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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下难以驾驭的人员。1635—1636年，造反活动扩大，对朝廷幸运的是，
1635年初造反领袖们在河南开的一次秘密会议，没有像它的策划者期望的那
⑥
样，达到目的上和组织上的统一。 不过，在1635年的2月和3月，仍有两
股造反军在发动一次深入北直隶北部的战役中，设法尽量做到互相配合，他
们蹂躏了汾阳，掠夺属于皇室的财产。但他们没有在那里站住脚，第二年，
他们的活动集中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西北。1636年他们第二次窜犯南直隶，
被卢象昇击退。
尽管造反者未能在帝国的经济腹地获得一个坚强立足点，但他们的人数
却大大增加了，常常对派去镇压他们的官军造成重大损失。1635年8月，名
② 迈克尔·库珀（耶稣会）：《通译员罗德里格斯：一个在日本和中国的早期耶稣会士》＇126＇ （纽约，1974
年），第342 页。
③ 罗思：《满汉关系》＇439＇，第26 页。
① 祖大寿传见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769—770 页。
② 《明史》＇41＇，271，第6966 页。
③ 张存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11＇，第56—57 页。
④ 孔有德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35—436 页。
⑤ 耿仲明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16—417 页。
⑥ 孙元化传见《明史》＇41＇，248，第6436—6437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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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望很高的总兵官曹文诏 （死于1635年）和他的两千多人在甘肃东部遭到伏
击，全部战死。下个月，已经成为重要的造反领袖之一的李自成，占领陕西
中部的两座州城，杀了两地的州官。李自成因陕西缺食，欲渡河去邻省山西，
②
被山西巡抚吴。�1589—1644年） 击退，被迫重新回到他的家乡陕西。虽
然李自成继续逃避，但1636年8月，陕西的官员们设法在咸阳西南的周至县
附近捉住了富有经验的造反领袖高迎祥（死于1636年）。高迎祥被送到北京，
在当年晚些时候被处死。
即使有这些胜利，政府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的工作仍有不少缺点。它
的工作由于外地不断出现的军事紧急情况而大为复杂化。西北地区令人震惊
的经济形势为造反领袖不断地提供补充兵源。此外，各地官军的素质一直在
下降。中国的军事理论认为，恢复和保持民心对镇压造反活动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这个时期生活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许多地区的人民，认为某些政府将领
和他们的不受约束的军队跟他们要去镇压的匪徒一样危险。北京当局深知这
种局势内在的危险，但他们或者无能为力，或者不愿尽力。的确，朝廷很可
能感到它需要一切它能调动的军事支援，而过多地讲求方法和忠诚会起反作
用。
东南部的经济停滞和社会不稳定，约1634—1638年
明朝辽阔的国土，使得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对另一个地区的影响很难作
出估计。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1634年初秋在南直隶的桐城县发生的一次武
③
装起义。一种资料说，桐城的谋反者计划在一支造反军从西边到来时举行起
义。这支造反军始终没有来，谋反者就潜伏下来等待时机。9月14日晚时机
来了，一伙“暴民”攻破桐城，大肆焚掠。一个当时的人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乱民斩关、焚掠、结寨、扬旗、举火之夜，大姓俱走，此桐未有之变也。桐固鼎盛，而浇
漓怨毒风俗久变，讵知遂变而刀兵哉？④
另外一些观察家对暴力不太感到意外，并认为这是富人自找的，因为他
们蛮横地和经常非法地对待社会和经济的下层人。尽管桐城起义很快就平息
了，但那里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存在于17世纪30年代中国东南
的其他地方，紧张关系的造成，除了别的原因外，是由于地方官、腐败的衙
门和地主豪绅的勾结。许多地主豪绅多年来窜改赋税册以逃避大量赋税。⑤
由于中央政府不断催促地方完成定额，愈来愈重的负担就转嫁到小土地所有
者身上，他们无财无势，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勒索。
这类小土地所有者中的许多人最后面临两个不得己的选择。他们可以把
土地送给有势力的豪绅，作为佃农耕种它，用高租换取保护；或者放弃他们
的土地逃亡，希望别的地方的情况会好一点。不论他们作何选择，他们的土
地或者荒芜，或者落入那些有能力逃避赋税的人之手。应交的赋税就压在剩
下来的小土地所有者身上，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① 钱龙锡传见 《明史》＇451＇，251，第6484—6486 页。
② 乔允升、曹于汴传见《明史》＇41＇，254，第6553—6557 页。
③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
④ 钱象坤传见 《明史》＇41＇，251，第6492—6493 页。
