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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是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一切反封建斗争必然把矛
头直指教会。文艺复兴运动开展后，教会的权威已受到动摇，但人文主义并
没有反对宗教和上帝，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城市甚至还利用罗马教皇以反
对德国皇帝。而在16世纪初期的德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教会在德国横行
无忌，把德国当作教皇的奶牛，人民痛恨教皇和教会的统治。因此，对教皇
和教会的攻击首先从德国开始，其规模、其声势也表现得最为浩大。
（1）宗教改革前德国的政治形势
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国仍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既没有一个权
威的中央政府，也没有统一的军队、统一的货币，甚至连个国库也没有。德
国名义上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可是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确切的疆界是
怎么样也说不清楚。实际上德国是由七大选侯、10几个大诸侯、200多个小
诸侯、上千个独立帝国城市统治着。它们大大小小的领地，就是大大小小的
邦国。皇帝有名无实，地位和诸侯相差无几，权力只局限在自己的领地——
奥地利公国之内，无力实行集权统治。每个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有征收赋税、
铸造货币、设立法庭、审判案件等特权，俨然十足的国君，成为德国内部的
“国中之国”。诸侯对皇帝实行分权，在领地内实行集权。诸侯、骑士和城
市往往各自结成联盟，他们时而相互对抗，时而又同皇帝对抗。从 15世纪
40年代起，皇位一直由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着。尽管16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
声势显赫，查理五世（1519—1556年）还兼领尼德兰和西班牙，但国内诸侯
势力的强大，使德国不可能像英、法那样实现中央集权制。
德国政治上的分裂，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当时德国的社会结构
中，虽然封建的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因素的痕迹也逐渐明显
起来了。在采矿、冶金、纺织、印刷等部门中，出现了分散型、甚至少数集
中型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从1460年—1530年之间，德国的银矿年产量增
①
加5倍，最高年产量达300万盎司，被称为“白银大国”。德国的商业，特
别是过境的转运贸易相当繁荣。德国经济极为分散，发展也极不平衡，没有
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东部和西部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往来，南部和北部又各
有自己的贸易和市场，而大中城市大多集中在边境地区，以经营对外贸易为
主，与国外的联系比与国内的联系密切得多。经济的分散导致政治的分裂，
政治的分裂又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德国的社会矛盾十分复杂，矛
盾的集中点就是天主教会。
16世纪初，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德国的社会结构发
生了复杂的变化。
在统治阶级内部，最具实力的是诸侯。他们的领地俨然是独立王国，享
有独立国家君主的权力，除了掌握司法、税收、铸币等特权外，还拥有常备
军，还有权独立宣战和媾和，有权召集地方议会，是德国分裂割据势力的代
表。他们还采取种种措施控制一些城市和低级贵族。虽然诸侯之间有矛盾，
但他们却不满意天主教会的横行无忌，希望通过宗教改革夺占教会的巨大财
产。
低级贵族即骑士的地位日渐没落。由于火药的使用和步兵作用的增大，
① 《剑桥欧洲经济史》（TheCambridgeEconomicHistoryofEurope）1952，第466、4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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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在军事上的地位降低了，已经成为多余的阶层。他们只有少量领地，收
入有限，多数入不敷出，濒于破产。为了维持其奢侈和寄生的生活，除充任
德皇和诸侯的佣兵外，则加重对依附农民的剥削，有些甚至以勒索、抢劫为
生。他们既反对诸侯的专横跋扈，也嫉羡教会的富有，要求驱逐罗马教会势
力，结束诸侯的割据，实现国家统一，加强皇权。然而，骑士主张的统一是
为了实现过时的贵族民主制，维护农奴制，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主张得不到农
民的支持，也得不到市民的赞同，只能是孤军奋战。
僧侣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集团。僧侣上层组成贵族集团，包括大主教、
主教、修道院长等特权阶层。他们是封建主，有的本身就是帝国的地方诸侯，
控制着大片土地和大量农民。他们榨取农民比世俗贵族还要肆无忌惮，除剥
削一般租税外，还抽取什一税，利用宗教权力压榨人民（如驱逐出教、售卖
赎罪券、停止宗教仪式等）。僧侣下层组成平民集团，包括城乡传教士。他
们多出身于城市市民或平民，经济地位低下，与下层人民有密切联系，其中
许多人能积极参加反封建斗争，有的甚至成为农民运动的理论家和领袖。
在城市内部，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
