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懂得去克制自己的欲望，而且凡是希姆莱所特别重视的事，都要以礼相待。
不过，在这种令人愉快、循规蹈矩的态度后面却隐藏着大胆的鲁莽行为。纳粹党人
上台不久，当希特勒的地位还不巩固，而且阴谋诡计层出不穷时，海德里希着手把
希特勒内部的敌人用婉转词句谈论元首的出身情况及其不光彩的家谱汇编成册。这
些人陶醉于家谱之中，关于此事，有一段颇能说明问题的故事。当人们知道，卡纳
里斯海军上将在海德里希死后不久作出保证说，他手中已经掌握一部分关于希特勒
是犹太人出身的证据时，这些人受到了嘲笑。
这个人所担负的可怕职务要求神经紧张：因而容易失去自制力，他甚至经常会
真的大发雷霆，怒不可遏并威胁他的下级。不过这种情况只是在他的工作范围内发
生的。在他窄小的个人小天地里，他非常嫉妒他的妻子，一位冷若冰霜的美人儿，
她怂恿丈夫“向上爬”，以此得到她不可缺少的奢侈生活。他对她不放心。为了证
实她的忠诚，他派人监视着她。他同样嫉妒他的反对者和朋友们的成就，他追求的
是影响、权势、荣誉、金钱，他一定要得到第一把交椅，他已经作好一切准备来获
得它。
他的口号就是“一切听从长官”。为了进行控制，他在主要共事者当中挑动这
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他利用他们，但是当他竭尽全力从他们身上捞到好处
之后，就把他们一脚踢开，甚至同他一起工作的，在他看来非常能干或虽然贪图功
名，但是不会成为他的竞争者的那些人也难幸免。为了使他们互不受害，他用纳粹
方式建立了一种相互监督制。
海德里希也明白，在政界有权势的人物中间要利用这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
人。他的这种伎俩招来了别人对他的仇恨和敌视。有一天，他对他所讨厌的吉斯维
乌斯说：“你是知道的，我可以把我的死敌一直逼进坟墓。”这初看起来是一句空
洞的词句，但是却有一点道理。他就是这样仇恨卡纳里斯、博勒、里宾特洛甫的，
最后去反对他的首脑，甚至反对希姆莱。
他暗地里进行着各种剧烈的斗争，一心想的是一个“权”字。他偏爱匿名也许
是出于一种自卑感之故吧。
他的部下几乎从不称呼他的名字，他们叫他“Ｃ”——一个古怪的绰号，只有
了解他家庭秘密的人才知道这个绰号。他不敢正视他的对手，尽管他具有野兽的本
能，也不敢正面攻击他们。他内心的活动同纳粹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这就使他成为
党卫队的种族论和行动准则的思想家、理论家和宣传家。对他说来，首脑就是先知，
他可以发布命令，可以为一切辩护。因此，由他领导的党卫队保安处的任务，不是
去监视党卫队的“行为是否检点”，而是去监视它的“主义是否合乎潮流”。这个
杀人犯戴着道德家的假面具。
海德里希耐心地在他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八号的办公室里编结着覆盖整个德国
的巨大的蜘蛛网。对此需要花上五年时间，这五年将把德国引向战争的边缘，一些
目光敏锐者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已经看到地平线上闪烁着战争的火花。
希特勒一开始就规定了盖世太保的特权范围：“我禁止党的各部、各总支和各
联合分队对涉及到盖世太保的事务进行调查和审问。所有政治和警务性质的事除了
继续按党章办外，还必须象往常那样立即通知国家秘密警察的有关部门……我特别
强调，党所了解的一切关于叛逆和叛国活动的事件必须及时通知秘密警察。党的任
务绝对不是在这方面主动地去进行调查和研究。”
人们根本谈不上会触犯合法性和法律的庄严性。一九三一年，施韦德尔在《政
治警察》一书中写道，正象纳粹国家来源于共和国，纳粹学说来自自由主义那样，
警察作为国家暴力的工具始终反映国家的本质，它可能从一个共和体制改为纳粹体
制。“人们需要一些新的东西”。
事实上，新的东西是得到了一些。盖世太保与警察毫无共同之处，警察在整个
文明世界里支持和保护社会。而盖世太保只要一发现可疑的敌人，就使他不能有所
为害：“谁在将来加害于纳粹运动或国家的支持者，谁就会在最短期内失去他的生
命。如果他打算蠢蠢欲动或者即使这次行动不会给他造成死亡，而只是受一点伤，
那也够他苦一辈子了。”
在这个新的国家里，蠢蠢欲动已经够呛了。一个重要的纳粹法律学家格兰德当
时曾向德国法官发布指示说，有必要“在刑法中重新使恐吓这个概念发生效力”。
盖世太保可以逍遥法外，盖世太保的人员可以为所欲为——不管犯了什么法，
他们不必为此向任何人负责。盖世太保完全不顾法律行事长达三年之久，而且没有
一种文本规定它的作用和它的权力。它可以用“保护性拘留”剥夺每个德国公民的
自由。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和一九三四年三月八日发布的两项命令授予它这种
权力，但是没有一项命令规定它享有那种特权。
务必用正在滋生的听天由命的思想使人民习惯于这个特殊的政权，习惯于专制
和纪律这个混合体。但是官方的指示通常总是说，警察是受普通法律约束的。但是
没有一个人敢说，所有这一切证明：国家的道德正在蜕变，任何真正的司法和法律
正在终止。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普鲁士邦行政法院在特别情况下决定，盖世太保不受正
规审判权的制约。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一种意见主张把普鲁士邦法律作为法律原
则：“秘密警察事务中的命令不受行政法院的检查。”
