事，一个长于教化，虽然这显得有点“中庸”或者“乡愿”，但似乎却不失是个最终的选择。
以上秦亡的四条原因，单独一条都不足以导致秦亡，其中重点是第二条。
后代皇帝在学习中进步了，他们不会一次犯太多错误。
第五章 今年祖龙死
（一）
李斯这个人，字写的不错，算是中国书法的鼻祖。他研发出了小篆，还写了一个字帖《仓颉篇》，里面都是小篆，供士民学习，用来统一六国文字。小篆成为了秦王朝的官方文字，现在的印章上还在用。
小篆最革命性的特点是“方圆绝妙”——从前的六国古文字都是扭扭歪歪、拳打脚踢、东长西短、大大小小，像蝌蚪一样。惟独从李斯小篆开始，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方块字形，各个字都一样大，所谓“方圆绝妙”，这可以从泰山石刻的小篆上得到印证。李斯也就因此成了小篆书法的泰斗。杜甫有诗曰：“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意思是李潮兄的篆书逼近李斯先生——这是夸李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