⑤ 何如宠传见《明史》＇41＇，251，第6491—64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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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纳税人的处境由于军费的增加而更加恶化，北京政府不得不减少不
必要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增加赋税，在1618至1637年间估计增加了六倍。
①
虽然关于过度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种传统说法，最近有
一些学者表示保留，但不容置疑的是，赋税的增加是“对一架已经是疲敝不
堪的财政机器增加新的和额外的紧张……＇并＇把不能忍受的负担强加给一部
②
分纳税人”。赋税的负担变得不堪忍受，不是因为捐税高 （以17世纪的标
准看，可能是低的），而是因为许多捐税要用白银支付，这是一种难以得到
的东西。①
在中国东南部，这种情况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更加恶化，这是由于1634
—1636年间西班牙当局在马德里和阿卡普尔科采取了一系列决定。他们决定
减少从新大陆流入马尼拉的白银数量，从而减少了控制那里的中国…西班牙贸
②
易的福建和葡萄牙商人的白银收入。 这种减少没有立即在中国引起财政危
机，一方面因为它对经济的影响要经过一段时间才显示出来，一方面因为从
①
日本继续流入大量白银。不过当时东南最富庶的地区的记载，表明经济情况
②
已经迅速恶化，一些官员和地方名流准备应付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动乱。他们
的担心很快就证明是对的。
杨嗣昌的浮沉
北京的政治局势仍然不稳定。1634—1638年间，在内阁任职的不下 19
③
人。除此之外，虽然温体仁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保持首辅的职位，但当
令人沮丧的报告几乎从全国各个角落向皇宫飞来时，他也感到很难安慰皇
帝。令皇帝特别悲痛的事，是1635年3月造反者袭击凤阳时，皇室的陵庙被
④
亵渎了。朝廷里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很快指出，温体仁的一些支持者应
对凤阳的防守负责。他们的论据显然给皇帝留下了印象，在那年晚些时候，
皇帝任命一个东林党人为内阁成员。
但温体仁仍然是朝中最有势力的人，以后两年里，在京师激烈的官僚斗
争中，他通常是胜利者。不过，1637年初，他走错了一步，诬告并逮捕了他
① 《明通鉴》＇210＇，4，第3165 页。
② 《明史》＇41＇，305，第7827—7831 页；艾伯特·詹：《衰亡》＇18＇，第56—57 页；和邓恩：《巨人的
一代》＇148＇，第253 页。
① 例如，见 《明人传记词典》＇191＇中的讨论，第1477 页。
② 文震孟、何吾驺、钱士升、姚希孟等人的传，见《明史》＇41＇，216，第5718—5719 页；251，第6487—6488
页、6495—6499 页；253，第6532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7—239、1467—1471 页。
① 关于这个时期一般情况的更详细的讨论，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22—52 页；和李文治：《晚
明民变》＇334＇，第26—43 页。
② 虽然其相互关系 （如果有的话）尚待研究，但应指出在17 世纪30 年代初，印度北部的许多地区也遭受
严重干旱。关于接着发生的经济灾难和人的困苦，见威廉·哈里森·莫兰： 《从爱克巴到奥伦寨：印度经
济史研究》＇394＇ （伦敦，1923 年），第205—219 页。
③ 陈奇瑜传见《明史》＇41＇，260，第6729—6732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5 页。
④ 李自成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91—4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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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宿乱钱谦益和他的一个亲密同事。北京的东林势力发动一场猛烈的反攻，
许多奏疏都指责他，最后迫使他请求告老回乡——显然认为他的请求会被拒
绝。然而却得到批准；1637年8月，他回到浙江，第二年死去。
温体仁的突然离开政府，并不标志东林在朝中重新得势。他在内阁中的
①
替身之一是他的老助手薛国观（1619年进士，死于1641年），他从天启朝
起就反对东林集团。薛国观随即成为皇帝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在以后几年中，
与东林有联系的官员极难使他们的意见为朝廷所接受。1638年夏，忠于东林
②
的黄道周（1585—1646年）和他的几个支持者直言不讳地反对皇帝当时宠
③
信的兵部尚书杨嗣昌 （1588—1641年），就受到贬谪。
杨嗣昌是杨鹤的儿子，杨鹤在1631年因未能平息陕西的叛乱而被罢去总
督之职。杨嗣昌在父亲失宠后，胜任地担任过西北的几个重要军事职务；到
1634年，他成了京师西北一个关键地区的最高统帅，管辖宣府、大同和山西
北部。1635年他的父亲去世，他以丁忧去职。但1636年末，在规定的27个
月的守丧期满期之前，他被召到北京任兵部尚书。在守丧期做官，在明朝始
终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杨嗣昌也不例外。尽管皇帝坚持认为，当时国家
所面临的军事危机需要杨嗣昌的经验和专长，黄道周等人却不同意，认为由
此引起的道德标准下降，其恶果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