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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争乱,包括战争都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悖,因此兵事无义战与非义战之
分,更不要“为义偃兵”,此实为“造兵之本”。他主张“无以巧胜人,
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兵,恃之则亡”。
《经法》是四种古佚书的合编,包括《经法》、《十大经》、《称》、
《道原》,约成书于战国晚期,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作。其军事思想继承
《老子》,却具有特色:(一)文武兼重。“文”为治国安民之道,“武”
为适时征伐之举,“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审于行文武之道,则
天下宾(服)矣”(《经法·君正篇》)。(二)战有义与不义之分,
“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为忿者”,应支持正义的战争,“为义者,
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十大经·本伐篇》),义战是“众之所在”,
得民支持。(三)治军要刑德并用、赏罚兼施;要善待俘虏,不杀服民,
不戮降人。 (四)作战指挥应“刑天(了解天时)”、“法地(掌握地
形)”、“因人”,“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昔(措);
刑法不 (因)人,兵不可成”。并应重视以柔克刚,后发制人,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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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弗敢以先人”,“不为兵主,不为祸首”;要以退为进,“先屈后
伸” (《经法·国次》)。
④墨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 《墨子》是以墨翟为首的墨家著作的汇
集,成书于战国时期,今存51篇,其中多篇,在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它主张“兼爱”“非攻”,使“大不攻小,强不侮弱,众不贼寡,诈不
欺愚”;反对掠夺战争,以大攻小,以强凌弱,是大“不义”。安国之
道,在于综合国力。为此,要尚贤尚同 (思想统一),修治内政;强本
节用,发展经济;信交诸侯,互助互救;全民皆兵,人尽其用。墨子军
事思想的贡献,是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战略战术方面,提出了不少新
见解: (一)“主信以义”,“上下相亲”,民虽“死而守”;(二)
加强战略,“备者国之重”;(三)依托城池,正确部署;(四)自远
而近,层层抗击,兵力三线配置,城为核心,城外建廓,廓外设亭;(五)
积极防御,以“伤敌为上”。为此,要针锋相对,以防反攻,以高制高,
以穴对穴;拒、打结合;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内守与外救结合。
《墨子》从理论上总结了战国时代城池攻守战的实践,是防御战略战术
的权威著述,对中国古代战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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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外军事比较
矛与盾的碰撞构成了世界各国古代中期军事争伐的主旋律。为了战
争,各国都组建了强大的军队,先后用铁制武器取代了铜兵器,使用诸
种兵制以保证兵源,并运用了各种军事奇谋:无论是较低层次的战术,
抑或较高层次的战略,都有相当发展,并趋于成熟老练。所有这些,均
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保护自己、吞并他人,其表现是弱肉强食,强
权即真理。但在这种轰轰烈烈的表层下面,隐藏着社会变革及文明整合
等进步史实;越是在古代,社会进步的代价越是沉重。本时期,世界各
国在军事上的运作,既有共性,亦存在差异,我们可以对构成当时世界
军事格局的三大区域(地中海、印度、中国)作一简略比较。
1。战争规模与军制比较
在人类历史上,罕有战争如此频繁的时期。当时世界,只要是有国
家的地方,均有战争之祸,地中海世界大国的涨落和兴衰,摩竭陀从列
国到帝国的过渡,中国从小国之争到列国争霸直到秦帝国的建立,无一
不是通过千百次的战争来完成的。这一时期的战争,呈现出两个比较鲜
明的特点。其一,持续时间长。希波战争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伯罗奔尼
撒战争继续了27年,布匿战争(第一、二次)断断续续进行了60年,
亚历山大东征用了10年,吴楚战争长达百余年;甚至一次军事行动也会
相持数月乃至几年,如雅典远征西西里,时近3年,秦赵长平大战,时
近一年。其二,战争规模大。无论中外,一旦用兵,动辄几十万乃至百
万,如薛西斯亲自领兵进攻希腊,据保守估计,兵力不下四五十万;长
平一战,秦、赵双方各投兵力均在45万以上;王翦灭楚,带兵60万。
战争,尤其是征服战争也不限于一国一地,而是数国,波斯与马其顿,
甚至将战火烧遍三洲。不仅有陆上厮杀,亦有海上大战。之所以出现这
种兵连祸结的局面,乃是奴隶制小国走向大国这一规律的普遍反映,在
中国,它还是社会制度转型这一深层变迁的外在反映。相比之下,中国
的战事更见频繁,但它主要是华夏诸族之间的相互角力;而地中海世界
的战争,虽然显示出时急时缓的慢节奏,但却是数十个民族和国家之间
的拼杀与争夺,因而更显得场面宏伟、波澜壮阔。
频繁的战争也反映在兵制上。本时期的兵役制呈现出三个特点:其
