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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就是过去战事的一再失利留下的伤痕。这同时证明乔丹的悲观不是没有根据的，它来自对一年多战场现实和目前艰巨任务的深刻内心体验和理性分析，它来源于现实，不仅仅属于乔丹一个人。在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国一方高级指挥层的官僚作风和权利争斗，权利既集中又分散并相互牵制的现实，使得身在其中的乔丹自然也会感受到形势的严峻，这种情况下，作为任务的执行者，乔丹只能抱着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去勇敢地“尽力而为”。正因为如此，乔丹面对反攻显然的失败结局和自己的死亡之时以“尽力而为”来宽慰自己。
乔丹的悲观还来自他人的影响，既有共和国最高司令戈尔兹将军对局势的无可奈何的不自信，又有自私狡猾的巴勃罗对现实的客观分析，尤其是吉普赛妇女比拉尔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宿命观。她因为能闻到死亡气息而闻名，但在看过乔丹的手相后，一反常态地缄默不语，而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对乔丹和玛丽亚多次发出“时间不多了”的催促，神秘的谜底后来通过玛丽亚的口说出，那就是比拉尔从乔丹手上看到了“死相”，所有这些人的言行和思想都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乔丹，影响着他，对他的悲观思想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有就是叙述者的悲观叙述。《战地钟声》的叙述基调是悲哀的，“发愁”、“倒霉”、“死”、“忧虑”、“不详”、“自杀”“恐惧”、“糟糕”、“阴郁”、“伤心”、“失败”等字眼布满了整个小说。如开篇第一章，当乔丹忘了安塞尔莫的名字，叙述者叙述道，“他竟把名字忘了，这对他来说是个不祥之兆”。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样叙述者的明显带有悲观色彩的叙述和人物的悲观色彩相结合，则悲观色彩就愈显浓烈了。因此，悲观性也就成了乔丹区别于传统英雄形象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三、健全的人性
乔丹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其突出表现之二就在于他不是一个政治化的英雄，而是一个人性化的英雄。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是指那种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他人或大众的利益而英勇斗争的人，而乔丹的实际表现与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乐观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等信念存在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他与人们赋予他的政治身份——反法西斯战士所要求的思想境界相去甚远。
首先，他没有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任务的完成方面。在不到三天三夜的时间里，他及时去享受玛丽亚的爱情，与玛丽亚四次做爱，真可谓夜夜行乐，及时欢娱。行动前夜在还没有为炸桥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他却因为不能与玛丽亚再次结合而失望，“这最后一夜运气真不好”。②即使在巴勃罗偷走了爆炸装置的紧急情况下，他也只是回到睡袋去一面怨天尤人一面与玛丽亚享受最后的欢娱。为了一己之爱情和少数人眼前短暂的幸福，他在任务面前犹豫过，甚至对自身的任务产生过反感情绪。这就是说，他并没有为了民主自由和共和国而全然忘掉或不顾自己的情感需求。
其次，作为一名共和国的战士，他在某些问题上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政治倾向性，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杀害法西斯分子。“你以为自己有权杀人吗？没有。……难道你不知道杀人是伤天害理的？知道。”②当他听了玛丽亚一家人的不幸遭遇后，对法西斯杀害无辜百姓、糟蹋柔弱少女的行径怒不可遏，同样，当他听说巴勃罗率部野蛮残忍地用连枷活活打死法西斯俘虏时，同样表示出不能接受。还有，当巴勃罗在炸桥后自私地杀害同伙时，乔丹心想，“这杂种多卑鄙、狠毒啊”。②
重视个人的情感与享乐，既反对法西斯的兽行，也反对人们野蛮伤害法西斯俘虏，还有前文论及的悲观思想，乔丹身上的这些特征，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然而这些特征却是他健全人性的自然流露。由此可见，乔丹已不是历史发展的某种意识形态概念中的政治英雄，而是人性化英雄。乔丹是站在人道主义理想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的，而不是拘泥于其政治身份。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正是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所要求的。显然，作者在塑造这一人物时，首先遵循的是人性原则，而不是政治性原则，作者企图展示的是乔丹健全的人性，而不只是他的政治倾向性。从卡可夫说乔丹“政治觉悟不高”②和乔丹自己说“目前没有什么政见”②也可以洞察这一点。
因此，除反法西斯的政治理想而外，乔丹更应该是一个中性的人物——人性英雄。当然，这里的“英雄”更接近“才能勇武过人的人”这一定义，而不是“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的人”。这种英雄往往与好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说乔丹是一个具有浓厚悲观色彩的反法西斯的好汉——“硬汉子”。海明威认为，富于人性的形象更加为人们所理解和喜爱。⑤因此，乔丹健全的人性，不仅没有损害他崇高的英雄形象，反而使他更具历史真实性，更具人性魅力，也更加能够为各式各样的读者大众所接受和认同。
四、超越的悲剧性
