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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自我毁灭的元政权在内——更能等待时机，而这种耐心可能会使他
把帝位逐鹿到手。可是，他的主要对手不允许他那样奢侈无度。朱元璋是一
个着了迷的至善至美的追求者，一个有干劲的当家人，老是想猎取大的目标，
因而他最后能够抛弃他的红巾军身份，并得到了同样想指导他达到最后目标
的儒士智囊团的信赖。这似乎是一个很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在我们还不能知
① 特别是钱谦益和潘柽章的著作；见本书第12 章为第1 章所写的书目介绍。
① 可是，朱元璋直到1367 年才改他的正朔为“吴元年”；参看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 （上海，1948
年；重印本，香港，1967 年），第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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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更多材料以前，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说法具有相当的准确性。无论如何，这
种说法概括了明代历史学家关于朱元璋和张士诚之间斗争的决非不偏不倚的
评价，而且它也是现代历史学家之间共同的看法。①
方国珍
方国珍（1319—1374年）是浙江中部沿海黄岩县的人。他的家庭是当地
的船户和海上生意人，有些资财，但是方国珍却一字不识；他身材高大，气
势威武，是好斗者的天然领袖。他和他的家庭无疑地深深卷进了非法的沿海
贸易，或许也卷入了海盗活动中。有个著名人士曾经指控——也许并非事实
——他与臭名昭著的海盗相勾结，他就杀了这个人，这样一下子就把他推到
了叛乱中去。既然犯有杀人罪，他在1348年就和他的一个兄长、两个弟弟及
邻村几个同伙乘自己的船下了海，藏身于近海岛屿之间这个长期为海盗喜欢
出没的地方。方国珍开始组建了一个海盗团伙，他们靠劫掠沿海城镇为生。
方国珍做海盗很得手，但他有时受元军的压迫，有时又被以宽大条件诱
降；方国珍在1349年和1353年都一再投降过，1356年又投降过一次。元朝
廷特别急于要他帮助把粮食从海路运到大都来。当他在1356年最后一次投降
时，他被授予海道漕运万户之职，他的兄弟们也封赏有差。据说那时他的舰
队有各类船只一千余艘；他用这支舰队摧毁了政府的水军，使自己称霸于海
上航道。在海岸上他也控制了三个沿海的府，即庆元 （今浙江处州）、台州
和温州，以及今浙江从宁波南下直至福建北部的沿海一带。此外，他还事实
上占有了杭州湾岸上宁波和绍兴的大部分地方。他在行省政府中的高位——
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也没有能够阻止他继续蚕食浙江政府所辖的地面。到
了14世纪50年代末，他是浙江沿海及其相邻海面上的地区性领袖。他的水
军进入了长江口去攻打张士诚。他曾迫使张士诚在1357年末决定投降元朝，
后来几年之内尽管他们彼此不和，但他的船只还是把张士诚的粮食运送到了
大都。
关于方国珍生平的记载至此为止似乎和对于张士诚的叙述没有两样。但
是，方国珍却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缺少像张士诚那样的妄自尊大；这种妄自
尊大使张士诚自己称王并且角逐帝位。另一方面，他更加注意他自己的利益。
他在岸上的根据地在他的眼里未被看成是一个早期的国家；他之所以要支
配，甚至要治理这三个府，是因为它们对他的海上活动极为重要。他在运用
外交方式上比张士诚更加严肃慎重，也更加讲究技巧。他的使节经常往返于
大都、南京和杭州，带着丰厚的礼物和传送他的文人助手们所撰写的构思巧
妙的外交文书。他甚至早在1359年就向朱元璋送了一个儿子去作为人质，朱
元璋对他的先见之明很欣赏。但是在下一轮交往中，他狡猾地避开了拥戴朱
元璋的问题，而且使朱元璋懊恼的是他继续使用元朝正朔。当朱元璋的使节
在1360年返回南京报告方国珍闪烁其词的态度时，朱元璋回答道：“姑置之，
待我克苏州后，欲奉正朔，晚矣。”
1367年末，朱元璋的军队乘新近战胜张士诚之余威，逐渐迫近了方国珍
的领土。方国珍也可能设法以优惠条件投降，这部分地是因为他的庞大的水
军和小而精锐的陆军是朱元璋要征服东南沿海进行闪击战时所急切需要的力
① 关于这个问题，现代最有见解的分析是王崇武的短篇文章《读高青邱〈威爱论〉》＇544＇，载《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 （1947 年，第273—282 页。关于张士诚的生平有一种很有用并同情他的历
史著作，即支伟成等的《吴王张士诚载记》＇85＇，5 卷 （上海，193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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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方国珍于1368年被送往南京。他受到朱元璋的优遇，也可能后者认为在
新朝开国者改元之初年应该格外宽宏大量。除此之外，方国珍是在 14世纪
50年代末最早承认朱元璋为新星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从未攻击过朱元璋，
也从未决然反抗过他。官职、军衔和钱财都封赏给了他和他的家属。他被留
在南京，直到1374年寿终正寝。
