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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3-11-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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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消灭精神和肉体的运动将是多么残忍。可让她猝不及防的是,大清洗的血腥很快就弥漫进了她的生命,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和她第三任丈夫、艺术史家尼古拉·普宁几乎同时被捕,普宁不久就死于狱中。一个诗人的生命再一次遭到摧残,上帝和苏联当局合谋在剥夺她写作的权利。
  她还在写诗!诗已经成为她活下去的一种需要。布罗茨基说:“她继续写作,是因为诗歌吸收了死亡,是因为她因自己的幸存而感到内疚。”她必须用诗来完成精神上的代谢,像我们必须要用氧气活着一样。但是她的生命里再也不能绽放出爱情诗的花朵,尽管她的爱情诗曾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一件大事”(著名学者、诗人伊凡诺夫语),恐怖和与恐怖的对抗,使她的生命里生长出一首首悼亡诗,她的诗和生命一样,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
  这是一个猥亵的、寡廉鲜耻的时代:
  圣诞节被篝火烤得暖融融,
  轿式马车从桥上赶下来,
  整个送葬的城市
  没有任何目的地地
  顺着涅瓦河或逆着它浮动——
  只是要躲开自己的坟墓。
  她已经被明令不能再写诗,更谈不上能发表。而且这样的诗一旦被发现,不仅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她在狱中的儿子也会马上被处死。因为她亲眼看到,有人因为一张写有几行诗的小纸片而永远失踪。因此,她不能把这些诗笔录下来或打印出来,它们只能由她和其他几个人记在脑中,她已经不能信任自己一个人的记忆。每过一段时间,她便同某一个人会面,请他或她帮助记住某一段,这就是她这些诗的仓储方式,也是惟一的“发表”方式。
  有人也许永远也不会理解,在那么一个血腥的年代,还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方式,冒着生命的危险写这样的诗呢?只有阿赫玛托娃自己知道,这些诗是她生命里长出来的,她也无法控制它们的生长,除非她把自己的肉体消灭掉——像那些政客所期待的那样。
  现在也不断有人说,写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我知道,那大多是谎言,他们不过是一些精神撒娇者。只有在阿赫玛托娃身上,我才真正看到写作和一个人生命连筋带血的联系。
  五
  后来,我又读到福克纳。
  福克纳再一次让我听到了“写作”这个词在生命里生长的声音,而且他也让我看到:写作不仅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质量。
  年轻的福克纳是一个虚荣至极的“南方蛮子”,他曾想当一个空军去欧洲参加战争,可人家嫌他“矮小、羸弱”,拒绝了他。最后,他不得不编了一个英国身份,操着现学的英国口音,才勉强混进英国皇家空军。不幸的是,他在加拿大多伦多航空学院学习了五个多月飞行原理之后,还没有摸到飞机的操纵杆,战争就结束了。可他回到家后,不断地和朋友吹嘘自己曾到过欧洲,在法国的领空与敌军作战,受了伤,立了功,他还经常敲着自己的脑袋说:“看!弹片还在这里没取出来。”他还酗酒,靠酒精麻醉他那成为“英雄”的梦想。后来,他在大学里谋得了一个邮政员的职位,可他懒散,经常把信弄丢,并且工作时间就关门,带一些女人出去玩,在邮局想开除他的时候,他自己知趣地先跑掉了。这时,连他父母都对他失望了,以为他的一生就会这样混下去。
  可就在这时,早已埋在心里的“写作”的种籽开始抽芽了,“他把什么都忘了,只是忙于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美国传记作家戴维·明特语)。写作,改变了他,也拯救了他。
  1950年11月10日,当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纽约时,整个美国都轰动了,可他只说了一句,这“是莫大的光荣,我很感激,不过,我宁可留在家里”。他竟然不想去领奖,因为他认为除了小说,其他的已经与自己无关了。在家人、朋友和国务院特使的请求一概无效时,后来是女儿吉尔出面,要求他带自己去欧洲旅游,作为她结束高中学业的毕业礼物,他才勉强答应了这次欧洲之行,顺便领回了让全世界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
  写作使福克纳由一个虚荣而懒散的人,一步步地成为文学大师;写作也升华了他的生命,使他成为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大写的人。
  六
  是阿赫玛托娃和福克纳让我和“写作”这个词语真正地相遇,并把它植于自己内心的深处,也是他们和其他真正伟大的作家,使“写作”这个词语在我的内心和身体里长出了人格和尊严——它终于长成了我所喜欢的模样。

  一种风流吾最爱

  
  ? 林 谷
  周作人对魏晋南北朝文学一向怀有特殊的眷爱,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曾为其收藏的一块南齐古砖(砖砚)写过一篇题记:《题永明三年砖拓本》,其中有一段话颇值玩味:“大沼枕山句曰,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此意余甚喜之,古人不可见,尚得见此古物,亦大幸矣。”(见《夜读抄·苦茶庵小文》)六十年代,他在《知堂回想录》里又重复提到这两句话,足见他对此意一往情深的程度。
  魏晋六朝的文学艺术的确是无比辉煌和美丽的,王羲之的字,顾恺之的画,陶渊明的诗,六朝的文章,北魏的佛雕……沉积厚重的历史帷幕永远掩盖不了它的光辉,而且哺育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文学艺术家,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位,就是我们要说的周作人。但是,我们通览周作人全部著作,却未发现他写过一篇像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样的对魏晋文学研究具有开山意义的宏文巨作,他的有关魏晋六朝文学的议论显得有些零碎不成系统,但恰如太阳底下的树荫里,虽然只见光点斑斑,却往往给人一种特殊的亮感,周作人的这些只言片语,也更能使我们看出他对魏晋六朝文学的独特感悟和理解。据我粗略统计,他在历年文章中谈到魏晋六朝文学大约有八九处之多,这是颇不寻常的。
