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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冰锥尖端晃动的光阴，被抽去了所有的活水
我与白鸽的影子孤单在一起
谈不上相互取暖
和平游丝般飘移着。滞留于空间的血痕
透明，微微开闭
我假想飞临到白鸽的跟前，面对面
却想不出把生硬的手掌放在何处
罗伯特·乔丹形象的多维审视
■ 苏顺强
1940年，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战地钟声》（又译《丧钟为谁而鸣》）出版了。这部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小说不仅在美国国内赢得了一片喝彩，被誉为“海明威所写的最精美最丰富的小说”，①而且我国著名翻译家吴劳先生也认为它“可被看作他的代表作而无愧”。②然而，对于在海明威创作生涯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小说的主人公罗伯特·乔丹，国内评论界却鲜有专题评论，即便是在综合性评论中，也往往是简单地给他戴上一顶“反法西斯英雄”或“共和主义战士”的大帽子。实际上，海明威本人是反对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过，“只有才能不大的人才具有阶级意识”，“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是经久不衰的，不管它的政治观点如何”。③因此笔者认为，目前评论界对乔丹的认识远不够全面和深入，而且现有评介不仅与海明威的创作初衷相违背，而且远不能涵盖乔丹形象的全部内涵。鉴于此，本文拟把乔丹视作一个为自由、民主和人的尊严而战斗的美国人，从英雄性、悲观性、人性及悲剧性等方面入手，对乔丹形象进行多维度的审美分析，以还原其本来面目及生命力，同时也可印证海明威对文学真实性的不懈追求。
一、崇高的英雄性
1936年初秋到1939年春的西班牙内战，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线的序幕，是国际进步力量与法西斯势力间的第一次殊死较量。因为多种原因，这场战争以法西斯势力的胜利而告终。一生对西班牙热爱有加的海明威以记者的身份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并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就出版了《战地钟声》。因此，可以认为小说是对刚刚过去的这场战争深刻反思的结果。当然，海明威的反思不会是孤立和狭隘的，从小说来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John Donne）《祈祷文集》的标题及卷首题词的深刻含义即可明了，这一反思不仅是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也不仅是关于欧洲的，更是关于整个人类的。
乔丹作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依照“英雄性是指个体为群体而行动时所显示出的超乎寻常的能力、勇气、毅力、胆识”④的美学理论来考察，他首先具有美学意义上的英雄性特征。第一，乔丹作为美国一所大学的西班牙语讲师，来到西班牙内战前线和西班牙“共和国”及国际民主进步力量一起，反对以佛朗哥为代表的国际法西斯势力。乔丹主动加入这一场民主与法西斯之间的正义战争，目的很明确。“他投入这场战争是因为战争发生在他所热爱的国家里，因为他信仰共和国，并且，要是共和国毁灭了，那么信仰共和国的人日子都要过不下去”。②显然乔丹的参战既是为西班牙共和国、西班牙人民而战，又是为世界民主、自由、和平而战。这样，乔丹就具有了英雄性的本质特征：为他人、为群体的目的，出自责任和义务的主体动机。
第二，乔丹在行动中也显示出超乎寻常的能力、勇气、毅力、胆识：他勇于接受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深知任务的危险性和艰巨性，仍敢于只身前往敌后，去争取不明究竟的游击队的支持，努力完成炸桥任务。在这种吉凶未卜甚至可以说是凶多吉少的情况下，其勇气和胆识，令人钦佩地凸显出来。炸桥后撤退中受伤的乔丹，为掩护战友安全撤退独自留下来阻击敌人，同样显示出过人的勇气和胆识。
乔丹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和阻力：游击队长巴勃罗的反对炸桥，法西斯对进攻计划的觉察和了解，因为“聋子”一伙儿的牺牲而造成的人手短缺，清晨实施炸桥行动对安全撤退带来的不便，巴勃罗偷走爆炸装置给完成任务增加的难度，还有乔丹本人和玛丽亚的相识相爱以及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与行动本身的矛盾，等等。乔丹面对困难与阻力，显示出他超乎寻常的能力和毅力。他在和巴勃罗斗争的同时，力争以彼拉尔为首的大多数游击队员的支持，并争取到“聋子”一伙的支持；实地考察地形，了解敌人的防守情况，制订周密的行动方案，巧妙地应对突如其来的敌巡骑兵，在聋子一伙遭到打击时，果断地从大局考虑，做出保存实力的决定；观察分析形势后派人送信建议取消进攻；机智地使用手榴弹引爆；选择了为理想、正义而战之大我而牺牲了与玛丽亚的小我之爱，最后仍在进攻开始时炸毁大桥，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就乔丹单方面而言）。这一切无不显示出他超常的能力和毅力。
第三，乔丹具有美学意义上的崇高性特征。美学上的崇高性往往转引指人的精神思想品格风貌的巨大性和超常性。乔丹本来可以选择在美国大学里过安逸的生活，然而他来到了西班牙，选择了与苦难、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战争；尽管不喜欢自己的任务，但他还是毅然接受了那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按时炸桥。当他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之际，他的所思所想不禁让人想到保尔·柯察金：“唯一的遗憾是我将不能战斗了。”“我为自己信仰的事业如今已战斗了一年。我们如果在这儿获胜，在每个地方就都能获胜。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之战斗，我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啊。你很走运，他对自己说，你度过了这样美好的一生。”②为理想、信仰而生活而斗争，终生不悔，死而无憾，这就是乔丹精神思想品格风貌的巨大和超常即崇高性的充分表现。