由此可见，方国珍充分利用了他的特殊资产——即他的航海和组织技
术，改变了他的社会地位，使之超出了他的海盗…土匪出身。他在群雄逐鹿和
新王朝创建的战乱中变成了一个地区性领袖和一支独立的力量。当张士诚挥
霍他的巨大本钱时，方国珍可以说是在小得多的本钱上充分取得了报偿。
秘密教派运动
就我们所知，广大的红巾军叛乱最初在14世纪30年代出现于江西和湖
南，在十多年内它遍及半个中国。它和19世纪同样广泛的太平军叛乱不一
样；太平军运动产生于一个地方，产生了一个统一的领导集团，然后用武力
从产生地出发扩大到许多省份，像一阵猛烈的风暴横扫沿途的一切。反之，
红巾军教义的发起人却是暗中在几个省活动，特别是在那些受饥馑和时疫流
行的地方展开活动。他们的宗教教义自发地形成了拥有广大徒众的许多地方
教派。这些教派的宗教活动，特别是他们一些可疑的 （但或许不是属于狂欢
性质的）夜间聚会集合男女来烧香磕头和礼拜弥勒佛这个弥赛亚式的救星的
活动，被政府和社会精英阶层视为异端和危害社会的行为。这就迫使他们采
用搞密谋的、地下的组织的形式。有各种政治目的的领袖们都等待着有这样
的发展。他们现在能够接管这些形式，并把它们变成达到他们目的的媒介。
由此可知，红巾军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头领导的运动，它们在每一个地
方都发展了强烈的地方色彩。
最后它们终于发展成为叛乱中广泛组织起来的两大翼。我们称之为南方
或西方的红巾军最初是以湖北南部为中心。他们从这个基地发展，逐渐控制
了长江中、上游地区。另一翼称为北方（或东方）红巾军叛乱，是以今安徽
省淮河流域为中心。这个运动向东发展，然后进入河北南部、山东以及江苏
北部，并向西蔓延到河南。这两支叛乱主力军共同信仰一个教义，但缺乏组
织上的统一；最后它们甚至彼此火并起来。比如北翼的支派朱元璋便与南翼
的分支陈友谅发生了冲突。
另外，在每一翼内部都有一些独立的集团，它们都保留了鲜明的地方色
彩，彼此也常常搞敌对行动。因此，红巾军运动这种现象是很复杂的，多种
多样的，它们的有些分支与众不同，最后竟然能成为独立的教派运动，像四
川的明玉珍那样。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受教义影响的叛乱活动和地方起义似
乎各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渊源。它们大多数已默默无闻，部分地是因
为一般说来既不同情民间宗教、又不同情叛乱的传统的历史学家喜欢把红巾
军标签不加区分地给它们到处乱贴一气（甚至有些非教派叛乱也贴上了这种
标签）。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那些真正属于红巾军信史的大规模而重要的运动。
这一小节所使用的广义的“教派运动”标题，其意在于提醒人们，红巾军不
是14世纪活跃于中国舞台上唯一的秘密教派叛乱者。
中国历史学家们近些年来在14世纪的大规模民间叛乱中搜寻着一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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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英雄，他们从历史的边缘恢复了一个模糊不清的人物，说他曾经创立了红
巾军运动并领导了它的军队。此人就是彭莹玉，一个和尚，袁州（在今江西，
邻近湖南边境）人，据说他把白莲教内有几世纪之久的弥勒佛崇拜变成了强
①
大的有社会行动能力的运动。作为社会史来说，不管这种说法怎样牵强，它
对元代末年这一流产的阶级战争如此紧紧地寻根究底，终于发掘出了关于红
巾军叛乱的有价值的新材料。彭莹玉本人是否真正负责过把民间宗教的各种
成份连结在一起和把一个统一的教义扩散到从长江中游直至安徽的几个省份
去，这依然不很清楚，但是，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发生了。
彭莹玉作为袁州一次起义的一个教义上的领袖最初出现在1338年。在这
一次，一位叛乱领袖周子旺南面称王；他马上被地区当局所拘押，并被处以
极刑。彭莹玉向北逃往淮河沿岸和黄河下游的地区，据说他藏在一些贫民家
中有几年，并且在那里传布弥勒佛即将降世的教义：弥勒佛乃财富之佛和大
②
明王，他将要给受苦受难的世界带来千年至福。从1340年起，淮河地区的
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红巾军的教义。仅在1341年，湖南、湖北、山东和河北南
③
部据报有三百多个地方“贫苦农民蜂起为盗”。往后的十年是动荡的十年，
特别是在长江中游和淮河流域红巾军正在得势的两个地区更形动荡不安。
1351年，从贫苦农民中征发民工15万人从事一项大工程，即使黄河改
道并重开大运河；这两条河流在山东西部相交叉。 （这是水利专家、将军和
总督贾鲁在工程上的伟大胜利。）韩山童很久以来就是栾城 （今河北东北）
秘密教派的领袖。他的祖父被认为是白莲教一个秘密教派的领袖，以“烧香
惑众”的罪名被流放到河北省的南端。经历了两代人之后，我们看到他的孙
子在那里成了红巾军的卓越领袖，据推测其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这个白莲教
世家与性质相同而更偏重政治的彭莹玉的教义结合在一起了。韩山童已经有
一个政治顾问刘福通；此人后来变成了北翼红巾军叛乱的推动力量。刘福通
密谋在黄河工地上的那些胸怀不满和备受折磨的大队民工中招收追随者。他
干得很成功。从1351年起可以明显地看出红巾军活动呈爆炸性蔓延之势。韩
山童被捕并被处死，但是他的妻子和他的被称为“小明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