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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击破；既用武力、又施威慑；战略进攻、适当妥协；因势乘便、出兵
①
略地；收买权臣、大行反间；固地凝民、稳步扩张 。此可谓深得其旨。
可以说，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史，是一部战略运用史。这充分证明
本时期中国的战略运用远较世界他国老练、成熟，这是因不同的国际形
势所造成的。
在地中海世界，各国的霸权呈现出一幅连续交替的画面，当一国兴
起时，其他国家包括本来盛极一时的帝国，业已衰落，不能与新兴国家
相抗衡。如亚述崛起时，西亚无有强大的对手；亚历山大东征时，波斯
帝国业已衰老……。新兴国家只需略施战略策略，伴以强大的武力，即
成霸业。这无形中减少了实施战略的机会。而中国，无论是春秋还是战
国，都是强国林立。春秋争霸，虽然主要是晋楚争雄，却亦有齐、秦、
吴、越等大国的相互纠缠；至战国，七雄并存，形势更为紧张。这样，
一国想要打击敌国，则必须首先考虑他国的反映，其行动要受诸多方面
的牵制。这就为结盟与树敌等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充分展现的契机和舞
台。
4。战术比较
频繁的战争为战术的实施与不断提高提供了契机。全正面进攻、诱
退、设伏、集中兵力、合围、“攻其所必救”等用兵方法较为普遍运用。
本时期的战争，都是列阵而战，无论中外，都出现了许多步兵战术，即
“阵”。在地中海世界，曾先后出现过亚述方阵、波斯军阵、斯巴达方
阵、底比斯方阵、马其顿方阵、罗马方阵等多种阵法。其中，罗马军团
阵是西方冷兵器时代最完善的战术，在此我们以它为代表，与中国的
“阵”作一比较。罗马军团阵通常由长矛兵、主力兵与后备兵组成三线
军阵。方阵的基本单位是中队，一中队120人，纵深10列，每列20人；
第二线各中队配在第一线各中队间隙地后面，既可向前填补一线空隙，
又可向两侧移动，加强一线纵深。由于实行小战术单位化及各中队间有
一定间隔距离（约36米），故较之西方其他方阵，受地形限制稍小一些。
我国古代的阵形中，各战斗队形以“曲”为基础构成。曲为200人，含
两伯；伯100人，大体相当于罗马一中队；伯正面20人，纵深5列，与
中队方阵每列20人，纵深6列，也大同小异。中国的“伯”与罗马的“中
队”，其差别在于：其一，伯由两队组成，队50人，纵深5列，每列10
人，每列各用一种兵器，分别配以戈、戟、矛、殳、弓，不似罗马中队
① 于汝波：《析秦统一中国战略实施之步骤与策略》，载《先秦军事研究》，金盾出版社199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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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使用同一武器。其二，两个队既可左右排列，成伯横队 （这时形状与
罗马中队相似），也可前后排列，成伯纵队。其三，两伯构成曲的方阵，
曲的形状，根据两伯的不同排列而有三种情形：若两个伯纵队并列，则
曲纵深10列，每列20人；若两个伯横队并列，则曲纵深5列，每列40
人；若两个伯纵队前后排列，则曲纵深20列，每列10人。可见，仅就
组成大阵的基本单位曲来看，其变化的灵活性已见一斑，这是罗马中队
所不及的。从整个阵形来看，西方诸方阵，无论是马其顿方阵还是古罗
马方阵，其阵形较为固定，变动不灵活，只能作一些简单的队形变化，
远不及中国阵法的多变与灵活。春秋时代的车阵，战国时代的步兵阵，
都能因敌因地而布成不同的阵形，如步兵阵，即有方阵、圆阵、疏阵、
数阵、雁行阵、钩行阵、玄襄之阵等达8种之多。从整个阵形变化来看，
可谓千变万化、“兵无常形”。相比之下，西方的任何方阵，均显得呆
板，而灵活性，变化性则是中国军阵的一大特色。
5。军事著作比较
古代各国的军事著作，大都经历了从史诗、史书到独立兵书出现的
过程。本时期出现了不少军事著作，如古希腊的《历史》、《伯罗奔尼
撒战争史》、《长征记》，古代印度的《政事论》，中国先秦兵家的兵
书及诸子论兵著述等。但只有中国的兵书完全从史书中脱颖而出，呈现
出成熟状态，而其他国家的军事著作，仍然孕育在史书或政论之类的母
胎内。由于成熟程度的不同，使得中外兵书具有不同的恃点。从著作结
构分析，中国兵书严格按照军事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要求确立结构，划
分篇章，如《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各有主题，却又浑然一体；古希
腊的兵书，尚处于低级发展阶段，多以记史的形式，综合地反映当时的
军事思想和战争指挥艺术。在内容上，中国兵书重视兵学体系的构建，
重点阐述战争观、战争谋略、战术运用、建军治军等军事规律，重道（规
律）尚谋，如 《孙子兵法》，“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形成一
个严密的体系；而古希腊的军事著作，更注重战争进程、具体战木以及
军事技术。在叙述方式上，中国兵书是“舍事而言理”，从理论层次上
探讨战争的准备、战略计划的制订、战争战役的组织、战术手段的运用
等用兵之法；希腊兵书正相反，它是“舍理而言事”，往往采用记实的
方式，津津乐道于具体的战争进程、战役的详细过程，而有关战争的理
性认识，仅零星点缀其间，尚未升华为理论。在论证方法上，中国兵书
