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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只能对个人负责，对他自己的言行负责！
如果能有那么一天，如果我又碰上填表，仍要填上政治面貌，我能填上“个人”二字，旁人也视其为自然，那——时代想必又不同了。
我曾这样学雷锋
谁的人生无失败？谁都有过失败吧。我也曾有过，比如学雷锋。
我是如何学的呢？我是这样去学的。我想那个时代的孩子，大概都是这样的：
每天下午一放学，就去街上推板车。一见老人过马路，连忙跑去打招呼。只要捡到钱，哪怕一分钱，也都要交到警察手里边。好事做完了，回家写日记。日记写好了，交给老师看，盼着老师的表扬。一天是这样，不算什么事。两天是这样，也没什么事。慢慢，就有问题了。要是哪天有情况，没有机会做好事，日记又该如何写？坐在桌边想啊想，铅笔头都咬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写没有做好事？肯定不行的。大家都在学雷锋，大家都在做好事，你怎么能不做呢？不得表扬就算了，弄不好还挨批评。这样想着，一咬牙，一横心，终于将笔落下去，嚓嚓嚓地写起来，不到一刻钟，一件动人的好事就在纸上完成了。第二天，交老师，老师一看很高兴，不但表扬了，而且宣读了，号召同学们要向我学习，像我这样学雷锋，像我这样做好事。这样一来，就糟了，我被同学盯住了。于是，只好动脑筋，想方设法做好事。今天这样做，明天那样做，一天一个样。好事做了不少了，花样也快玩尽了，智商毕竟是有限。终于，有一天，没有创造了，又在桌边想啊想，铅笔头又咬烂了。终于，笔又落下去，嚓嚓嚓地写起来，不到一刻钟，一件动人的好事又在纸上完成了。不过，这次没得逞，我被同学揭发了。同学放学后，什么也不做，一直盯着我，直到我进家，他才转回家。我在纸上做的事，显然子虚乌有了。我也懒得再抵赖，因为实在太累了。每天做好事，实在太累了。即使我想做，也做不下去了。这时，我才体会到伟大领袖的英明。伟大领袖如何说？伟大领袖这样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他这是在说我呀，他早把我看透了！他只那么稍稍一瞥，就把我给看穿了！我是想做好事的，结果做成坏事了。坏事多么容易做！再说平时的真我，虽然学雷锋，做了不少好事情，但在不学的时候，做的坏事也不少。比如有天骂人了，比如有天打架了，比如有天爬围墙去偷一只小花狗……真是罄竹难书呀！这些我只放在心里，没有记到日记中去。想记也不敢记呀！想记也怕老师骂呀！这里，我要声明一下，我在这里说的这些，是我此时所思所想，不是那时就想到的。那时那刻的那个我，立即开始反击了。我也一五一十地开始揭发那位同学，揭发他的弄虚作假以及他的斑斑劣迹。于是，一场互相揭发在同学之间迅猛展开，那个激烈，那个广泛，那个深入，那个无情，真把老师惊呆了。从那之后，老师就没要我们写日记了。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这话当然是对的。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话当然也很对，而且十分正确无比。可是，谁又做到了？伟大领袖做到了？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他的感慨吧。他也感慨一辈子只做好事很难吧。如果世上真有人，一辈子尽做好事，一点坏事都没做，那人真是圣人了。这世上有圣人吗？他是肉体凡胎吗？何况很多情况下，我们做事，怀有好心，结果好心反办坏事。事情不是这样的吗？
心总飞向别处
友人来信，谈起边缘。现在流行边缘？看罢有点惊讶。流行的边缘是什么？说不好。流行的边缘是否边缘？也说不好。或许这是我的错觉，友人只是呼吁边缘？想要大家重视边缘？边缘若真引起重视，那又是怎样的边缘呢？真——不——好——说。
边缘于我是悬崖勒马：前头无路，后有追兵。那马，在崖上扬起前蹄，口吐白沫，仰天长嘶——再向前吧，粉身碎骨！往后退呢，缴枪不杀！虽然，还可能杀开血路，结果是奔向另一处悬崖。边缘人大都勒马悬崖。不悬崖勒马是边缘吗？边缘人大都难得善终，名利也是身后的事情。
很多人的眼睛里，边缘人是长不大的。老了，也是老顽童。边缘人的眼睛里呢，长大于他就是死亡，成熟于他就是腐烂。中心根本无法实现他的幼稚可笑的幻想。他，要行动，要冒险，要像堂·吉诃德一样冲击既定的现实生活，创造奇异的新生活，让自己变成一首诗：激情澎湃，无拘无束，汪洋恣肆。
边缘人确实讨厌中心。中心鲜花、赞美太多。赞美使他容易头晕，逐渐丧失独立的个性，听从赞美者的意愿。于是，他总是反客为主，做出使人意外的行动，离弃爱他的人和环境，背着“怪人”和“疯子”的名号为正常的中心所鄙弃，而中心在他眼睛里即使不是阿谀之地，恶俗之乡，也是极其平庸的。
边缘人之所以讨厌中心，还因中心拥有金钱，金钱中心坐着权力，金钱权力相互联手，不受他人丝毫约束，而且不容自我言行。而边缘人之看重自我就如同看重性命一般。一个缺乏自我的生命，是难有心灵自由的，在边缘人的眼睛里，是不亚于行尸走肉的。边缘人不愿做行尸走肉。
边缘人虽然喜欢自我，并不一定陷入自恋。如果自我一旦陈旧，形成一种新的束缚，他就会开始新的挣扎，展示一种新的超越。边缘人喜欢自我超越。他会像甩掉旧衣一样，踢开那个曾有的旧我。旧我于他就像监狱，他无法在旧我中生活下去。
边缘人是潇洒的，边缘人是散淡的。但，潇洒是个什么模样？散淡又是个什么模样？恐怕他也说不清楚，虽然他的心里明白那应该是一副什么模样。
