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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选择何种方式捅破它。炫耀是最直接、最能让虚荣者得到满足的方式，也是最不假思索就会付诸实施的一种。
炫耀，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我愿意为之佩戴黑纱的品行。因为，炫耀虽然有个说得过去的出发点，作为一种心理也无甚难解之处，但从手段的角度考察，炫耀又是非常拙劣的，以致我们不清楚它到底算一种喜剧性格还是悲剧性格。炫耀者盘马弯弓地拉开架势，一箭射出，往往内心正期待着赢得满堂喝彩，却不提防听到了几声奚落、几下嘲讽，或几声零落得完全构不成敬意的巴掌相击。
炫耀命中注定只能在较低级的层次上获得成功。如果你确实有钱，确实美貌，确实具有出众的口才，那就炫耀吧，你的自我吹嘘、自我展示一般会得到成功。但你付出的代价是，别人在承认你的财富、美貌和口才的同时，也会剥夺掉你也许本来多少有一点的别种美德。世人总是心照不宣地认为，诸如谦虚、诚实、正直等品质，是无需炫耀的，一旦炫耀则可以断定为没有的。希望通过炫耀赢得赞叹、尊敬或羡慕，相当于在一个对己不利的地方布下重兵，摆下战场，等来的只能是全面溃决型的惨败。当然，如果阁下确实才华横溢，天赋惊世，换言之，由于世人与你相比差距太为明显，以致你的自然状态都比他人的非常状态出众得多，这时的炫耀自然就另当别论了，正如没有人指责莎士比亚或钱钟书喜欢炫耀一样。当马拉多纳盘腿过人时，人们感到的不是这小子又在炫耀了，而是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兴奋感。
吁求人世间的理解和尊敬，没有比炫耀更强烈的了，炫耀者不愿理会“沉默是金，雄辩是银”的格言。他既看不到沉默具有的反弹力，也就当然认为每一次沉默都是一次机会的丧失。严格地说，它属于那种不断追加赌注的赌徒心理，希冀在最后关头获得一手遮天的胜利。清夜扪心之际，那些白日的炫耀者大抵非常沮丧，这份沮丧只有在预料到自己白日炫耀的负面效应时才显得合理。尽管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一觉醒来他依旧生命不息，炫耀不止。炫耀不是一种可以轻易改掉的习惯，它是心理上的癌。一个终于摆脱窘迫处境的暴发户和一个作品老是得不到发表的诗人，几乎必然会产生炫耀的冲动。
年轻女人较容易被看成虚荣者，这当然是一个经验事实。但稍加观察就会发现，年轻女人的虚荣其实成就既有限，领域更是非常狭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与容貌有关。男人没有必要对它持批评态度，女人在美丽领域的虚荣，不会使世界变得不美好，只会使大街充满霓裳丽人。真正可怕的是男人的虚荣，它领域广泛，讲究技巧，个别情况下还带有攻击性。当虚荣与膨胀的野心、权力欲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就意味着灾难。
炫耀通常总是在大庭广众间进行，它强烈要求看客的介入，但亦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作家在写作时有可能充满炫耀之心，但眼前并无看客，看客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最有趣的是网络时代的黑客，据说他们都是些十四五岁的少年，天性淳良，技艺精湛。他们“黑”掉某个网站，往往没有丝毫歹念，只剩下对技艺的炫耀。然而谁在为他喝彩呢？他可连名字都没敢留下呀。
人生在世，不就是为了赢得他人几下的掌声？炫耀的冲动，其实人人有份，而我可能比你更多一些。
48。书呆
典型的书呆子，请参见下文“迂腐”条。我将书呆子形象特征一分为二，自然另有用意。比如已故大数学家陈景润先生，虽然经常被人说成书呆子，但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显然不能归为一类。抬举孔乙己倒也罢了，贬低陈景润先生，会让我浑身不自在，觉得作孽。
首先我想探讨的，不是何谓“书呆子”，而是中国人为什么特别擅长将读书人称为“书呆子”，所以这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性格，而是试图探讨一种民族性。据我所知，西方人对于自己民族的读书郎，通常礼敬有加，好像并没有“书呆子”一说。照中国的标准，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实在是够呆的了，为了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望，不惜与魔鬼打赌。但是，他仍然没有被人称为“书呆子”，相反，人们总是愿意从所谓旺盛的“哥特式气质”中去理解他的行为。若暂时撇开“迂腐”者，我可说，读书人并非中国独有，动辄视读书人为“书呆子”，才是我们的民族特色。所以，研究何为“书呆子”很可能是个伪问题，探讨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称读书人为“书呆子”，倒不乏实际意义。本人即经常被指责为“书呆子”。我承认自己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两方面都有很大不足，既然不足，自然就有点呆。但若将这点“呆”归结为读书太多，我显然不能同意。首先，我读书还很不够，远远没到书虫的地步；其次，我坚持认为，真正的读书人，不可能把自己弄呆，“读书使人明智”，这是法国随笔大师蒙田的话，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类格言，不缺的当然就是“颜如玉”、“黄金屋”、“千钟粟”之类破玩意儿。
