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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希姆莱在给集中营间谍下达的命令中指定牺牲者，例如命令中规定，
在奥斯威辛使用波兰的抵抗运动战士，以便对传染的黄疽病进行试验，或者为了进
行拉舍尔的冷冻试验，在达豪使用俄国军官，因为他们具有抵御寒冷的能力。
此外，为了满足纳粹解剖研究所需要的人员，盖世太保
进行了必要的“选择”。甚至把集中营也当作选择人员的储藏所。他们在这里
所犯的、荒唐而可怕的罪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与一个为满足自己病态的
研究欲望而进行疯狂杀人的学者所编导的某些恐怖电影相媲美。 第一种情况发生
在施行无痛致死术计划的年代，这项计划的牺牲者均为德国人。
大脑研究所从属于柏林威廉皇家学院的研究所，它的三个分所分别设在慕尼黑、
格廷根和迪伦堡。大脑研究所由哈莱福尔登博士领导。
有一天，当哈勒福尔登博士得知可以用二氧化碳杀死病人时，他马上想到，这
样做对他的工作有利。他找来了一些负责人，按自己获得的情报对他们说：“听着，
朋友们，如果你们杀了所有这些人，那至少要把大脑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他
们问我：“你能检查多少人？”“数字不限，多多益善，”我回答。”
接着，他给他们送去保存和运输所需的器具和说明书。
哈莱福尔登博士对如何进行“无痛致死术”一事作了同样的报道：“在多数研
究所里，医生的数目寥寥无几。因此，他们让男女看守来挑选该杀的病人，因为他
们要么忙得昏头转向，要么压根儿不感兴趣。谁要是总感到疲倦，或者看守者认为，
这是一种“病例”，他就会被写到名单上，接着，被送进死亡中心所。最糟的事情
莫过于受人虐待。看守人员挑选使自己感到讨厌的人，然后把他们写到名单上去；”
当时，这个研究所拥有的大脑超过其它研究所研究的数量，也许哈勒福尔登此
刻在想，多亏纳粹主义才保证了他科学的前途。
第二种情况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它表明了纳粹主义的教条也许在研究的领域上
合乎逻辑。此时，他们不再象哈勒福尔登那样，满足于利用死者的尸体进行研究，
而是完全为了把尸体用作研究材料才杀人的。
并吞埃尔萨斯以后，纳粹党人占领了施特拉斯堡大学，并在医学院里安插了他
的一位心腹、突击队大队长希尔特博士，他遵循纳粹准则在那里执教，当然他的固
执的念头是种族问题。希尔特制定计划要在施特拉斯堡创立一间犹太人骷髅和头骨
的收藏室，这间收藏室由于东西丰富多采，因而是独一无二的。他写信给希姆莱，
向他提出了上述这些要求： “几乎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头颅都已收集得完备无缺。
不过提供给科学使用的犹太人的头颅则少得可怜，那是因为不太容易对它们进行加
工。现在，东线的战争却给我们提供了消除这种缺陷的机会。犹太一布尔什维克的
政委表现出一种令人厌恶的、但典型的低等人的性格，我们可以设法弄到他们的头
颅，以获得一份具体的科学文献。”
这样双方达成协议，凡是犹太苏联政委今后都应活着交给军事警察，受他们监
督，直到有一个特使到达时为止。
然后由这个特使给他们拍照，对他们进行人体的测量，以及汇编有关他们职业
和出身的所有资料，以便把他们杀掉并把他们的头颅保存起来送往施特拉斯堡。
“在根据档案材料处死犹太人之后，应把他们的头颅保
护好，然后叫一个年轻医生或者医科大学生把头颅从躯干上肢解下来，用防腐
剂把它放在特制的密封金属容器里送往指定地点。”
这项指示忠诚地被执行。施特拉斯堡大学从那时起就可以获得稀罕的“货物”。
诚然，这些头颅再也满足不了希尔特，他要求的是完整的骨架，是“犹太一布
尔什维克政委”的骨架。奥斯威辛集中营得到命令，向希尔特提供一百五十副骨架。
由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不能把骨架制成标本，而希尔特也不想对这些躯体进行测量，
所以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活着的“对象”
送到施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魏勒集中营。一九四三年六月由盖世太保在奥斯威
辛集中营里挑选出来的一百十五个囚犯到达纳茨魏勒。八月份又到达八十个。党卫
队大队长雅各布·克拉默尔过去在大多数的集中营里工作过，当上贝尔根一贝尔森
的司令官之后得到了“贝尔森刽子手”的绰号。这次他接受杀死这些殉难者的任务。
他用氰来毒死他们，这种方法无损于尸体，而且希尔特还可以把温暖的尸体放到解
剖台上。对此他感到十分满意。
当美国和法国部队逼近施特拉斯堡时，希尔特收藏的解剖体己包罗万象了。纳
粹党人心里感到有点害怕，因为施特拉斯堡大学地窖的冰箱里还藏着八十具尸体，
弄不好会泄露秘密。希尔特请求给予指示。难道要他保存所有的收藏品吗？把它们
部分销毁？还是全部销毁？此事看来只能从尸体上割下肉来，以便使人认不出尸体
的真实身份。
监督事态发展的遗传研究所主任西韦斯最后于十月二十六日向大家保证，收藏
品已经分散了。可是这份报告是假的；希尔特的助手们并不能很快地解剖尸体，因
而当盟军部队占领施特拉斯堡时，这些尸体还放在希尔特的“储藏室”里。法国第
二装甲师的部队发现了它。希尔特本人早已溜之大吉，且到今天还是无影无踪。没