总之，从他为群体的目的、在行动中显示出的超常的能力、毅力、勇气和胆识以及其崇高的精神风貌来介定，乔丹无疑具有崇高的英雄性特征。
二、浓厚的悲观性
乔丹是崇高的反法西斯英雄，可他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又有着明显而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他身上浓厚的悲观宿命色彩。悲观宿命思想伴随着乔丹执行任务过程的始终。接受任务之初，他就明确表示“不喜欢”这个任务；还没到达目的地就意外地遭到游击队长巴勃罗对炸桥行动的坚决反对，他想“事情开头就够糟的了”；到达当晚，面对比拉尔要求他带玛丽亚远走高飞的要求，他的回答是“只要我们炸桥后还活着，一定带她走”；②当巴勃罗谈到炸桥的严重后果时，乔丹想：“老巴勃罗啊，老伙计，我认为正是这样啊。你看得出来，我也看出来了，那妇人从我手掌上也看出来了。”②所以，尽管乔丹嘴上说不信吉普赛女人的“迷信”，但实际上他既认同巴勃罗对形势的分析，又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比拉尔的宿命判断。也就是说，他坚信实施炸桥行动的灾难性后果和自己的不幸结局，乔丹最终的死亡结局又恰恰证实了乔丹等人的悲观宿命思想。正是因为这种悲观宿命思想的影响，反法西斯英雄乔丹身上罩上了一层浓厚的悲观色彩，他的一言一行都带上了悲观意味。
因为悲观，他甚至把这次任务看成是荒诞不经的“把戏”，“在这样一场糟糕的把戏中，设法取得两帮胆小如鼠的游击队的配合，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帮你炸桥，来阻止一场也许即将开始的反攻”。②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对任务本身产生过犹豫，“一个明知那些行不通的命令会导致什么后果，他还应该执行吗？……他应该执行这些命令，因为只有在执行进程中，才能证明行不通。你没有尝试哪能知道行不通呢？”②显然在乔丹的意识中，这次任务是行不通的，如果执行势必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灾难性后果，仿佛他现在全力以赴地去执行命令，只是为了证明它行不通。因此，乔丹的思绪中才会出现只有现在没有未来的感受，“我现在能从生活中得到的也许不过如此了。也许这就是我的一生，不是七十年，而是四十八小时，或者说得确切些，是七十或者七十二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三整天就是七十二小时”。②“除了现在再没有别的了，既没有昨天，当然啦，也没有明天。你要活到多大才能明白这一点呢？”②在他的意识中，自己和玛丽亚的爱情也是不存在美好明天的，“不会有时间，不会有幸福，不会有乐趣，不会有儿女，不会有屋子，不会有浴室，不会有干净的睡衣，不会有日报，不会双双醒来，不会醒来看到她在身边而你不是孑然一身。不，不会有那等事”。②正是因为悲观情绪的存在，他在事情进展不顺利时会想到游乐场里徒劳轮回的旋转木马，在等着与玛丽亚相会时会说“快来吧，玛丽亚，因为时间不多啦”。②在临行动的前夕还在想，“这就是你所不愿正视的。你不得不干下去，制订了一个自己知道没法完成的计划。你制订了个计划，而现在你明白这是没有用的。你能用现有的力量攻占两个哨所的哪一个都行，绝对不成问题。可是你没法同时攻占两个。我的意思是说，你是没有把握的。别骗自己啦。黎明快来临了，别骗自己啦”。②应该说，乔丹最终也没有为炸桥任务的胜利完成做好充分必要的准备，他是怀着失败的信念去执行炸桥行动的，即他对炸桥的结果是抱着肯定的悲观态度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巴勃罗的意外带人参加战斗，乔丹是不可能完成炸桥任务的。因此，在受伤后独自留下阻击敌人时，他有一种解脱的喜悦，“得啦，事情终于到了尽头，没有什么问题了。现在不管以往的一切如何，不管未来的一切会怎么样，对他来说，再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了”。②
总之，《战地钟声》具有浓厚的悲观宿命色彩，悲观情绪伴随着乔丹行动的始终，悲观是乔丹的重要特征；这使得反法西斯英雄乔丹具有了不同于一般政治英雄的悲观性特征。乔丹身上散发出的浓厚的悲观色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主人公乔丹本人，二是他人的影响，三是叙述者的悲观叙述。就乔丹本人而言，过去一年多的战场失利和眼前的艰巨任务所构成的残酷现实，是乔丹悲观情绪产生的根源。共和国军队司令弋尔兹向乔丹布置完任务后马上补充说，“那也正是我们无法做到的”，然后针对乔丹的疑惑不解他又发出了一连串气愤的反问：“有什么能保证我的命令不被变动？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行动不被取消？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推迟？有什么能保证实际发动进攻的时间和预定时间相差不超过六小时？有过一次按计划进行的进攻吗？” ②同样，当法西斯的飞机成群掠过时，乔丹马上想到可能是敌人知道了进攻计划，并在心中反问自己，“为什么不会呢？以前每次进攻，他们不是事先知道的吗”？②分析现实形势后他派安德烈斯给弋尔兹将军送去建议取消进攻的信函，与此同时他想“我相信会发动的”。②弋尔兹拿到乔丹迟到的信后，说“我们完了。对。跟以往一样。对。太遗憾了”。②乔丹和弋尔兹这些看似荒诞的言行，就是过去战事的一再失利留下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