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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已经提供并试图详细予以阐述的解决办法。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将随着本书的历程而习得。但是，这仅仅是为了指出这种格式塔解决办法的整合作用。生命和自然不是通过否认前者的一个显著特征而结合在一起的，而是通过证明这一特征也属于后者而结合在一起的。借助这种整合，格式塔理论对那种知识价值作出贡献，我们称之为对无生命事物和有生命事物同样尊重。唯物主义通过剥夺生命顺序来实现整合作用，从而使我们轻视生命，仅仅把它视作一些无序事件的结合；如果生命真像无机自然那样盲目，那末我们便可以对它极少关注，正如我们对待无机自然一样。但是，如果无机自然与生命一样具有顺序，那末，我们对生命的直接而又不加考虑的关注也将会扩展到无生命的自然界中去。
意义，价值
现在，让我们转向最后一个类别：意义（significance）。这个概念比先前两个概念更难解释，而且，这里还存在着格式塔理论（它在操英语的公众面前很少露面）的一个更深层渊源。对此情况，其原因是容易理解的。存在着诸如理智气候（intellectual
cli…mate）那样的东西，而这种理智气候就像气象学所指的气候一样，在国与国之间有所不同。如同植物生长依靠物理气候一样，一种观念的成长也要依靠理智气候。毫无疑问，德国的理智气候和美国的理智气候是十分不同的。德国的唯心主义传统不只是哲学学派的问题；它渗透到德国人的心中，并在“Geisteswissenschaften”（道德科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和教导中十分公开地出现。显现于历史、艺术或文学中的一种人格意义（meaning
of personality），在德国人看来，要比构成他生活和作品的纯历史事实更加重要；历史学家对一位伟人与宇宙计划的关系比对该伟人与本星球上发生的事件的关系更加感到兴趣。与之相反，在美国，这种气候主要是务实的；此时此地，凡直接呈现的东西都具有其需要，这种气候占据了舞台的中心，所以那些主要属于德国精神的问题被归诸于无用的和并不实在的范围。在科学中，这种态度有助于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种实证主义过高评价单纯的事实，而对十分抽象的思辨却评价过低。它高度关注精确的和有根有据的科学，而对形而上学（试图从单纯的事实中摆脱出来，进入更为高尚的观念和理想的领域）抱厌恶态度，有时甚至抱蔑视态度。
因此，当人们初次尝试将格式塔理论介绍给美国公众时，我已经描述过的德国精神的那一侧面被置于背景的位置，而那些直接表现出科学特征的侧面却得到了强调。如果不是这样安排程序的话，那么我们便可能招致一种危险，也即我们的读者对我们的主张抱有偏见的危险。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理智气候中，他们很可能将格式格理论的这一侧面当作纯粹的神秘主义（mysticism），并且，在他们有机会熟悉它的科学内涵之前，决定不与整个理论发生任何关系。
然而，在目前，当格式塔理论已被人们作为主要的讨论题目时，解除其旧的束缚，并展示其一切方面，看来是公正的。
从格式塔理论中派生出来的德国心理学的两难处境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将暂时回到我们的理论起源，以及它的第一位奠基人马克斯·威特海默（Max
Wertheimer）的主要思想上来。我上面所述的德国理智气候的问题并不适用于德国实验心理学。恰恰相反，实验心理学与思辨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长期不和，后者贬低实验心理学的成就，声称心理就其最为真实的方面而言不可能用科学方式来进行调查，也就是说，不可能用来自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来进行调查。这个论点接着认为，构成科学心理学主体的感觉定律和联想定律（laws
of sensation and association）又如何能解释或欣赏一件艺术作品，解释或欣赏真理的发现，解释或欣赏像16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那样伟大的文化运动的发展呢？科学心理学的反对者所指出的这些事实和实验心理学家所研究的事实确实相距甚远，从而令人看来它们似乎属于另一世界，实验心理学并未试着将宏观的事实纳入到它们的体系中去，它们的体系是建立在微观事实基础之上的，至少可以这样说，实验心理学不想去公正地处理宏观的事实。
回顾一下上述的情境，我们被迫采取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类似于我们在唯物主义一生机论争议中采取的那种态度。我们必须承认，哲学家的批判是有充分根据的。心理学不仅在细微的研究上精疲力尽，不仅在其实际着手研究的那些问题上停滞不前，而且它还坚持声称它掌握了解决哲学家们强调的那些问题的唯一钥匙。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家是对的，他们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感觉定律、联想定律或情感定律——不论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可以解释像凯撒大帝（
