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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鞭”的绰号。
更让欧洲人记忆犹新的是蒙古人的西征。成吉思汗正是因为所向无敌的西征才深深地印在欧洲人的思想中。失败者总是容易记住胜利者的威名。但是，很多欧洲人在传述蒙古人西征的历史时，都认为那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因为在那时，欧洲已经有了塔尖、风信标和尖屋顶，宏大的教堂上也有了精巧的石刻。他们认为，蒙古人占有了他们的家园，烧毁了他们的书，延缓了他们的智慧。最让欧洲人丢尽脸面的，是蒙古人丝毫不理会欧洲文化的“先进”，当教皇派了三个使节和蒙古人讲和时，大汗给他们的回信中，要求让国王们到他的营帐里宣誓效忠。欧洲人在历史中承受着这种痛苦，因为这里面有他们所认可的文明和野蛮。于是，一场由于自身强大而占有欲猛增的征伐战争被迅速升格，欧洲的教皇和国王们创造了一个词语：黄祸。因为在那时，欧洲小国已经显得太弱小了，国家已不足以成为自私的有效名义，仅仅“爱国”是不能阻挡蒙古人的西进的，于是，一场仅因占有欲而发生的战争，被有意识地变成了种族间的冲突。幸亏那时蒙古人的战争没有具体的宗教思想和意图，否则，那场战争也必然会被上升到宗教的高度。
三个世纪以后，欧洲人依然“文明”于世界的其他地方。但这次，却不仅仅是文化的“先进”了，东西方的力量得到了神奇的互换，欧洲人的历史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新航路的开辟，揭开了殖民时代的序幕。奇怪的是，当欧洲人比蒙古人更惨无人道、制造了更多的罪恶时，他们却对自己的行为津津乐道。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文明”对“野蛮”的正当征伐。他们在海上进行了海盗式的掠夺，贩运大批黑奴到世界各地；他们从殖民地人民身上榨取血汗来发展自己；他们对美洲和澳洲土著居民进行了疯狂的残杀和“改造”……这一切，竟然是因为自私地认为其他的民族或种族是劣等的。
显然，这种对于优和劣的判断是不合理的。人类的一方在与另一方比较文明程度时，常常自己做为当事人，自己又是法官，这样的比较结果显失公平，也太过于自私。
人类之间，坏就坏在谁拥有杀伤力更大的武器谁就有理。
当地球上所有的大洲都被发现，殖民体系在全球都建立起来时，人类的“中级阶段自私”也达到了高峰。
当之无愧地，这种自私的高峰出现在欧洲人之中。欧洲人认为，对美洲的殖民为美洲带去了文明的火种。如果没有欧洲人的占领，也不会有现在的美国和美国文化。而今天的美国和美国文化，正在受到很多人的怀疑和审视。欧洲人的文化并非一无是处，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它也拥有自己合理而值得交流的一部分。比如相对于同时期东方的封建专制，爱琴海文明中存在着更多的民主因素。但在那时，欧洲人觉得，由于自己的“先进和文明”，白种人对印第安人的收买和欺骗是正常的，压迫和残酷是应该的，血腥和屠杀是必需的。若干年后，为了讨好一个印第安人酋长，欧洲人送给这位酋长一辆汽车，这个印第安人居然用八匹马拉着它到处巡视，对于自己的拥有，他荣耀而快乐。直到有一天，他被告知这是一种轻轻发动就可快速奔驰的怪物，酋长才大惊失色，同时也失去了他的荣耀和快乐。
自从新航线开辟以后，世界许多地方都失去了他们的荣耀和快乐。
在没有欧洲人的美洲，印第安人住在叫做“长房子”的公共房子里。他们没有私人的土地、城堡和房屋，整个氏族的人住在一起，管理共有的经济。他们共同劳动，没有谁是别人的奴隶。即使是战俘，他们或者被杀死，或者被认做干儿子，但不会变成奴隶。更为奇怪的是，他们没有警察，没有监狱，人们却能自觉地维护着某种固有的秩序，不需要像欧洲人那样制定繁琐的法律。“首领”一词在土语中，竟然是“讲话人”的意思。他们没有王公大臣，没有纳税人，当然也没有谁会花纳税人的钱。首领们没有特权，只有尽义务的份儿。他们随时可能被换掉，没有任期。当然他们也杀戮。他们一直存在着“小我”阶段的自私，保护着本氏族和本部落的利益。假如有人被打死了，整个氏族的人都会去报仇。有时候他们也讲和，一方请求另一方的宽恕。战争史学家把这种战争叫做“仇斗”。但是随着欧洲人的到来，一切都改变了。
当西班牙人刚踏上墨西哥时，可爱、淳朴、善良而天真的印第安人认为，既然白种人喜欢黄金，就给他们黄金，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吧。他们派出了使者，给侵略者带去了比身体还要重许多的黄金圈，以及金人、金兽、金饰物。面对耀眼的黄金，欧洲人的黄金梦实现了，他们眼都红了。印第安人没有想到，他们的做法却引起了屠杀。在美洲，几百万印第安人死于屠杀和苦役。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竟然减少了百分之九十，有些地方的印第安人还遭到了种族灭绝。1703年，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在立法会议上居然规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掳获一个红种人，都能获得赏金四十镑；1720年，这一数字提高到一百镑。堂堂英国议会而不是某个罪恶的人，曾经宣布：杀戮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的做法，究竟哪一种更“文明”呢？
欧洲人还玩弄了非洲。利用部落冲突，他们用廉价手工业品来获取黑奴。在贩奴贸易的四百年间，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人超过一千五百万人，而死于猎奴战争和贩奴途中的黑人，则不下此数的五倍。假如没有开辟新航线，假如大洋还是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人们彼此隔绝，照各自的变化情况，生活到现在，欧洲人和印第安人，谁会更快乐一些呢？这个问题，绝对不会只有一个答案。他们本来是不同世界的人类，本来可以比一比谁更文明。