仔细想想，中国之所以会产生“书呆子”问题，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别的原因。我们目前的现状是，可以按是否读书把中国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常读书的，一类是从不读书的。与欧美国家比较，我们在民间存在一个庞大的反读书群体。我们的民族意识中缺乏这样一种信念：读书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读书是每位现代公民的基础义务，普通人与知识分子在读书上的区别，只在于读多读少，如何阅读，而非要读就当知识分子，不想当知识分子就基本上放弃阅读。根据我本人的生活经历，我发现甚至贵为大学师长的，现在不读书的风气也甚为风行。在中国，读书总是与可见的功利联系在一起，历史上是科举取士，现当代则是为了高考、评职称。纯粹为乐趣而阅读，为丰富自己心灵生活而阅读，坦率地说，在中国基本上只存在于若干个体之中。
如此恶劣的求知环境，读书人被称为“书呆子”，也就逃无可逃了。庞大的反读书群体，由于无法理解、拒绝想象阅读对于提升个体修养、增加文明素质、丰富个人生活的积极意义，所以只能想当然地将读书人一概视为“书呆子”。将读书人视为“书呆子”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使自己的大老粗身份得到某种捍卫。
在我看来，即使如陈景润之类行为怪诞的数学家，也不能被视为“书呆子”。读书、研究达到一定阶段，会使某些人产生一种飞翔感，会使他自然而然地选择远离现实生活，直接在精神领域翱翔。在这种情况下，爱因斯坦有可能忘记自家的门牌号码，浮士德也会选择与魔鬼打赌。西方的大量普通人，当然也和你我一样，不具备此种直接在精神领域过日子的能耐，但是和你我不一样的是，他们知道有这种状态，承认并且尊敬进入这种状态的人，所以，爱因斯坦不必担心被人指责为“书呆子”，而陈景润就生不逢地了。
中国有书呆子，但比之中国有书呆子更明显的是，中国更有一种视读书人为书呆子的危险倾向。
49。迂腐
感谢鲁迅先生，一想到“迂腐”，我们耳边就会回响起“多乎哉，不多也”的声调，想起那位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的绍兴穷秀才。“迂腐”和“贞烈”一样，是中国文化特地熏陶出的两种病态性格。孔乙己的下场和旧中国四处可见的贞节坊，则说明了这两种性格的悲剧性，它们分别由男人和女人来承担。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具有逐圣弃智色彩，在儒家经典中浸淫既久，一个天资敏慧的读书人，都有可能被十年窗寒弄得木木呆呆，遇上中人之资，“迂腐”几乎成了他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他们满脑子利禄功名，思想的范围完全被程朱理学所圈定，因而一边嘴上念念有词，一边却不具备任何思想者的品质和热望。他们的学问是以学代问，学而不问。先秦思想（尤其是四书五经）成了他们的先验标高，对这些思想臣服式的理解成了他们最大的追求，对构成上述思想之文字一字不差地忆诵，也成为他们最基本的课业。他们生活在亚细亚小农经济的世态格局中，周遭是艰窘困败的日常生计，眼前是缺米少柴的家常境遇，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能，却一屋不扫，满脑子充满“修齐治平”的无上宏愿。他们被强制灌输了过高过大过苛的生命抱负，以致其中任何一个家伙都会不切实际地提升自己的人生追求，都会将仅仅成为一位县太爷视为人生的失败。与此同时，他们受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又是以使自己不具备任何现实能耐为特征的。简而言之，他们是浑然不觉地被某种“废物”模式培养出来的人间怪物，虽然生活在乡村僻壤，却既不会宰牛，也不会插秧，更要命的是，他们还被“一条道走到黑”地培养出对现实生计的不屑态度。他们仿佛接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牛痘，该牛痘有效地预防了他们在任何世俗层面上成为有用之人的途径，以致当他们以“安贫乐道”自欺自慰时，事实上却已经完全失去了转道他投的能力。换句话说，“安贫乐道”成了他们心理上的强迫症。当向上发展的空间由于资质或运气的原因而不复存在时，横向发展的途径也随之消失，一旦无法如期成为人上人，就必然成为人下人。
于是我们看到，这批资质平庸的读书郎，虽然满脑子“诗云子曰”，虽然自以为比所有人都更为斯文、更为正经，事实上却成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游手好闲之徒。一件长衫从春穿到秋，一把破扇从夏摇到冬，肚里一把诗虫，身上爬满臭虫。除了在某些乡绅家里课读几班顽童，再没有别种混饭吃的能耐，像孔乙己般潦倒，几乎是这班可怜鬼的必由之路。他们“迂腐”吗？是的，但账得算到传统文化头上，正如中国古代的贞烈女子之所以形成烈火般强烈的贞操观，同样得归罪于传统文化的邪恶影响。由于我一次也没有在西方文化中见到哪位读书郎有“孔乙己”式的性格，这使我敢于断言：“迂腐”根本不是一种性格，就像“小脚”根本不是“天足”。
50。忠厚
“忠”是忠诚，“厚”是憨厚。忠诚会给憨厚贴金，使憨厚升华，憨厚却只能给忠诚抹黑，使忠诚降格。于是，虽然身居高位者历来欣赏部下的忠诚，忠厚的家伙却只能远离宫廷、避开庙堂，老老实实地在街坊里巷呆着，叭嗒着烟斗，在条凳上矮身长蹲，逢人露一口笑牙，道一声“饭吃了没有？”——那意思当然不是打算请你下馆子，而是表明：瞧，我正和您老人家套近乎呐。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里，忠厚无疑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作为一种性格，忠厚并非四处吃香，比如在欧美民族那里，它就没什么地位，以致我此刻大拍脑门子，竟想不出一位西方世界的忠厚好人。在中国那就太多了，我们完全没必要费神到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去找，随便看看左邻右舍和单位同事，忠厚汉满地都是。
仅仅二十年前，一个男人只要拥有忠厚品质，就足以成为待嫁娘的“那口子”了。就婚姻而言，忠厚者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