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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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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和数量上。在这一章里,将对这些变化作详细的阐述。这里可以把它们 
  概括为对原始资料的一种更为批判的态度,这在16世纪变得逐渐明显,并使 
  后一时期区别于较早的时期。 
       16世纪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更多的人有能 
  力接受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大量增加,对读物(包括历史著述)的需求也增 
  加了。这个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是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这些人 
  也是历史著述预期的读者。考中进士 (他们构成历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的 
  大多数)的平均数从1388至1448年间每三年约150名增至1451至1505年 
                                                              ① 
  间每三年290名和1508至1643年间每三年330名。在16世纪,跟书籍和 
  知识的普及同样可喜的,是印刷术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据一位专家说,在明 
  朝的后半期,印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没有超过以前各个时期, 
                   ① 
  也与之相等。”的确,明朝在文化思想上的突出成就不能与前此各个时期相 
  提并论。在历史著述领域也是这样。历史著述方面的重要革新在这之前就出 
  现了,到了明代成为历史著述的榜样。突出的例子是《史记》和《汉书》的 
  纪传体之于正史;《资治通鉴》之于编年史;《通鉴纪事本末》之于记事史; 
   《通典》和《文献通考》之于政书。以上仅举了最重要的类型中的少数几种。 
  已故的吉川幸次郎教授论证,律诗无疑在唐代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后 
  再也不能企及。② 
       但是,在唐宋时代只有相当少的能读会写的人具有欣赏以至模仿大诗人 
  的能力,而在随后的时代,这种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了。吉川幸次郎认为,更 
  广泛的社会阶层对过去文化成就的分享的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他暗 
  示他的这个看法并不只限于诗歌方面。看来这也适用于历史著述;有独创性 
  的早期样范为愈来愈多的人所知,他们于是在自己的历史著述中也加以采 
  用。 
       在这里对我们所说的历史著述作些说明,也许是适宜的。它包括按中国 
  传统分类法中的史部所列入的著述: 

① 拉尔夫·C。克罗采:《国姓爷与中国民族主义:历史,神话与英雄》'130'  (坎布里奇,1977 年);唐纳 

德·基恩:《国姓爷的战事:近松的木偶戏,其背景与影响》'284'  (伦敦,1951 年)。 
① 谢国桢: 《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220',见《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221'  (上海,1934 年),附录Ⅱ, 

第290—328 页。 
② 庄金德: 《郑氏军粮问题的研讨》'112',《台湾文献》,12,1  (1961 年3 月),第55—66 页。方豪: 

 《由顺治八年福建武闱试题论郑氏抗清的主力》'155',《大陆杂志》,22,6 (1961 年3 月),第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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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为本纪、志、表和列传的纪传体官修史书或正史 
       2。私人或半官方编写的与纪传体正史类似的别史 
       3。官修的和私人撰述的编年史 
       4。纪事本末体史书 
       5。大多限于一个时期或某件事情的杂史 
       6。皇帝和大臣的诏令奏议汇编 
       7。传记 
       8。职官志 
       9。政书 
        10。地理志,包括方志 

       对以上著述,还应加上子部中的一些类目: 

        1。大多分在兵家类的有关军事和边防的著述 
       2。分在杂家或小说类的政书 

                                                 ① 
       这种分类法在各种目录中不尽相同。有许多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入 
  子部的书或整批的书,在其他目录中列入史部,奏议集在《四库全书总目》 
  中列入史部,而在别的地方列入集部。 
        除去这些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述之外,另有许多著作对历史研究可能很 
  重要。某一作者的文集可能包含对奏议的补充和作者的友人们的传记材料; 
  关于作者访问过的有趣的地方或作者参与过的事件的记述;有关历史或政治 
  问题的志、论、说;以及与友人和同事的往来书信。作者的文集中有时甚至 
  有短篇历史著作,而在任何书目或目录中均未提及。此外,有许多小说和剧 
  本应当看成是它们所产生的时代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原始资料。最后,明代 
  的诗歌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应看成是历史研究的资料。② 
        明朝头100年的历史著述的特点,是政府编纂庞大的全集。进行这种汇 
  编是继续元代和更早朝代的传统。第一部这类作品是《元史》,编于洪武年 
  间,随即刊印。接着是永乐时期的主要汇编:朱熹和其他宋代学者注解的《四 
  书大全》和《五经大全》,以及理学著作集《性理大全》。与历史有关的是 
   《历代名臣奏议》,1416年编,自商周以迄宋元,和著名的《永乐大典》, 
                                                                    ①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汇编工程。虽然它原有的12000册到18世纪仅存十 
  分之一 (现存更少),但它收录了有关宋、元和明初历史的一些佚文秘籍, 
  使其免于全部失传。含有元代驿站组织资料的《经世大典》(1331年)和其 
  他著作,使我们能够推想元代的驿站制度。①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幼师学志》,11,2 (1973 年6 月),第10、18 页。 
② 关于郑联和郑彩与郑芝龙的血缘关系,见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63',《台北文物》,10,1  (1961 