欧洲人之所以用枪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观是正确的，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如果只用文化交流的方法，不仅土著人不会接受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反而会发现自己的无知。
但如今的世界，对于什么是发展，却只有一个答案。自以为高于其他动物一等的，是精神动物的人类，而人类最终选择的，却不是精神的发展，而是物质需要的发展和生物性需要的发展。
关于什么是发展的概念，是欧洲人用枪捅着别人的后腰进行定义的。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别人的大门，本来是为了占有土地，掠夺财富，但他们却说：你们落后了，你们是劣等民族，你们应该听我们的。一些被侵略的民族醒悟了：看来我们确实落后了，我们应该发展工商业，我们应该武装自己。日本正是这样一个民族，它先是学习中国的唐朝。当欧洲人开着船拿着枪四处烧杀抢掠时，他们羡慕不已。但他们是不服气的，他们认为，东方人并不比西方人笨，甚至比西方人更聪明，西方人能做到的，东方人也能做到。后来，他们果然也做到了，成为一个足以和西方国家抗衡的东方强国，加入了殖民掠夺的行列。然而在二十世纪，接受了工业文明的日本，却困扰于三大公害：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骨痛病，而且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
在枪口的威胁下，价值观就这样强行推广，进而得到认同。今天看来，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的人，他们本来过着悠闲的生活，却是被逼着发展起来的，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他们不得不发展。因为独立，他们必须笨拙地使用西方人的民主制度，常常搞得不伦不类。为了这种发展，他们力不从心地涉足工业，还不等自己适应某种经济现状，西方人却已经换了一番天地。他们总是跟不上西方人，以前很多人累死在西方人的苦役和鞭子下，现在很多人则饿死在家门口。
假如落后也不挨打呢？假如持有各种不同“发展”理念的民族和种族之间能相安无事呢？假如拥有枪炮的一方只是送去智慧、技术和友爱呢？假如拥有科技的一方不因为自己的拥有而认为别人是劣等民族呢？究竟是谁会活得更快乐一些？但上述假设是不成立的，而且永远都不会成立。事实上，任何拥有武力优势的国家和民族，总是要进行征伐和掠夺。所有这一切，当人类以国家、民族、种族为自私理由进行罪恶活动时，一直大倡“爱”和“宽恕”的宗教又在做些什么呢？
从1096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皇的发动和西欧国王的指挥下，罪恶的十字军东征一共进行了八次。当时，他们表面上打着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的旗号，实际上是因为西欧人的享受欲望在膨胀。当时，东方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天堂《圣经》上说，那里遍地流着牛奶和蜂蜜。东方的财富让西欧封建主们垂涎三尺。罗马教会则想趁机吞并东正教会，并改造穆斯林，建立世界教会。意大利商人为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因为他们想排挤阿拉伯和拜占廷商人，垄断东方贸易。十字军于1099年第一次攻陷耶路撒冷时，完全忘记了《圣经》的教义和圣地的尊严，将圣城洗劫一空，杀死城中七万多人。十字军还剖开死人的肚子，将尸体堆积起来烧成灰烬，再在尸灰中扒寻黄金。十字军第四次东征，却根本没有见到圣城。在威尼斯商人的操纵下，转而攻占信奉同一宗教的拜占廷帝国。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屠城七日，抢走了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烧毁了带不走的东西。兵灾过后，一个威尼斯人当上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
这种虚伪和无耻，连上帝见了都会转过脸去。
在基督教世界，文化专制主义横行近千年之久。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仅仅是由于某个邻人多嘴的流言，就会被抛入大牢。他不知道修士为什么抓他，为什么被起诉，谁是举证者。他如果申辩就会受酷刑，甚至被处死时还不知道原因。直到1600年，可恶的“异端裁判所”还烧死了真理的拥护者布鲁诺。这一切，居然都是为了维护宗教的正统性。
当宗教成为一种可以运用的权力时，它便成了满足私欲的工具。这并非宗教本身的过错。
在“中级自私阶段”，由于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人类分裂成许多阵营，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以自己为中心，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优秀无比，自己的宗教信仰才符合世界的本真。但奇怪的是，人们之间不进行文化和宗教的交流，却让战士和武器交流。在尸横遍野、城镇变成焦土之后，历史学家说：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商业的发展，技术的传播。也就是说，在主观上，人类只是为了自己的扩张野心、掠夺财富和对别人进行思想控制。
这一时期，由于科技人才和科技的出现，人类之间出现了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到文艺复兴时，西欧人在天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科技往往促进文艺的发展，西欧人在哲学、文学、建筑、雕塑、美术等方面都独树一帜，有些人就以为自己是优等民族，开始有了自我优越感。更糟糕的是，科技也促进了武器的革新，从十五世纪起，欧洲人在武器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