盖世太保的行动不需要任何法律根据，这一点不会妨碍任何人。休伯教授写道
：“政党的威信是建立在帝国的习惯法上的”，另外，海德里希保安总局的组织科
科长、党卫队分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说，他的权力来自“新的世界观”，而且
不需要特别的法律根据。
一九三五年五月，普鲁士邦行政法院解释道，在法庭上对监护令提出责难是不
可能的。一九三六年三月，一位基督教牧师敢于在他传教时攻击一位赫赫有名的主
教，他是那些走上纳粹路线的主教中的一个。第二天，盖世太保命令该牧师辞职。
他拒绝就范并向法庭呼吁。这项命令明明是违法的，但是法庭谢绝他的请求，理由
是盖世太保的命令不受法庭判决的约束，因此提出抗议是无济于事的（一九三六年
三月十九日决议）。
不久又发生一位天主教神甫的类似情况。当地的盖世太保曾经要求他提供教会
组织的资料及其成员的情况。他也在法庭上提出抗议，但遭到拒绝。凡是盖世太保
发布的命令，不能讨论，只得服从。
警察在继续伸展它的魔爪。为了从事某种商业，需要有一张许可证，这张许可
证由治安警察经过简单查问，证明申请领证人道德清白之后才可签发。盖世太保为
了进行控制，在这里探索一个新的阵地。它不承认这些商业执照的有效性，并把这
种事情提交给萨克森行政法院。法院的判决乃是卑躬屈膝的杰作，“因为经商者可
以用一种允许其进行颠覆性活动的方法做生意，所以在签发许可证之前必须与盖世
太保商量。”这样盖世太保就可以对那些在政治上受到怀疑的商人施加各种压力。
盖世太保可以在来经过判决的情况下采取三种强制性的措施：警告、监护、进
集中营。这些“合法”的权力使它有可能逮捕和监禁在政治案件中宣告无罪而离开
法庭的人。
除此之外，盖世太保还有其他的方法：劫持，谋杀和伪装成不幸事故或自杀的
谋杀。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那次大屠杀中，柏林天主教运动的领导人，德国
交通部秘书长埃里希·克劳斯纳博士就是被枪弹所杀害的。凶手是两个党卫队员，
他们说，他是自己开枪打死的。官方确认了这一点。克劳斯纳对自己的生命作了人
寿保险。但是保险公司拒绝给他的寡妇支付保险金，因为他是自杀的。如果再去怀
疑这一点，那是很危险的。克劳斯纳太太的律师将委托者的要求直接向内政部提出。
但是他的起诉被驳回。在司法部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甩掉捣乱分子固然是一种舒
服的方法，可是向正规法庭提交起诉书等于是自投罗网，因为起诉书把盖世太保卷
进了案件中去。在此期间，盖世太保，得到了关于律师采取措施的风声，于是认为
有人不适当地干涉了他们的事务：这位律师就被逮捕，因为他敢于对盖世太保所作
的不是谋杀，而是自杀的正式声明表示怀疑。直到数星期之后才被释放。
瓦尔纳·贝斯特明确写道，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可以限制人们去保卫那个必须适
应敌人战略的国家。盖世太保的任务就是要使军队的章程听从于它，它象一支军队
那样不能容忍司法条例去挫伤它在斗争中的积极性。
在短短的几年里，纳粹党人控制了公众舆论和司法部门。当时，戈林对经济部
长沙赫特说：“我告诉你，元首要的是二乘二等于五。”尽管对那些处在盖世太保
魔爪中的不幸者的虐待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但是当惶惶不安的谣言在整个德国流
传的时候，有人就封住那些愤怒者的嘴，并指出，沉默是爱国者的职责。根据纳粹
概念，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损失的不是拷问者和凶手，恰恰相反：谁对他们提出起
诉，谁就被看作是叛徒并要受到惩罚。一九三八年，随着纳粹军事行动的开始，这
个理论发挥了积极作用。谁现在谈论，也就是说，谁现在对虐待狂者和罪犯提出自
己的看法，谁就是把反对德国的宣传资料提供给敌人。这种论调容易被那些“忠诚
的国民”所接受。不过，这些国民只希望什么都不知道。正象吉斯维乌斯所写的那
样，“数百万德国人甚至在同自己捉迷藏”。
这个政权的敌视者纷纷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吉斯维乌斯说得很对，极权主义和
反对党在相互排斥。此外，德国反对党阜在一九三四年就遭到全面镇压。政治组织
和工会组织在纳粹夺权后不久被破坏殆尽。这些组织本来是可以作为后盾为抵抗运
动或地下运动服务的。适宜于重建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不是被关押，就是逃跑。少数
几个新的组织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政治作用，他们感到被人窥伺，甚至被他们中的
一个人所出卖。反对党取得这样一个胜利使纳粹党人不能安睡。他们知道，平静和
顺从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却孕育着深仇大恨。流亡者，首先是共产党人把记载历
史事实的反纳粹传单和小册子偷偷地运到德国。盖世太保
追捕散发这些文件的人。谁要是被发现有这些东西，那他就是不死在艾尔布莱
希特亲王街的一间地牢里，也得进集中营。戈林确实对他手下的宠儿提出了这样的
根据：“正象我所做过的那样，虽然我一下子拘捕了数千名共产党的干部，从而在
最初时刻排除了直接的危险，但是危险本身还远远没有被消除。主要的是去发现和
不断地监视秘密的联络和联络网等。对此，必须成立一支专业化的警察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