乔丹具有悲观宿命色彩，这是惨痛的现实赋于他的特征，但与他的悲观失望情绪相伴随的是他的抗争意识。面对死亡与苦难，选择拼死抗争而不是选择退缩，面对抗争之后的毁灭，无怨无悔，这正是海明威一系列硬汉子主人公的特征之一，也是悲剧精神的表现特征之一。因此，罗伯特·乔丹既是具有悲观情绪的反法西斯的人性英雄，又是一个具有悲剧性抗争精神的硬汉子。
“美学悲剧性是指主体为了实现对自身现实的超越，或为了抗争外力的摧残而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他们往往处于无从选择的‘两难’或‘动机与效果完全悖反’的灾难里，但是面对灾难他们敢于殊死抗争，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去超越苦难和死亡，从而显示出超常的生命力，把主题自身的精神风貌和超人的意志力提升到崭新的高度，显示出人生的全部价值”。④“悲剧美就是主体遭遇到苦难、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求生欲望、旺盛的生命力的最后迸发以及自我保护能力的最大发挥，也就是说所显示出的超常的抗争意识和坚毅的行动意志”。“生命的本质特征之一，尤其是人的生命、人性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就是生存的抗争性，就是人的生命抗争意识和生存欲望。这种抗争冲动凝聚为意识、观念，就叫做悲剧性抗争精神——悲剧精神。” ④
根据以上悲剧美学理论，我们认为乔丹具备了悲剧主体的特征，也就是具有了美学悲剧性，这主要表现为他的悲剧性抗争精神。他接受了一项在别人看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项任务又是他的民主理想和自由信仰要求他必须接受的，是他的义务和责任的要求。从上文我们谈及的“现实”来看，执行这项任务将必然面临巨大的困难，甚至就意味着灾难或死亡。这样，主人公乔丹就被置于选择的“两难”境地之中，选择执行任务，意味着灾难或死亡，选择拒绝任务，对他的理想和信仰，同样意味着灾难和毁灭。这就使主人公乔丹具备了被动卷入矛盾漩涡中的悲剧主体的特征。在任何一种选择对于自己都意味着苦难或毁灭的“两难”选择中，乔丹毅然选择了执行任务，他希望运用自己的能力、勇气、毅力和胆识去抗争现实，尽管他明确知道抗争的结果也将是毁灭，但他仍然努力朝着“奇迹”行进。乔丹也理性地抗拒着比拉尔等人的各种悲观情绪，因为悲观宿命是悲剧精神的天敌。他还常拿内战中的英雄祖父来勉励自己，也用自杀的父亲来激励自己。这其中所蕴涵的顽强抗争意识和坚强的行为意志使他的行动和毁灭具有了美学悲剧性和悲剧美。
乔丹同样具有强烈的生存欲望，他在作品中表现出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的特征，显示出超常的生命力。每当他头脑中因惨痛的经历而冒出悲观情绪时，每当他人的悲观宿命思想可能对他产生不利影响时，他总会理智地警告自己，用抗争意识去对抗虚无与悲观。既使在走向毁灭的过程中，他仍然渴望着幸福生活，想象着将来与玛丽亚的美满婚姻生活。直到临死之前，面对步步逼近的死亡，他并不害怕，因为这是“每个人的必由之路”，仍然想着“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之战斗，我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啊”。②他一再否定了自杀的想法，因为他还有些事可以干。即使灾难来临之时，他仍然在精神上充分享受着“现在”。这种冷静而乐观的生活态度中不是激荡着悲剧的抗争激情，闪烁着崇高性的悲剧精神的光彩吗？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乔丹因面对死亡、苦难显示出的抗争本性而具有悲剧性，因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求生欲望、旺盛的生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等超常的抗争意识和坚毅的行动意志而呈现出一种悲剧美。总之，乔丹是一名具有悲剧性抗争精神的硬汉子。
五、小结
乔丹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因为参加了一场正义战争，并且有“为他人”、“为群体”的特征，加上他表现出勇气、毅力等方面的超常性，使得他具备了某些历史发展的某种意识形态概念中的英雄性特征，但是，这一特征又因为一定程度的悲观色彩和鲜明的人性色彩而遭到削弱。他在行动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力量，具有不屈精神和精神不败的“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从而具有了海明威笔下“硬汉子”形象的部分特征，但他“为群体”的目的和崇高的责任、义务动机，又使他有别于其他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硬汉子”。他在苦难和死亡面前表现出抗争意识和生存欲望，具有一定程度的悲剧精神，但是，这种审美特征又因为“为他”的目的和悲观宿命思想等非悲剧性特征而遭到削弱。总之，乔丹既不是纯粹的政治英雄，也不是地道的个人主义“硬汉子”，同样也不是典型的悲剧审美主体。他融英雄性、悲观性、人性、悲剧性为一体，显示出了人性的全部丰富性，因此，他只能是具有浓厚悲观色彩和悲剧性抗争精神的人性化的反法西斯硬汉子。
蜚声世界文坛的海明威向来视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因此，他说，“作品应该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③在1925年3月给父亲的信中，海明威写道：“我写的故事是要尽力传达出实际生活的感受……只有两面都写出来——三面甚至四面都写出来，你才能写到我要写的那个样子。”③《战地钟声》是海明威对西班牙内战乃至整个西班牙的实际生活感受，主人公罗伯特·乔丹正是这种全部真实感受外化出来的形象，因而呈现出人性的全部复杂性特征。舍勒说过，“人的本质正在于不可定义。人只是一种‘介乎其间’，‘一种过渡’”⑥乔丹形象的生命力或许正来自于其不可定义的真实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①林恩：《海明威》，任晓晋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②海明威：《战地钟声》，程中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③董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