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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里，最后于1609年开通运输。
政府继续衰落，虽然不那么令人注目：衰落是逐渐的，但是是继续不断
①
的。官僚机构只能依靠它的成员的忠诚和信念以正常地发挥作用。东林运动
的道德上的狂热只是那种信仰的一种表现，在社会各阶层的作用中这种信仰
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万历皇帝没有对维护社会道德做出什么贡献。相反，
他的私事进一步打击了那些希望重振皇权的人的情绪。
他对中央官僚机构中的派系冲突 （这种冲突常常由他的荒谬行为和报复
态度引起）的反应是，堵塞得以正常领导政府的官僚政治的渠道。他对内廷
和外廷的日常工作都干脆不理。最显著的是，他不肯对要求任命或辞职的奏
疏表示承认或作出所需要的行政上的答复。一个现代的历史学家在他分析皇
帝这方面的态度所造成的最高官僚机构中职位大量空缺的事实时，断定这种
现象表示了大约从 1600年起皇帝作为政府首脑所起作用的变化的几个有关
的要点。第一，他曾一再受挫于他的官吏，屈从他们的意愿，他心怀怨恨地
拒绝合作，作为报复他们的一种办法。第二，当他满足于让政府的许多部门
在人员配备过少和无领导人的情况下竭力支持时，他显然把所有那些与积累
财富有关的文官机构排除在这种处置之外。第三，他满足于让人员减少，是
因为没有付给那些不值一谈的官僚的薪俸可以转入他的内库。①
为了说明这种僵局的范围，我们可以引证首辅沈一贯1603年早期的悲观
失望的奏疏，他在其中向皇帝报告说，都察院的13道监察御史中有9道仍然
长期空缺，尽管再三推荐了补缺的候选人。所有这些推荐都被置之不理。1604
年，吏部尚书急切地报告说，国内几乎有一半知府的职位空缺，在南京和北
京都有一多半尚书和左、右侍郎的职位仍未补缺，任凭一再努力以求补上这
些空缺。皇帝干脆不理这些请求。京师仍然在职的官员们在皇帝 （他这时如
果有过的话，也是极少上朝）不想上朝时，好几次想出了接近皇帝的特殊办
① 对隆庆皇帝节俭和仁厚的驳斥，见孟森：《明代史》＇375＇ （1957 年；重印，台北，1967 年）。隆庆皇帝
不能当众讲话的最有力的证据得自高拱1572 年在万历皇帝继位后不久所上的一份奏疏，其中据说，隆庆皇
帝早朝时甚至让大学士代他从宝座上作例行公事的回答。高拱强调，这种做法损害了公众的信任。这一情
节参见下文。这份奏疏见于陈子龙等编： 《皇明经世文编》＇57＇ （平露堂，1638 年；摹印本，台北，1964
年），301，第8 页。这一资料也见于《病榻遗言》＇282＇ （16 世纪后半期；重印于《纪录汇编》，1617 年；
影印本，上海，1938 年）有关隆庆皇帝的话中，该书被认为是高拱所作，但真实性可疑。
① 这样一种理解的最有力的根据是1590 年8 月25 日皇帝和申时行的谈话。这一记录见《明实录·神宗实
录》＇380＇ （1630 年；重印，台北，1961—1966 年），第4186—4191 页。英译文见笔者：《1587，无关紧
要的一年：衰落中的明王朝》＇251＇ （纽黑文，1981 年），第230—2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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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恳求他批准政府例行的任命，和允许那些没有得到正式批准便已长期离
职的官员退职。有几次他们一起跪在宫殿的院子里，齐声呼号以引起他的注
意。但都徒劳无益；任凭没有答复的奏疏一年又一年地堆积起来。
太监机构中的许多空缺职位，尤其是像司礼监的那些主要职位 （在正常
情况下，这些职位的补缺需要外延或大学士们共同认可），也没有补人。这
表现出皇帝看不起这个太监官僚机构的主要部门，在他看来，这个部门是京
师官僚机构在对他强加约束方面的一个听话的代理机构。只有那些直接从事
税收和开创新财源的太监 （矿税使）的和外廷的官僚行政机构的部门才受到
他的密切注意。这些部门保持满员或扩大，并被责成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个
君主得到了 （无论他应否得到）历史上最爱财、最贪婪的皇位占有者这个名
声。他继续不断地想出不把税收给予政府和增加他自己的私人宝藏的办法。
官僚们对这位皇帝所感到的轻蔑遍及政府各部门，并对官僚政治的道德有深
远的影响，这更进一步降低了不但人手不足，而且还不给予职位升迁的行政
机构的能力。最大的损害是在“梃击”事件的余波中造成的，这次事件充分
暴露了万历皇帝不但不适宜当皇帝，而且也不适宜做他自己家属的领导人。
“梃击”案
夏初一天的傍晚，一个挥舞大棒的强壮青年在皇城内的太子住所被逮
捕。他已经伤了一个侍从太监。刑部官员的审问确定这个闯入者的姓名是张
差。法庭打算断定这个人精神错乱，想要了结他和两个宫廷太监的怨恨；他
曾在城外碰上他们。这时这个案件可能以立即判处这个人死刑结案，因为法
令对于甚至即使是用姿态威胁宫廷的罪犯也要求处以这种极刑。但是，这种
判决被一个负责监狱的低级官员阻拦而没有最后定下来。这个官员，王之宷，
对精神错乱的断定提出异议。在牢房的一次个人的讯问中，他已证实这个囚