Caesar）作出的渡过卢比孔河（Rubicon）的那种决定；”因此，一般说来，不可能在不破坏文化真正含义的情况下将文化数据纳入到目前的心理学体系中去。他们会说，文化不仅存在，而且还具有意义和价值。一种心理学如果不给意义和价值的概念以地位，便不是一门完整的心理学。它充其量只提供一种下层结构，去研究人类的动物一面，以这种下层结构为基础，方能建立起主要建筑，它包含人类的文化一面。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漠视实验心理学的态度。它的地位可以这样表述：长期以来，心理学被这样一种方式所对待，即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声称它是唯一正确的科学，其结果表明，它从未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思辨的”哲学家和“理解的”历史学家把聪明的表现，甚至深蕴的事情，说成是人们的高级活动，但是，所有这些声称都带着它们的作者的人格印记；它们无法被证明，也无法产生一种科学体系。科学要求根据因果关系来作出解释，但是，他们反对的这种心理学是根据动机和价值来提供解释的。实验心理学家断言，这根本不是什么解释，而他们的工作却是关心真正的因果理论。如果此刻它未能包括文化的一些方面，那末它这样干完全是由于它太年轻的缘故。大楼必须从地上盖起，而不是从屋顶上升起。他们的口号是“』心理学从基础开始”（历吓hologie
von unten）。对此态度，有许多话可以说。如果我们认为，各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道德科学，不只是独立的人类活动的聚合，有些人玩一种游戏，另一些人玩另一种游戏，而且它们都是包罗万象的科学的一些分支，那末我们必须要求基本的解释原则在一切方面都相同。比孔河（Rubicon）的那种决定；”因此，一般说来，不可能在不破坏文化真正含义的情况下将文化数据纳入到目前的心理学体系中去。他们会说，文化不仅存在，而且还具有意义和价值。一种心理学如果不给意义和价值的概念以地位，便不是一门完整的心理学。它充其量只提供一种下层结构，去研究人类的动物一面，以这种下层结构为基础，方能建立起主要建筑，它包含人类的文化一面。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漠视实验心理学的态度。它的地位可以这样表述：长期以来，心理学被这样一种方式所对待，即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声称它是唯一正确的科学，其结果表明，它从未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思辨的”哲学家和“理解的”历史学家把聪明的表现，甚至深蕴的事情，说成是人们的高级活动，但是，所有这些声称都带着它们的作者的人格印记；它们无法被证明，也无法产生一种科学体系。科学要求根据因果关系来作出解释，但是，他们反对的这种心理学是根据动机和价值来提供解释的。实验心理学家断言，这根本不是什么解释，而他们的工作却是关心真正的因果理论。如果此刻它未能包括文化的一些方面，那末它这样干完全是由于它太年轻的缘故。大楼必须从地上盖起，而不是从屋顶上升起。他们的口号是“心理学从基础开始”（Psychologie
von unten）。对此态度，有许多话可以说。如果我们认为，各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道德科学，不只是独立的人类活动的聚合，有些人玩一种游戏，另一些人玩另一种游戏，而且它们都是包罗万象的科学的一些分支，那末我们必须要求基本的解释原则在一切方面都相同。
由此，心理学的两难处境在于：一方面，它拥有科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但是，这些解释原则并不能解决心理学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从而使心理学逗留在它的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它也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却没有科学的解释原则；理解（understand）替代了解释（explain）。
威特海默对两难的解决办法
当威特海默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这种两难处境一定在他心中占据主要地位。他看到了两面的优点和缺点，并不加入任何一面，但是他设法为这种尖锐的危机找到一种解决办法。在这种解决办法中，两种原则都不能被牺牲：也即科学原则和意义原则都不能被牺牲。正是这两个原则构成了整个困难的根源。科学的进步是通过对基本的科学概念的重新考查而发生的。威特海默曾致力于这种重新考查。他的结论可以用几个简单的词加以概括，尽管他的结论要求我们的思维习惯发生激烈的改变，也即一种最终的哲学的改变。解释和理解并不是处理知识的不同形式，相反，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这意味着：一个因果的联结并不仅仅是一种要求记住的事实序列，像在一个姓名和一个电话号码之间的联结那样，而是可以理解的。我从威特海默那里借用一个明喻（1925年）。假如我们带着我们的全部科学好奇进入天堂，发现无数大使们正在从事作曲，每位天使正在弹奏他自己的乐器。我们的科学训练将诱使我们在这天堂乐音中发现某种规律。我们可以着手寻找这样一种规律性，当天使A弹奏了do，天使C便会弹奏re，然后天使M会弹奏fa，如此等等。如果我们坚持下去，并有足够的时间供我们支配的话，我们便会发现一个公式，该公式能使我们确定每位天使在每一时刻所弹奏的音调。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会这样说，我们已经解释了天堂的乐声，我们已经发现了天堂音乐的规律。然而，这种规律，不过是一种事实的陈述而已；它是实际的，能使预言成为可能，不过，它将是没有意义的（without
meaning）。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