内部的阶级结构大致分为城市贵族、中等阶级、城市平民三个阶层。城市贵
族是城市的特权阶层，他们把持城市大权，操纵市议会，占据重要官职，依
仗雄厚资财控制城市经济命脉。他们多半与诸侯关系密切，不仅剥削压迫城
市居民，而且压榨市郊农民。当人民起来反抗时，他们总是和诸侯、封建主
一起镇压起义。中等阶级即市民阶层，人数较多，有富裕的手工业者，商人
和手工工场主，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他们承受诸侯的压迫、骑士的掠
夺和城市贵族的专权，忍受着各种负担不了的捐税。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
情绪日益增长，希望结束封建割据，发展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少数激进分子
要求实现中央集权，建立“廉洁教会”。但德国的市民阶级还不够成熟，他
们多数只关心地方利益，不太考虑整个国家的前途，是社会变革的温和派、
改良派。城市平民是城市居民的下层，成分较为复杂，有贫苦的手工业者、
日工、帮工、破产的行会师傅以及逃亡城市的无业流浪者。他们没有财产，
没有任何权利，遭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和剥削。他们不满自己的处境，痛
恨封建制度，在社会改革运动中，往往追随市民，而且是农民运动的同盟军，
但在当时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
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是占全国人口 80％以上的农民。他们受着皇帝、诸
侯、僧侣、骑士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和压榨，必须缴纳高额地租，担负人头税、
战争税、转移税、结婚税等苛捐杂税，甚至人死了还要缴付“死亡费”。农
民稍有反抗，封建主就施以割耳、割鼻、挖眼、截指、断手等各种酷刑，甚
至斩首、车裂、火焚。农民还要向教会缴纳名目繁多的什一税，在农产品和
手工业品交易中，还要受城市商人居间剥削。农民受苦最深，他们最迫切要
求改变社会现状。
（2）马丁·路德和市民革命
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国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中，教会封
建主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德国的分裂，给罗马教皇和在德国的天主教会以可
乘之机。德国的一切社会矛盾都围绕着教会剧烈地发展着。罗马天主教会上
自教皇，下至主教和高级僧侣，穷奢极侈，过着超乎世俗封建主的豪华生活。
当时，天主教会占有德国土地面积的1/3，每年从德国搜刮和劫走的财富，
多达30万古尔登，是德皇岁入的好几倍，等于德皇1497年所征国税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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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教会在德国的掠夺，主要是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许多高级僧侣，如大主
教、主教、修道院长本身就是帝国诸侯，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封建主，不惜
一切手段霸占农民土地，增加地租，加重劳役。农民除了粮食要交什一税外，
连种菜、养猪、饲养家禽、酿酒、放牧、垦荒等，也要向教会缴交什一税。
教会还巧立各种名目，如出卖圣职、出售圣物、赎罪券等来敲诈人民。德国
成了“教皇的奶牛”。教皇还利用德国政治分裂和皇权的软弱，扩大教会的
权势，恣意控制德国，阻挠德国的统一，让官方的德国永远成为罗马天主教
最忠顺的奴仆。教会的横征暴敛，激起了人们对教会的憎恨，德国的社会矛
盾集中表现在反教会的斗争上。
1517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世借口修缮圣彼得堡大教堂，出卖赎罪券。阿
尔伯特由于身兼马格德堡和美因兹两大主教职务而违反教规，他向经营银行
业的富格尔家族借了一笔钱贿赂教皇，要教皇不过问这件事。为了还债，阿
尔伯特要求教皇让他在所辖教区内贩卖赎罪券，所得款项，一半用于还债，
一半交给教皇。教皇的特使特兹尔也到德国兜售赎罪券。特兹尔无耻地宣称：
“只要买主的钱落入钱箱丁当一响，罪人的灵魂马上就从炼狱飞升上天堂。”
这种无耻的买卖激起德意志各阶层极力反对。马丁·路德写了 《九十五条论
纲》，张贴在维登堡教堂的门上，就赎罪券问题提出异议，要求公开辩论。
马丁·路德出身于德国东部一个矿工家庭。1484年初夏，全家迁至曼斯
菲尔德。此后其父上升为冶铁承租人，雇佣工人操作，成为小企业主，步入
市民阶层，并当选为市议员。18岁那年，路德进入爱尔福特大学学习，接触
了人文主义思想。大学毕业后转入奥古斯丁修道院。1507年被授予神父职，
后入维登堡大学修神学，1512年获神学博士学位，并任该校教授。他曾长期
思索过“灵魂得救”的问题，怀疑教会的说教。路德在《九十五条论纲》中
说：教皇无任何赦罪权力，只能宣布或肯定上帝的赦免，由于赦罪权属于上
帝，所以赎罪券可以免罪的说法是错误的，当钱落入钱箱丁当一响，增加的
只是贪婪和爱财的欲念，凡诚心忏悔者，也可与上帝直接来往，直接升入天
堂。论纲的发表，使德国酝酿已久的反对封建制度的宗教改革运动公开爆发
了。
起初，路德并不想反对教皇，也没有否定赦罪本身，只是觉得教会出售
赎罪券这件事做得太不像话了，因此提出异议。但人们对教皇和天主教会的
不满情绪已经达到顶点，路德的论纲就像火花落在油桶一样，起了点火的作
用。霎时间，市民、平民、骑士甚至部分诸侯都卷入了反对天主教的浪潮，
路德的论纲出乎意料地被群众由拉丁文译成人人能看得懂的德文，争相传
抄，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整个德国，到处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深受压
迫和剥削的城市平民和农民，革命的积极性最高，他们要求改变现存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