年3 月),第81—84 页。 
① 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证,见他的《重 

考李振华先生 〈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322',《大陆杂志》,7,11 (1953 年12 月15 日),第7 — 8 页, 
和7,12 (1953 年12 月30  日),第21—27 页,附有《文献丛编》的补充证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 
馆编 (北平,1930-1937 年;台北1964 年重印),Ⅰ,第426—428 页。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第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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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汇编以其宏大的规模著称于世,它们反映出的永乐气派多于学术上 
             ② 
  的成就。在永乐朝以后,有一些对明朝历史十分重要的作品继续了庞大的官 
  修汇编的传统,如1456年和1461年的官修地理学,1503年和1587年的《大 
  明会典》,和1530年的《大明集礼》。所有后来这些作品都是在司礼监的监 
  督下刻印的。刻板保存在司礼监为此而设的称为经厂的仓库。因此,属于司 
                                   ③ 
  礼监刻印的书称为经厂本。经厂本是大开本,字体大,纸质洁白厚实,印刷 
  考究。它们为清朝的“殿本”和不少朝鲜本中文书提供了样板。 
        明代在历史著述上最突出的进步,是对历史资料采取批判的态度。明朝 
  的前半期,朱熹的理学派在思想中占统治地位。这一派对历史著述的影响是, 
  它教人按照朱熹的《通鉴纲目》所传述的那样去接受传统及其价值,而不鼓 
  励对历史记载的确实性与可靠性提出问题。 
        在16世纪中叶以前,历史作者通常不去对各种历史文献和来源可疑的记 
  事甚至流言加以甄别。他们更不愿过问官方档案的可靠性。这种态度在正式 
  著作、杂著和历史注释中都很明显。像刻于 1459—1566年间的郑晓 (1499 
  —1566年)的《吾学编》(2。1。1)或刻于1574年的薛应旂(生于1500年) 
  的《宪章录》( 2。 3。 1)就仍然按这种方式编纂,即部分基于官方文献资 
                                                    ① 
  料,部分基于传闻或可靠性不同的记述。例如,《吾学编》第十一章论述建 
  文皇帝的死,作者写道,据说建文皇帝在他的南京宫殿中被烧死,但又把他 
  逃往四川、云南和广西,以及他后来再度出现的故事当成可能的事实加以补 
       ① 
  充。在这类著作里,有时在官方档案中找不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可能混杂在无 
  法证实的故事传说中。 
        到16世纪初,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开始逐渐采用陈白沙和稍后的王 
  守仁的新方法,他们愈来愈多地知道了文献资料和故事传说的根本区别,同 
  时他们也认识到文献资料未必总是提供真实的信息,而各种故事传说也可能 
  包含一些真实性。向新方法过渡的最早的代表之一是祝允明 (1461—1527 
  年),他是一位反对朱熹学派的非正统思想家。他的各种杂记集(如4。5。8) 
  把有价值的信息与无法证实的传说结合在一起;但他1499年刊行的苏州杰出 
  人物的传记集《苏材小纂》(3。5。1),基于墓志、履历和其他的文献资料, 
  被看成是可信的著作而受到赏识。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 《祝子罪知录》中, 
  他对历史人物提出的见解往往与传统的看法大相径庭。据说他的著作对于李 
                                            ① 
  贽的《藏书》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但明代历史著述的这个新趋向,在王世贞(1526—1590年)这样的作家 

② 郑成功手下获得爵位和文武官职的人的详尽名单,见赖永祥:《明郑藩下官爵表》'303',《台湾研究》, 

1  (1956 年),第79—101 页,和2 (1957 年),第47—78 页。 
③ 关于郑成功接受永历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资料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见朱希祖:《郑 

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87—112 页。 
① 关于这一点和下面提到的见解,见廖汉臣;《延平王北伐考评》'341',《台湾文献》,15,2  (1964 年6 

月),第47—74 页。 
① 关于张名振的死期,廖汉臣的有所根据的猜测'见他的《鲁王抗清与二张之武功》'340',《台湾文献》, 

11,1 (1960 年3 月),第102 页',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118'  (北平,1930 年) 
第一编第4 卷第576 叶有明确的证实,即在1 月12 日至25  日之间的某个时候。 
① 李振华:《张苍水传》'312'  (台北,1967 年);石源道博:《张煌言之江南江北经略》'275',《台湾风 

物》,5,11—12  (1955 年),第7—53 页。 

… Page 450…

  的著作中才有了充分的表现,他也来自苏州地区。不像明代早期的作家,王 
  世贞有机会接近实录,他1590年刊行的《弇山堂别集》( 2。 2。 6)和1614 
  年刊行的《弇州史料》( 2。 2。8)中发表的各种历史论文,就主要根据这些 
  实录。他的论文《史乘考误》,清楚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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