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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有用的是王毓铨的研究，尤其是他最近出版的 《莱芜集》（北京，
1983年）中论明朝机构和经济问题的几篇文章。我还要感谢王教授作为一位
博学的学者在他从1981至1983年与普林斯顿大学的交往中在明史的各方面
所提出的建议，当时这本书即将完稿。
孟森（1867—1937年）的《明代史》（1957年）受到人们的赞誉，实际
上这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的抄本。这本书永远
激励人们去对明史作出解释；本章一般说来受惠于它，尽管在脚注中没有提
到。
明史这个时期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与北方民族特别是蒙古人的关系。尽管
这个题目在第8卷（即将出版）中将有更充分的论述，在写作本章时，已故
司律思的著作是用得最广泛的。这些著作是：《（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
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布鲁塞尔，1967年）；《大元可汗后
裔系谱》 （海牙，1958年）；和《明代甘肃的蒙古人》（布鲁塞尔，1955
年）。对这个题目更新近的研究成果，有莫里斯·罗塞比的著作，包括《明
人传记词典》中几个亚洲内陆人的传记；他的博士论文《明代中国与哈密和
亚洲内陆的关系，1404—1513年》 （哥伦比亚大学，1970年）；和《1368
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纽约，1975年）。本章也深受阿瑟·N。沃尔德伦的
著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论文《长城的问题》，《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
（1983年12月），第643—663页。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6—319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59—865 页。
④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90—6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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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5世纪后期的政治辩论，我十分仰仗朱鸿林最近的博士论文《丘濬
（1421—1495年）与 〈大学衍义补〉：15世纪中国的经世思想》（安阿伯，
1983年）。朱博士范围广泛的书目提供了这个领域的完善的见识。
尽管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很多，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域，但本章对它们的
倚赖不大，因为在这里没有进入这些领域的必要。在现代西方学者中，凡是
研究明代的人都特别受惠于傅吾康和贺凯；他们的权威参考书和其他著作自
始至终被使用，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具体地引证。
本章照例依靠这样一些传统资料如 《明实录》、《明史》和几种专史或
编年史如夏燮的《明通鉴》（1837年）。尽管在15世纪后期，官吏、学者
或文人的私家著作集开始多起来，但这里没有充分利用它们——实际上还没
有人这样做。中国史的这个时期，等待着人们对传统资料进行更充分的研究。
7正德时期，1506—1521年
8 嘉靖时期，1522—1566年
作者 盖杰民
关于正德和嘉靖两朝的政治史，没有很多中文、日文或西文的第二手研
究成果。最时新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少数几个题目：葡萄牙人的到来，大礼之
争，16世纪50年代的海盗入侵，以及几个杰出政治家的经历。有关其他题
目的资料，则必须参考当时的文献和16世纪至19世纪的中国传统研究成果。
夏燮的《明通鉴》对研究正德、嘉靖两朝的历史特别有用，因为当他编
纂是书时，手边有这两朝实录的抄本。他在考异中解决了正史、别史和实录
在日期和数字上存在的许多不一致。
正德朝的实录对皇上的言行非同寻常地直言不讳，替他描绘出一幅远非
阿谀的画像。这是由于两个特殊情况。第一，继他为帝的他的堂弟，蔑视他
的生活方式，并且不愿在正式记录中对此有所遮掩。第二，替他修纂实录的
官员曾在他的统治下任职，曾身受其害。因此，在别的情况下会被删去的许
多详情，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黄云眉在他的《明史考证》中指出，皇帝在
①
1514年大火之夜所说的话，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保存在实录里的。 关于皇帝
私生活的主要记述都集中在毛奇龄的《武宗外纪》（2。6。4）里，便于检索。
谢蕡（1521年进士）的《后鉴录》是研究正德时期历史的特别有价值的
资料。当谢蕡在16世纪20年代初任礼科给事中时，他从刑部档案中抄录了
正德朝几个主要案件的审讯报告 （刘瑾案，安化王谋反案，宁王叛逆案）。
《后鉴录》包含有实录或后来的记述中所没有的材料。例如，对刘瑾的控告
说他在1510年被捕时是58岁（60虚岁），这就可以把他尚未确定的生年，
定在1452年前后。由于16世纪初的档案材料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这部著
作在确实和详尽上都是特别有价值的资料。①
江左文的文章《明武宗三行宣府大同记》详细列出了这个皇帝的宣府大
①
同之行的年表，并对实录中的有关章节作了一个方便的索引。王世贞的《中