一,为适应日益频繁的战争,各国都先后扩大征兵范围。在古希腊、罗
马,将征兵对象扩大到原本不服役的不入级者;在中国,冲破了“国”
“野”界限,“野人”获得了当兵的权利;在其他国家,也使用种种办
法扩大兵源。其二,无论各国采用何种兵制,都体现了兵民合一的特点,
因为正规的征兵制一般仅用以组建常备兵,而国家一旦有紧急事件发
生,都是全民皆兵。其三,服役年限普遍较长。波斯帝国规定的服役年
龄为15—50岁,罗马为17—60岁,希腊诸邦一般是20—60岁,中国春
秋时期为18—60岁,而战国时代则是15—65岁。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
不仅服役年限最长,更具特色的是,除了征兵适龄男子外,适龄适役女
子也要服兵役。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服役年限长及女子当兵,
是我国战争频繁在兵制上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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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军事技术比较
在本时期,从世界范围看,军事技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出现了多
种冷兵器,弓与弩是射程最远的进攻性武器,均能杀人于百步或数百步
开外。攻城与城防机械方面更见进展,出现了多种军械,如弩炮、投石
器、攻城塔等。希腊化时代的重投掷机械,能将70公斤重的巨石射出300
—500米。叙拉古科学家阿基米得(公元前287—前211)发明的城防机
①
械威力更大,在公元前213年—公元前211年的叙拉古保卫战 中,大逞
威风。据波利比乌斯记载,阿基米得发明了远程投石机和弩机,从卫城
垛口发射出大量的巨石和箭,有的巨石重达30公斤,罗马战舰多被打坏
或击沉。当余下的舰队以8船连成一排向叙拉古城冲来时,阿基米得使
用了巨型起重机械,这是一种长臂杠杆,杠杆底座有绞盘,中间安有复
合滑轮,前端链子上系有铁钩,城垛上放下的这些铁钩抓住接近城墙的
罗马舰船的船头,然后转动绞盘,将船头吊起来,再猛然放下,使敌舰
翻倒或碰坏。孔雀帝国的城防设备有十余种,其中威力较大者,有能自
动射出排箭的弩和能发射骤雨般石块的投射器。可见,他们的军械,已
使用了自然科学的成果。相比之下,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攻城器械则较
为原始,诸如云梯、轒輼 (f8n w5n,一种攻城车)、大橹(盾)、望楼
(一种攻城塔)、钩撞车等,均结构简单,与科学技术无缘。最常用的
冲撞城门的车轮輼,只是在两轮车上绑二棵大圆木而已,使用时还得凭
借数名士兵的推动,其威力与西方的机械装置相差甚远。至于用于攻城
的投射器械,似尚未发明。在城防攻守技术方面,中国落后于西方与印
度。究其原因,这一方面受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但亦与
当时中国的军事理论相关。春秋战国时代的兵书,论述攻城及城防战术
者极少,大部分兵书讨论的是排兵布阵、野战对垒、战争谋略等用兵原
则,其重点是野战,而不是攻城。这自然会影响军事技术的发展。
3。战略运用比较
古代中期是战略运用趋于成熟的时期。本时期各国的争霸战争或征
服战争,都十分注重战略的运用:亚述打击乌拉尔图,运用了先断其左
膀右臂各个击破的战略;摩竭陀称霸列国,运用了结盟与联姻的策略;
汉尼拔建立反罗马包围圈,采取了争取盟国、孤立敌人的良策;亚历山
大东征,实施了安定后方、稳扎稳打、战略迂回等良谋。但将战略运用
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还是中国。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争霸,利用周
天子的威信及中原小国恐惧戎狄攻扰等因素,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
取得了众多小国的拥护,扩大了自己的势力,终于成就霸业。城濮之战
中,晋文公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造成三强抗楚的有利态势;尤其后期
晋联吴制楚、楚联越制吴、秦联楚制晋等,都是争取盟国、陷敌于两线
作战的不利境地的战略佳作。至战国时代,战略运用较之春秋,又进了
① 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 前201)期间,本为罗马盟邦的西西里国家叙拉古与汉尼拔结盟,罗马为
施惩罚,于公元前213 年兵围该城,叙拉古人掀起自卫战争。至公元前211 年城陷,科学家阿基米得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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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七雄并立,相互兼并,战争连年不断,“国无宁日、岁无宁日”,
为兼并他国或不被他国吞并,各国都施展外交手腕,制造矛盾,利用矛
盾,壮大自己,孤立敌人,频繁的“连横”与“合纵”行动,就是有力
的证明。而且,由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各国所制定的战略亦不断变化,
出现了“邦无定交、国无定土”的局面,外交与战争的关系更为密切。
其中,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战略运用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有的
学者将这一战略概括为三步骤六种策略,三步骤为富国强兵、夺占地利,
“东向以制诸侯”,以及成“帝王之业”;六种策略为:分化诸侯、各
个击破;既用武力、又施威慑;战略进攻、适当妥协;因势乘便、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