是高度提炼的理论著作，为了阐述军事原则，除使用一些含义界限清楚
的军事范畴如攻守、胜负、伏、退等术语外，也大量借用没有明确界定
的哲学术语，如“势”、“虚实”、“奇正”、“阴阳”等对偶性范畴，
这就使中国兵书一般都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哲学气息强；古希腊一
直被认为是思辩哲学的发源地，但当时人们却未能用这种方法来总结军
①
事规律 。古代印度的《政事论》缺乏的也是哲学思辩。《政事论》是本
时期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唯一勉强可称为兵书的著作，它比古希腊的军事
著作成熟，却并非严格的兵书，除军事外，还广泛论及政治、经济、外
① 参见刘庆《〈孙子〉与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的比较》，《管子学刊》1991 年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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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法律等内容，其论述的主题是治国安邦之策，而军事仅占其中一小
部分。从这一部分来看，既有广泛的战略内容（如外交、综合国力论），
也详述各种具体的战术，更有大量的记实成份，如孔雀王朝的军事体制
和各种军械的记载。这就使其内容既不同于希腊的军事史著，也与中国
纯粹的兵书大异其旨。在论证方法上，它过于直观、具体，理论色彩不
浓，缺乏思辩性。从某种角度讲，它只是某种军事条令或说明书一类的
书籍。中外兵书虽然各有其局限性，但总体来看，中国兵书更趋成熟，
理论色彩浓，更趋哲理化，因而具有时代超越性，能垂诸久远，影响后
世；而他国的军事著述，则更趋具体、实用，处于不成熟或半成熟状态，
缺乏思辩性、哲理性，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6。中外战争的共同原则
古代中期，各国军事虽然存在着种种差异，但也呈现出一些共同性
的原则。这里，我们从制约战争的一些共同性因素略加说明。
其一，国库充实是制胜之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军事行
动规模的不断扩大，战争持续时间的日益延长，各国先后都认识到了发
展经济、充实国库的重要性。古代印度的“国家七要素说”，中国的“国
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辩证思想，伯里克利关于“金
钱就是雅典的力量”的演说等，都是从理论层次上对战略后勤的自觉认
识。在实践上，各国亦依此而行。波斯“特别注意农业和战术，认为这
①
是两种最高尚最必需的事业” ；马其顿和亚述，虽不太注重农业生产，
却也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都使用取粮于敌的办法来维持战争，亚历山
大东征，仅在苏萨和埃克巴坦那两城所得黄金即达5578。5万英镑；至于
大行军国主义的亚述，更是以掠夺他国为务。中国战国七雄均重视发展
经济，皆能“粟支数载”、“粟如丘山”；秦国之所以能最终统一六国，
大半要归功于它实行经济改革，取天府之国的资源为己用，有强大的经
济后盾。国库的充实不仅保障了战争的有利进行，也是进行战略决策的
重要依据，这一点，在战国七雄相互兼并以及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战争
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其二，改革是强国之路。本时期各国，凡能成就霸业者，无不
吸取他国成果，实行改革。亚述崛起于西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提格
拉特·帕拉沙尔的改革；大流士一世的改革，使波斯帝国地跨三洲；亚
历山大所以征服西亚，在于他能吸收希腊兵法，创新马其顿方阵这一卓
越战术；汉尼拔吸收希腊成果，改革阵法，致使能纵横意大利16载，所
向无敌；罗马更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它不断改进步兵战术，使其三
线军阵成为西方冷兵器时代的优秀战术之一，并能以极大毅力，向毫无
所知的海洋进军，使用新的海战技术，使自己成为海上强国，故能打败
迦太基，最终称霸地中海世界。在中国，战国七雄都曾变法强兵，致使
战争激烈，相持不下，但终因秦国变法彻底，历代坚持，使其具有源源
不断的军事潜力，逐渐取得优势。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证明，改革对战
争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色诺芬： 《经济论·雅典的雅入》，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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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本时期，宗教与迷信活动对战争起着不同程度的牵制作用。
在地中海世界，这一作用显得更为巨大。亚述诸王素以嗜血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