身处这个中秋的夜晚，看着万家团圆的电视，写着这篇我看边缘，我的眼前所浮现的竟是这么一副画面：
高楼上挂着月一轮
高楼下走着一个人
一个人牵着一条狗
一条狗牵着一个人
在高楼的暗影里
时走时停……
这是否有点边缘的味道？难说。但，边缘人在我心目里，较之稀少的中心人，或者很多的正常人，似乎是要敏感一些，多疑一些，孤僻一些，忧郁一些。平时他不引人注目，一旦行动又令人惊诧，显出那么多的自信：激情澎湃，无拘无束，汪洋恣肆。
边缘人之所以边缘，主要还是心在边缘。无论生活如何垂青，不管上天如何关爱，他的眼光总在别处。他喜欢生活在别处。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他的心总飞向别处。这别处对于中心人，或者很多正常人，当然就是边缘了，抑或就像南柯一梦？而这梦对于边缘人，便是他的最中心了。那里有无数的彩蝶翩翩。
一个词语的生长
？ 梅疾愚
一
我一直相信：我热爱的词语最终会长得像我所喜欢的模样。这是一个写散文的人说的，他叫蒋浩，除了一本《恐惧的片断》，我还没有看到他别的作品。
一个人是经常会和某个词语相遇的，并把它小心翼翼地捡拾起来，然后根植于自己的心中。也有一些词语无意间就落进了你的心灵，像一粒被风刮来的蒲公英的种籽。可无论怎样，词语一旦在你的心里落地，你的身体里就会响起轻微的，或是杂乱的脚步声——那是词语在内心里游走和生长的声音。
二
我与“写作”这个词相遇并对它产生敬畏，是在小学三年级，那是因为我读了一本小说叫《战地红缨》，在上一个世纪的七十年代，这是一本“畅销书”。它让我知道了写作能够讲“好听”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后来我又读过《向阳院的故事》和《新来的小石柱》，都是一个少年和“敌人”斗争的故事（也不知道那些大人都做什么去了，反正都是小孩充当了主角）。当然还读过《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浩然是那个时代中国惟一的作家，在当时，红透了一片天。当年就是通过这些小说，让我感觉到了写作这个词语的“神圣”。后来才知道，在我嗷嗷待哺的时候，他们把一个干瘪的乳房塞进了我的嘴里。
直到现在，我对“文革”前和“文革”中进行写作的作家都极不信任，因为在我还未成年的时候，是他们很“气愤”地告诉我，刘少奇是一个“叛徒、汉奸、工贼”，孔子是一个“克己复礼”的“复辟者”；后来，又是他们“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刘少奇是一个伟人，孔子是一个圣人。我还亲眼看到：在“文革”来临的时候，是他们争先恐后地跪下，痛心疾首地说“我有罪！”可“文革”结束后，又是他们你争我抢地站起来，哭着喊着说“我要控诉！”他们欺骗了我，同时也让我看到了人性中最卑劣、最肮脏、最丑陋的东西。
可以想象，“写作”这个词最初扎根在我心里的时候，它长出来的是一些基因变态了的、不沐浴阳光也不通过光合作用就疯长的怪异植物，后来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们刈除掉，但它们的根须已经扎在我的生命里，还随时可能抽芽、疯长，我可能一生都会为此耗费精力，以防它在我生命里蔓延。想到这些真的很可怕，它成了我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也许不是我一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整个一代人的不幸。
三
在读大学中文系时，为了刈除那些怪异的植物，也为了“写作”这个神圣的词语真正得到生长，我虔诚做了几十本课堂笔记，但是我却一直听不到自己内心里的声音。大学中文系的课堂更像是生物系的试验室，对文学作品像对动物一样先分出科目，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还有什么相结合等等，然后再做技术分析，如主题思想、写作特点等等，不同的是，生物试验室重视“数据”，而中文系课堂在乎“学问”，而“学问”不过是“从书本抖落进空荡荡的头骨里的灰尘”（美国作家安·比尔斯语）。所以，中文系很少出作家，只出那些所谓的文学评论家，可那些评论家面对有血有肉的具体作品也都只会用“学问”说话，却从来不会用心灵说话。他们逐渐地忘记了常识：没有经过人的心灵所说出的话，还能算是人话么？文学与心灵被隔离了，“写作”这粒种籽也同样会在人的心里长出一堆比塑料花还虚假的东西。
四
直到遇到俄罗斯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我才听到了“写作”这个词在我内心里生长的声音。在我的身体里，有时甚至会响起惊涛拍岸般的轰鸣。
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上一个世纪最优秀的女诗人，但对她的诗，我宁愿承认我没有能力做出评价。我不喜欢做那种自以为是、盖棺论定的事。正如布罗茨基在谈到阿赫玛托娃时所说：“没有一个生命是为一篇讣告而活着。”一个人用生命所写的诗，只有你也同样用生命去读，才能真正懂得那些诗的意味。
是阿赫玛托娃的生命让我颤栗。
1935年，已有二十五年诗龄的阿赫玛托娃遭遇了前苏联的大清洗，在此之前，她的第一任丈夫、著名诗人尼·古米廖夫已经被当局处死，她的生命已经经历过了一次苦难和恐惧，她也知道了一场消灭精神和肉体的运动将是多么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