  周作人较多地谈魏晋六朝文学大概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那时他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专门开过“六朝散文”的课。1932年2月至4月间,他应沈兼士之约,在辅仁大学作了八次学术讲演,这就是后来整理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里,周作人旗帜鲜明地亮出他的文学史观。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学并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的,他认为中国文学从来就存在着言志与载道两大流派,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由这两种对立的流派相互交替构成的。在他自绘的一幅图表上,清楚地标明位于线上的晚周、魏晋、六朝、五代、元、明末、民国都是言志派,而位于线下的两汉、唐、两宋、明、清则是载道派。那么言志文学和载道文学的兴衰起落与政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周作人对此有十分精辟的论断。他指出,文学的兴衰总是和政治状况的好坏相背反的,即,凡是政治统治比较稳固、思想控制比较严的时期,文学就往往缺乏生气,没有什么好的作品。与此相反,每当政治统治比较薄弱、思想环境比较宽松的时期(即周作人所谓的王纲解纽的时代),却会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品。他说春秋战国就是言志文学第一次兴起的时期,而第二次就是大放异彩的魏晋六朝了。对这一次言志文学的兴起周作人是这样评述的:“魏时三国鼎立,晋代也只有很少年岁的统一局面,因而这时候的文学又重新得到解放,所出的书籍都比较有趣一些。”这一时期的好作品有哪些呢?他列举了《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及后来清人编的《六朝文絜》。特别是《颜氏家训》,他更是赞赏备致。他说:“《颜氏家训》本不是文学书,其中的文章却写得很好,尤其是颜之推的思想,其明达不但为两汉人所不及,即使他生在现代,也绝不算落伍的人物,对各方面他都具有很真切的了解,没有一点固执之处。”
  四十年代是周作人一生的非常时期,他身上原有的那层为许多人倾倒的光彩消失了。但是,他毕竟是个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先进思想的文化人,在总署衙门里他是周督办,回到八道湾他仍然是个埋首读书、著述的苦雨斋主人。1944年7月(距周作人丢官下台刚刚一年),周作人又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大文章《我的杂学》。在这篇专门介绍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渊源的文章里,他回顾了自己从童年开始的读书生涯,说他是经过自己的揣摩才确定了一条读书准则的,那就是,凡是所谓正宗正统的,有道学家气和八股气的文章,他都不喜欢。他说近日曾拿出《古文观止》来看,“明显的感觉唐以后文之不行”,只有读了前六卷的周秦文以及汉文,才觉得“总是华实兼具,态度也安详沉着,没有那种奔竞躁进气”。在谈到他所喜爱的作品时,又一如既往地提到了陶渊明的诗、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以及《六朝文絜》里那些“质雅可诵”的散文。周作人郑重地告诉人们,他之所以提出唐以前这些著作,只是表明个人的一种偏好,那就是“大抵于文字之外看重所表现的气象与性情,自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后,便没有这种文字”。
  1944年11月他又写了一篇很有趣的小品文《萤火》,对文中所讲的那段读书体会恐怕不少人会有同感。他说,他读书往往是看久了会产生厌倦,一是感到单调,千年前后的人所说的话没有多大的不同,第二个感觉就是气闷,因为有时候会感到后人似乎比前人还要糊涂一点。于是他得到一个结论是:“从前看过的书,后来还想拿出来看,大概只有《诗经》(其中也以《国风》为主)、《陶渊明集》和《颜氏家训》而已。”
  1945年1月(此时距周作人12月6日因汉奸罪被捕还有十个月多),周作人写了一篇对了解他晚期文学思想颇为重要的文章《文学史的教训》。周作人在这篇文章里,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分析了中国与古希腊文学的异同与得失。他说,中国散文本来起始得很早,也产生过像《庄子》、《史记》、《左传》及《汉书》等等可与古希腊文学比美的好作品,但是由于中国的作者一向态度老成,又常受到统治思想的约束,文人们纷纷向宫廷一边靠去,因此,尽管后来的文章也很发达,但使人看了觉得喜欢的实在不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僵化的正统思想将文学的新生命扼杀了,周作人认为这是很值得警惕的教训。那么,以后中国文学就没有一点好的么?那也不是。周作人指出:“汉魏六朝的文字我所喜的也有若干,大都不是正宗的一派,文章不太是做作,虽然也可以绮丽优美,思想不太是一尊,要能了解释老,虽然不必归心哪一宗,如陶渊明、颜之推等都是好的。”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作人对魏晋六朝文学及其代表人物这样推崇和钟情,其原因何在呢?我觉得这原因大概要从思想和审美趣味两方面去找,而主导原因则在思想。我国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讲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对探讨周作人思想方面的原因颇有启发。他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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