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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二十年前,一个男人只要拥有忠厚品质,就足以成为待嫁娘的“那口子”了。就婚姻而言,忠厚者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婚姻之船不遭倾覆。如果“婚姻是女人的职业”(钱钟书语),嫁给忠厚佬虽然不是什么好职业,一般却不会面临下岗危机。“咱那口子,有贼心没贼胆”,这就够了。浪漫之情固然没有,花言巧语固然不会,但寻花问柳也就不必担心了。中国传统型妇女权衡利弊之后,往往也就认了。她们认为,婚姻就像钉马掌,首要的就是个“牢靠”。鉴于这个认识有着极大的生活指导意义,大量忠厚佬的存在,事实上便奠定了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基石。小俩口不用亲嘴也能把日子过得踏踏实实,无须调情也能生下一窝健壮的儿女,生活稳健得就像一只烧红的土坑。
当然现在情况有所不同,至少今天的都市女孩,已不再愿意沦为忠厚者的“那口子”了。随着城里女人流行管丈夫叫“先生”(世上最没道理的称呼),择夫标准也随之改变。虽然她们依旧不能容忍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但也不想付出有婚姻没亲嘴的代价,那也太惨了。现在她们想脚踩两只船,内心甚至不切实际地希望丈夫在内是浪漫的唐璜,风流至极;在外是彬彬的君子,柳下惠二世。今天的女性普遍同意“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甚至还会人云亦云地说什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那么,忠厚算不算男人样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它突然不算了。
不错,忠厚意味着不会背叛,不仅不背叛婚姻,也不背叛领导,得罪同事,总是两只手忙个不停,一只头点个不休。忠厚是一种依附性的性格。忠厚者的专长是追随,在家里追随老婆,在单位里追随领导和同事,永远不会主动发言,永远只会点头附和,一叠连声地说什么“那是那是”。他没有激情,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不是出于世故,而是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他的意识层里总要降低一个等级。旁人感觉到侮辱的时候,他充其量只感到一丝不快,旁人怒发冲冠之时,他充其量只觉得有必要把头扭向一边。害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倒也看不出来。所以虽然处处容忍,事事吃亏,好在他缺乏这方面的敏感,倒也相安无事。相反,任何时候只要自以为赚了点便宜,立刻便扭捏不安起来,内心冲突之激烈,不下于小偷初次行窃或姑娘首次失身。
中国人喜欢忠厚者,却未必愿意被视为忠厚者。这是因为,忠厚天然有着舍己为人的秉性,它是利他的,长着一只萝卜的样子。生而忠厚,对他人常常意味着极大的使用价值和安全感,对自己当然只能意味着被使用的价值,这一点它和田地里的耕牛非常相似。顺着这个比喻,我们亦可顺道得出结论:忠厚属于农耕时代的品质。
人情啊,人情
——错读《儒林》之十八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过年了,街上熙来攘往,乘车的,走路的,走亲串戚,手里都提着东西,大盒,小包,无非是点心、水果,时髦一些则是鲜花、补品。空着手到人家去,不免被人笑话,说这人不懂礼数。
如果你在都城,年关降临,到进京的高速公路边看看,定可见外省的大车小车络绎不绝,满载而来,蔚为奇观。过去是车子开到机关,搬下大箱小箱,再往各个办公室分送,就像这里临时变成了集贸市场。这样繁忙的景象,大抵在年前要延续十天半月。后来“纠风”了,明目张胆地送,太过招人耳目,于是车子不进机关,只在各地办事处里停靠,然后于暮色中一家一户地“送货上门”。随着时代的前进,官吏们受礼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于是送的东西也水涨船高,愈趋精细:体积越来越小,价值越来越高。大概是十几年前了,一位在经济欠发达省里当着不小职位的官员对我叹息,说:“我们实在太老实了,送礼都不会送,左手提只鸡,右手提只鸭,累得要死,人家还不领情。百姓们更是不体谅,前脚刚上火车,后脚告状信已经到了纪委。哪像人家,几只戒指,几条项链,一个小包就装下了,不显山,不露水,事情都办了。”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送礼又进化得多了。戒指项链算得什么!一张卡,什么都有了。
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礼,在哪里都是不能少的。诗曰:“人而无礼,何不遄死。”没礼,简直就没法活了。近来,有人把这“礼”描绘得美妙无比——文质彬彬,礼貌周全,谦虚逊让,应对得宜……其实,中国儒家的礼,其核心就是等级,而等级的背后则是权力。为了维持这等级与权力,在“礼”的温情面纱后面,是十分龌龊与残酷的。为什么各地要往京都送礼,各市要往省城送礼,各乡要往县城送礼?就是因为等级在那里摆着。而等级越高,权力越大。送礼不过是对于权力的崇拜与利用。送了礼,就像给菩萨磕了头,既要他保佑平安,又要他保佑发财。
送礼是单方的行为,但《礼》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一来一往,就变成双向行为了。双向就有了人际关系,说得直白些,就叫人情。中国人的人情,大都是同礼数连在一起的。送礼叫送人情,回礼叫回人情。没听往京城衙门里送财物的人说吗——不成敬意,只不过是为了感谢一年来的帮助和指导,聊表寸心,如此而已——多有人情味啊。