有人知道他的命运究竟如何。他属于逃避调查，并在纽伦堡“医生案件”中除了他
们同事之外，不受审判的纳粹党的少数实验者。
盖世太保史
第四章 盖世太保的间谍网遍及整个法国
希姆莱象在欧洲其他被占领国一样在法国也推行他自己的那套政策。克诺亨认
为，这种政策同里宾特洛甫和阿贝茨所奉行的政策格格不入。他们的政策完全是以
赖伐尔为基础的。如果阿贝茨非常重视德阿特，那么只有通过激发嫉妒心来把赖伐
尔束缚住，因为他知道这种伎俩的作用是有限的，德阿特在法国并不享有名望，所
以阿贝茨在制订政策时，把眼光放得很远，企图通过赖伐尔来谋求法国人的大力支
持。
希姆莱的目的很清楚。由于维希政府拒绝缔结反布尔什维克的同盟，所以他想
迅速取得一种积极的，即基本上是一种军事上的合作，同时他想建立几个武装党卫
队师，以加强东线的兵力。他估计到那里的事态变化，在俄国进行的这场冬季战役
使军队损失了一百多万人。由于军事形势已经不能恢复到夏季战役时的状况，因此
招募新兵已成为当务之急。同时这些不可缺少的部队穿着希姆莱武装党卫队的制服，
从而增加了实力，促使他去实现他一生中的痴心梦想：统率陆军。
他满脑子想的就是要达到这种欲望，因而指示奥伯格极力促进法国的亲纳粹运
动。希姆莱可能已经取得了他策略中的第一回胜利。德隆克成功地把亲纳粹政党的
领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举行了会谈．并在这次大会上（注）
成立了“反布尔什维克兵团”。之后，这个兵团改名为“法国志愿兵团”。大使馆
人员没有参加这个组织，他们在与其参事韦斯特里克磋商之后采取了冷淡的态度，
因为这与维希政府的倡议无关。时间过了十八个月，即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赖
伐尔发表公告之后，法国志愿兵团才被公认为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奥伯格追随希姆莱制订的政治路线。克诺亨后来曾这样说过：“对奥伯格来说，
达尔南和多里欧比赖伐尔更为有趣。”一九四二年夏天，当法国开始为武装党卫队
招募新兵时，奥伯格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奥伯格和阿贝茨之间尽管有不同的看法，还是相当默契，也许正因为这样，各
人在自己的范围内工作。阿贝茨监督政府一级的“重要政策”。
奥伯格也同施图尔纳格尔进行合作。在巴黎，他在装备和实力问题上受他领导。
但是在所有警务方面，他只听从希姆莱本人下达的指示。
奥伯格到达巴黎后，就定居在拉纳大街五十二号，他一直住到战争结束。他本
人的参谋部由两名军官哈根和贝克（一九四三年二月荣斯特接替了他的职务）、六
名军士、两名女速记打字员和三名女电话接线员组成。
（注）会谈设在完全由德国情报部门占用的“雄伟饭店”里举行，出席这次会
谈的有：德隆克、多里欧、德阿特、康斯坦丁、克里门蒂、布瓦塞尔和保尔·夏克。
首批志愿兵于1941年8 月27日在凡尔赛集合。当时，赖伐尔在参加了庆祝升旗典礼
后的回家路上差一点成为保尔·夏克手下的牺牲品。
他立即改组他领导下的警察署。为此他取得了以下的一些特权：采取安全和镇
压措施的最高领导权已集中于巴黎。一旦与施图尔纳格尔的军政府和负责外交事务
的阿贝茨发生冲突，奥伯格就可以打电话给希姆莱，让他作出反对他俩的决定。在
发生严重事件的情况下，他拥有无限的权力，用各种手段“制服”那些最危险的
“小组、政党和人物”。
奥伯格是法占区的党卫队最高首脑，他不仅可以动用党卫队，而且也可以动用
党卫队招募来的法国人去采取镇压措施。此外，他有权得到那些辅助小组和半军事
化小组的支援。奥伯格尽量利用这两个组织。他没有忘记在德国夺权的教训。所以
他竭尽全力支持按照冲锋队或者党卫队模式组成的小组，当然他并不知道这些“运
动，，往往是既成的“敲诈”行为，它们使那些恬不知耻的人有可能收回那笔捐助
的巨款，而那些人就是用这笔巨款去建立几支可怜的部队的。
海德里希完全根据希姆莱的策略把奥伯格介绍给法国政府的代表勒内·布斯凯
和乔治·伊莱尔。五月初，他把他们叫到巴黎，向他们暗示，有人希望维希政府把
警察权力移交给亲纳粹政党的头目。据回忆，勒内·布斯凯对这个决定的目的性有
争议并要求海德里希延期谈判。这时候布斯凯再次努力说服德国人放弃这个念头。
这样法国警察就有责任维持治安，象他所说的那样，少去镇压“反对德国”的阴谋
活动，而更多地去镇压“反对国家”的阴谋活动。他的目的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三
十日废除“人质法令”，为此同奥伯格举行了谈判，讨论一项共同声明中的决定，
这项声明是建立双方警察间关系的基础，划定相互间的管辖范围。 海德里希之死破坏了这些谈判。布斯凯回到了巴黎，大家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同
奥伯格达成的有效协议。可是海德里希的死使一切事情又得重起炉灶。有人把海德
里希曾经同意，现在暂时失效的指示通知赖伐尔。与此同时，那些通。
敌的政党，尤其是多里欧的法国人民党在报上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攻击，并举行
抗议集会反对维希政策，谴责他们软弱无力、胆小怕死，甚至同“欧洲”的敌人
（指纳粹分子）同流合污，控告布斯凯犯了保护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的罪行等等。
尽管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