犯神志清楚而机警；他曾受指导以执行一个阴谋。由代表刑部所有各司的人
员当众进行的对这个案件的复审由于说出了两个作为唆使者的宫廷太监，而
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讯问结果。他们与郑贵妃和她的兄弟接近，这似乎证实了
普遍的怀疑，这个闯入者是被派去杀害太子，以便她的儿子福王可以最终登
上皇位。张差据说曾被许以豁免和奖赏。①
在随后的抗议和批评中，万历皇帝采取了一个没有先例的措施：他把所
有的官员召进宫里。正式的礼规被免除。皇帝在跪着的朝臣们和站在他下面
一两级石头台阶上的太子及其三子一女的前面临时讲话。他有一会儿抓住太
子的手以表示对他儿子的个人感情，并让官员们放心，继位制度是不能改变
的。他然后要求把张差和两个牵连进这个案件的太监处决。这时刑部的几个
高级官员表示反对皇帝对所有三个嫌疑犯给予死刑的裁决。随后大学士们进
行了调停。张差被判决于第二天处死。但是这两个仍然收押在宫中的太监将
被移交给文官们审判。皇帝同意这样办。①
① 不管怎样，这段情节似乎有坚实根据。举一个例来说，申时行：《赐闲堂集》＇466＇ （序，1616 年；缩微
胶片第865—866 号，国会图书馆），40，第22 叶提到了这一情节，包括这里引述的话。王世贞：《嘉靖
以来内阁首辅传》＇553＇ （16 世纪晚期；重印， 《明清史料汇编初集》，1，台北，1967 年），6，第24 叶
指出，冯保向太后报告说，高拱想以周王取代万历皇帝。
① 见黄仁宁：《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 （剑桥，1974 年），第226—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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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两个太监最后也没有移交。在张差执行死刑以后，他们被带到文
华门由文官们审问，但他们仍然由内官监禁。他们坚持他们无罪，因此不能
拿出裁决的意见。这时太子出来为他们说话，声称他们实际上是受疯子张差
的陷害。审问的行政官员们于是请求皇帝准许再次反复询问他们，但是没有
得到准许。在皇帝接见后的第五天，两个可疑的太监据说监禁在宫内时已经
死了。过了两年，在1617年的人员考核时，曾经审查此案的积极的官员王之
①
宷以贪污而被撤职。几个以前主张迅速了结此案的官员这时被叫做浙党。派
性的界线决定了这个案件的结果。
行政机关的自信被动摇了，它的管理观念消失了，变成了难以管理的机
构。怀疑和不相信的态度逐渐地但却是不可逆转地蔓延到了低层行政机构。
在明代的制度下，地方上的施政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地方长官的品
格和廉正。在制止地方士绅对民众的剥削时，他们经常被迫单独地行动。现
在，他们的美德很少被承认，他们的刚毅得不到支持。这种党派政治败坏风
纪的影响因而扩展到了各级帝国行政机构。
没有选择余地
我们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游历过中国或从澳门对中国有过短暂
观察的欧洲人的叙述可以了解，这个帝国被认为是一个安排合理的统一体，
但是不能制止它行政机构中的许许多多违法行为和普遍的贪污腐化。这些作
者还对许许多多的市镇和城市，对这个国家生产的种类很多的货物印象很
深。这就产生了一种一致意见，中国非常富裕，但却虚弱。在这个航海和发
现的时代，这种状况提供了不可抗拒的军事征服的诱惑。事实上，由于来自
世俗，也同样来自宗教团体的热切恳求，西班牙腓力二世一再受到怂恿派遣
一支远征队去征服中国。这个武力打开中国的建议，如果实现，要比鸦片战
争早约两个半世纪。但是事实上腓力依然没有动心，这个建议没有什么结果。
由几十年后对荷兰殖民者发生的事来看，马德里做出的决定不是不明智的。
西方列强还没有获得它们技术的优势。只有在它们做到了这一点后，它们才
能维持一支使中国的帝国体系结束所需的武力。
万历晚期的明王朝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它的虚弱已暴露给欧
洲，同样也暴露给本土的目击者，可是它能抵挡内、外两方面的攻击。明代
的情况表明了天命说法的持久的效力。并不是中国民众生来对治理不善具有
更大的忍受能力。但是农民 （只在整体上能被操纵）是在同样分散的官僚的
②
支配之下。 除非学者…官员阶级同意或被迫改变它的忠诚，王朝的更迭就不
会发生。换句话说，王朝不是靠它的实力，而是靠它的没有竞争的地位而延
续。没有有力的竞争者足以保证它继续存在。
在 16世纪将要结束之前，万历皇帝还曾庆祝他三次主要战役（“三大
①
征”）的成功的结局。在他长期统治的最后30年中，很少有一年是在没有
① 编辑者的名单见于《万历会计录》＇550＇正文前的书页，该书由王国光辑，张学颜编（版本不详，约1582
年），其微缩胶片可以在几个图书馆找到，其中有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也见富路特和房兆
楹编： 《明人传记辞典》＇191＇ （纽约和伦敦，1976 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