① 博多·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载《远东》，15 （1968 年），第149—168 页。本文作者感
谢普林斯顿大学格斯特东方图书馆的杰杭·班为本节主旨提出的一些宝贵建议。
① 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特别是第163—165 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74—4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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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考》（2。2。6）汇集了实录中所有有关太监活动的主要章节。
有关这两朝的另一种重要资料是杨廷和的日记，它远比实录和其他官方
记载详尽。日记的时间为1507—1523年，即从杨廷和任首辅起，到被撤职止，
日记收在1607年版的杨廷和文集 《杨文忠三录》中，题为《视草余录》
（5。5。35）。它对1521年正德帝死后紧接着发生的事件和16世纪20年代初
杨廷和与嘉靖帝之间的对抗作了最详细的记述。它还包含许多有关正德帝的
个性和朝廷的轶事。从杨廷和的记述可以看出，正德帝的最后几年几乎常醉
不醒，甚至在决定国家大事时也是这样，而他身边的太监对此毫不在意。
嘉靖朝的实录符合帝国的编史标准，皇帝生活中的一些特别希奇古怪的
插曲（像1542年的行刺企图）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沈德符的《野获编》
（4。1。5）收集了嘉靖帝和他朝中的轶事，从中可以发现他的个性与性格中较
有见识的一面。我在许多地方仰仗沈著所提供的解释和详情。他的记述清楚
而有见识地说明了李福达之狱及其经过。我常常把沈德符的评注与徐学谟编
的一本也很有用的历史摘录中的评注相比较，徐学谟在16世纪50年代在嘉
靖朝中为官。他的汇编《世庙识余录》（2。7。5）大部摘自实录。有些摘录之
后有重要评注，我也依靠它们去解释许多细微之处。例如，徐学谟对李福达
之狱所作的评语，支持了《野获编》所作的解释。我始终参考的第三种资料
是范守己的《皇明肃皇外史》（1。3。3），它也含有实录中所没有的材料。②
大多数涉及蒙古人的资料，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写的。瞿九思《万历武功录》
（2。8。3）中有关俺答王的章节，是用中文写的作品中对中蒙关系所作的最公
正的记述。
有关海盗入侵的资料很丰富但互相矛盾。在关于徐海和王直的最重要并
广为流传的记述中，有两种是对加给胡宗宪的许多罪名进行政治昭雪的。《徐
海本末》（7。8。8）和《汪直传》（《明史》误王直为汪直——译者）（ 7。 8。
7）可能都是茅坤（1512—1601年）写的，他是胡宗宪的朋友，在16世纪50
年代是胡的幕僚。虽然有些晚明的历史学者对这些记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持
怀疑态度，但正史的编者却认可了它们。正史胡宗宪传中写他对徐海和王直
的处置，几乎全部取材于茅坤的作品。茅坤的记述和后来以它们为根据的记
述，的确是偏颇的，未经证实不能使用。总之，较之茅坤的作品，我更赞成
采九德的《倭变事略》（7。8。9）中的年表和对事件所作的解释。
有关严嵩的各种记述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嘉靖朝实录是在严嵩的死对
头、大学士徐阶的监督下开始修纂，在徐阶的学生、大学士张居正的监督下
完成的。材料的取舍以及修纂者的解释都企图把严嵩说得尽可能的坏。正史
中的严嵩传几乎完全是根据王世贞所写的传记稿。王世贞的父亲以失职被处
死，当时严嵩任首辅，王世贞认为严嵩应对他的父亲未能减刑或延缓死刑判
决负责。不论以何种方式与严嵩有联系的官员也受到类似的对待。因而几乎
总是需要查对当时的看法与后来的作品对这些人物的看法是否一致。它们往
往不一致。最近证明，严嵩在朝中的权势较之后来的资料所暗示的远为有限，
许多在实录中归咎于他的决定，实际上出自皇帝。③
② 米歇尔·卡蒂埃对海瑞的作品作了评价： 《中国16 世纪的一次地方改革：海瑞在淳安，1558—1562 年》
＇15＇ （巴黎和海牙，1973 年）；又见傅吾康：《作为方志原始资料的笔记材料：评米歇尔·卡蒂埃的调查》
＇173＇，载《远东》，21 （1974 年），第191—198 页。
③ 见林天外 （音）：《与方志有关的族谱》＇345＇，载《中国文化》，22，1 （台北，1981 年），第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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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继登的《典故纪闻》（2。2。7）从实录中收集了许多关于财政问题和予
以补救的尝试的重要章节。余继登曾参加1587年版《大明会典》的编纂工作，
长时期有机会接触实录和朝廷的其他文献。王毓铨的研究详细讨论了这个时
④
期的军政问题 （特别是军屯收入的丧失）。傅衣凌的研究对16世纪的农业
增长与发展和商业活动 （特别是在长江流域）作了最好的概括。⑤
16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最早的描述也始于这个时期。最初的记述出现在皮
列士使节团的两个成员在1524年底写的信中，当时他们被囚禁在广州的一座
①
监狱里。稍后一些的记述，是从1549至1552年被囚禁在中国南方的盖略
特·佩雷拉从一个葡萄牙人的角度所描述的朱纨失宠的事。1549年3月，明
朝海防军俘虏了佩雷拉，将他送至福建省的省城，囚禁在那里的监狱里直到
朱纨死去。之后他和另外一些囚犯被流放到广西桂林。1552年，他设法逃到
沿海地区，重新回到葡萄牙人的社会。有趣的是，佩雷拉不知道他被释放的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