不过,同样是有来有往,办法是很不一样的。据说,一位县太爷过生日,因为属鼠,下属凑钱送了一只金鼠。县太爷一见,眉开眼笑,开言道:“下月是我太太的生日,太太是属牛的。”我不知道这些下属听了之后是何感受,只知道今天的某些县乡,老百姓确实已为当地官员变着方儿收礼弄得苦不堪言。当然县太爷的下属未必会如百姓那样有切肤之痛,因为他们毕竟另有来路,只要不掏自己的腰包,别说送个金牛,如果他当着泰安知府,为了讨好上司,送座纯金的泰山也未必会皱一下眉头。
同是人情,送法不同。这是古今都一样的。
比如老百姓要送个人情,那就只有自己掏钱。看病找大夫,给大夫送;办事找官府,给官府送;孩子上学校,给老师送;车子被扣,给交警送;做个小买卖,给工商送。总之,在等级有差的社会里,他在最底层,只有“往”的份儿。“往”了之后的“来”,则无非就是那些本来无须“往”就应该享受的服务。所以,“人情”对于普通百姓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沉重负担。
如果送人情的是一位衙吏,那就简便得多了。《儒林外史》里的潘三爷,是匡超人家乡大柳庄潘保正的房分兄弟,潘保正托他照顾匡超人,他自然要尽人情。这人情倒也简便。他把匡超人带回家,家中正有一伙儿赌徒聚赌。这聚赌的事,衙门里没有点靠山是不敢做的。大概是十多年前吧,在出差的路途上,遇到一位年轻人,说是在东北某地做生意。问他做什么生意,他说开游戏机店。那时报上关于以游戏机赌博的报道正多,便问他是否也搞赌博。他游辞闪烁,但还是老实地承认:“一点没有输赢,谁还来?”“你就不怕被抓?”他笑笑,说:“我那个店就是局里的三产。”再加探问,原来只是挂靠在同局关系紧密的一家公司。就这样拐了几个弯,他也觉得有恃无恐。潘三就更胆大了。他是当地行政首脑机关(布政司)的衙吏,若无更硬的靠山,谁敢老虎头上动土?所以赌徒们在这里聚赌,觉得十分安全。他们欠着潘三的人情,回情的就是所谓“头钱”。聚赌抽头,一直是黑道人物的生财之道。现在潘三要送匡超人人情,当然用不到自己掏腰包。“也罢,我有个朋友在此,你们弄出几个钱来热闹热闹。”说着,就拿出两千钱来,向众人说道:“兄弟们,这个是匡二相公的两千钱,放与你们,今日打的头钱都是他的。”又向匡超人道:“你在这里坐着,看着这个管子。这管子满了,你就倒出来收了,让他们再丢。”就这么几句话,一个不大不小的人情就送给匡超人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的头钱对于潘三不过九牛一毛,是算不得什么的。
潘三坐在家中,自有人找上门来,无非是拐丫头、卖寡妇、私和人命、买嘱枪手代考之类违法的勾当。这些勾当,都有进账,而且为数不菲。潘三拿了大头,分给匡超人些许,也都是他的人情了。拐丫头、卖寡妇两案,所收有几百两银子,给了匡超人二十两;买嘱枪手代考一案,因为是匡超人当的枪手,五百两银子给了匡超人二百两。尽管如此,潘三毕竟还是从自己非法所得中分出了部分,因此也还博得了“极慷慨的人”的名声。
若是官儿做得更大些,做起人情来就更不费事了。提刑按察使司在明代是各省主管司法与监察的衙门,又称监司。《儒林外史》中写到的那位太监的侄儿,姓崔,荫袭出身,做到按察司,是这衙门的主官。监查府、州、县的官员,本是他的职责。权限比今天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或监察局还大些。按说监察部门并不是一个有油水的衙门,但是因为它的权力所在,各类官员(真正干干净净的实在不多)往往惧它几分。明朝是准许风闻言事的,只要听到风声,就可以揭发检举,并不用调查落实。如果关系搞不好,找个碴子参上一本,说不定就要革职拿问,仕途不保,身家性命也危如累卵。所以官员们常常要讨好按察司,以求“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官僚机构的相互牵制,固然有助于中央的控制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但也同时带来了官僚机构的相互勾结与相互利用。这中间的种种花样,也是官僚集团利益再分配的一条途径。而按察司要想送个人情,只要善用手中的权力,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着落到那些地方官员的头上,自己用不到花费分文。
鲍文卿是崔大老爷门下一个戏子。戏子,就是唱戏的(现在称作明星或歌星)。戏子的社会地位是很低贱的,但官僚需要娱乐,因此他们很容易接近官僚。又因为善于逢场作戏,或因歌喉,或因色相,极易讨得大佬的欢心。于是,低贱的戏子就有了某种优势,在官僚面前,他们的说话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力,可以疏通关系,甚至弄个批文。一个受大官老爷恩宠的戏子,连小官老爷也要另眼相看,更不要说常人了。鲍文卿大概因为对老爷伺候得周到,崔大老爷便有心要想照顾他,送他一个人情。这机会说来就来。崔大老爷听说安东县令向鼎放着人命大事不问,却相与一些作诗的文人,原本已拟就揭帖,准备参奏,而鲍文卿因念过他做的曲子,爱惜他的才情,恳请网开一面,于是崔大老爷就对书办说:“这安东县不要参了。”因为一个戏子的说情,就置王法于不顾,从而改变了一个官员的命运,本已大奇,更奇的是,这位崔大老爷还写了一封书信,把此事的前因后果开写明白,派一个衙役送鲍文卿到向知县处——“叫他谢你几百两银子”。这一个天大的人情,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地送了出去。这一次,鲍文卿没有要向知县的五百两白银,但拖欠的人情总要还的,拖欠愈久,利息愈大。到向知县升了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