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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同外国打仗；有了共和国，我们就要打内战。”这句有政治总结性及预见性的话，恰恰显出一种对于“历史”的怀疑。就在这两个人谈论战争的时候，普鲁士人悄没声地围了过来，抓住了他们，并以处死间谍的名义处死了他们。这里，个体的生命再次成了某种盲目的集体狂热——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莫泊桑的天才的洞察不仅在于描绘了集体狂热对于个体的残害，还在于提供了个体对于集体狂热的反抗或者复仇，而这也许具有更为深刻的含义：它不是叙述一种已成事实的集体狂热，而是象描述一粒种子的发芽一样描述集体狂怎样在个体的内在性中滋生。一个被当地人认为是“吝啬而又难弄”的人，米隆老爹，这个诺曼第的老农民，以农民才有的那种机智与残忍，借着黑夜的掩护，接连杀了十六个普鲁士巡逻兵。
在他被枪毙前，他是这样对审问他的普鲁士军官说的：“我呀，我可不是成心要跟你们过不去！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就连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这同一种情绪在索瓦热老婆婆这个乡下老女人的身上萌发出来，并最终化成了复仇的火焰。可是，当初，当四个普鲁士征服者——“这是四个肥胖的小伙子，金黄色的皮肤，金黄色的胡子，蓝眼睛。”莫泊桑这样描写道——住进她的家里时，她是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他们的。“她也很爱这四个敌人，”莫泊桑说：“因为乡下人没有什么爱国心激起的仇恨；那只有上层阶级的人才有。”而这四个敌人呢，也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待索瓦热老婆婆，“象四个守着母亲的孝顺儿子似的。”莫泊桑这样写道。这是一幅奇特的和平图景，其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宛如一家，——因为他们没有那种使人分裂甚至对立的国家观念。
不久，这个国家观念像阴影一样嵌入这个和平图景：索瓦热老婆婆的亲生儿子，维克托，在战场上被普鲁士人的炮弹炸死了。充溢于米隆老爹内心的那同一种情感狂潮，一种从抽象的国家观念流向具体的个体内心的浪流，很快就把索瓦热老婆婆推向了复仇；而她对于一个抽象的国家的复仇不可避免地具体落在眼前这四个普鲁士人身人，——仅仅因为他们是普鲁士人，他们的一颗炮弹炸死了维克托，他们必须为这个抽象的观念承当罪责。索瓦热者婆婆点燃了木屋，把睡在阁楼上的四个普鲁士人烧死在里面。莫泊桑在结尾处以“我”的角度说了一番世界主义的话：“可是我这时候却在想那四个烧死在这所茅屋里的善良的小伙子的母亲，想另一位被枪杀在这堵墙边的母亲的残忍的英勇行为。”这一句话透露了莫泊桑的一个被后一个时代少数知识分子——罗曼·罗兰以及黑塞，等等——分享的观点，即：人在质朴的状态下都是善的，真的；而一当被社会赋予了角色，则变为一种盲目热情的工具。要是我们细读一下莫泊桑对四个“善良的小伙子”在雪光中用冷水冲澡的描写，那么我们也许不会忽略他的这番苦心，即把“制服化了”的人还原为朴素的人。
假若我们把莫泊桑置于民族主义的任何一端，我们也许并没有错，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法国人，曾穿着法国军队的制服出征过、溃退过；然而，这却并不十分真实，因为战争的荒谬性使他看出操纵战争的只是一种源于上层阶级利益的因素，而上层阶级却以“国家”的名义动员整个民族，让无辜的人在战场上厮杀，厮杀得几乎忘了为何厮杀。“战争，我们看见过战争。”这位退伍的法国士兵写道，“我们看见人重又变得粗野，疯狂，为了取乐、出于恐惧、为了逞凶、为了自我炫耀而杀人。
于是权力不复存在，法律死亡，正义的概念消失净尽。”莫泊桑反对的不是战争中的哪一方，而是战争本身，这就使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高度。这种世界主义的准确含义其实就是一种人道主义，一种和托尔斯泰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不同的更世俗化的人道主义。这是理解莫泊桑全部作品的一个根本，因为它是他作品的潜在的文本。
小职员的荣与辱是这几个小说集的另一个主题；这里，他着力剖析了人性的一种扭曲的形状，一种病态——虚荣。一个教育部的小科员的妻子想在一次来之不易的舞会上出番风头，于是借了一串项链。当然，舞会开得非常成功；“她已经陶醉在欢乐之中，什么也不想，只是兴奋地、发狂地跳舞。她的美丽战胜了一切，她的成功充满了光辉，所有这些人都对自己殷勤献媚、阿谀赞扬、垂涎欲滴，妇人心中认为最甜美的胜利已完完全全握在手中，她便在这一片幸福的云中舞着。”莫泊桑写到这里，笔锋一转，透露出了罗瓦赛尔太太——就是这位陶醉在成功中的女主角——的那片幸福的云后面的凄凉的背景：“她在早上四点钟才离开。她的丈夫从十二点起就在一间没有人的小客厅里睡着了。客厅里还躺着另外三位先生，他们的太太也正在尽情欢乐。”这个凄凉的背景不久就显形了：罗瓦赛尔太太丢失了那一串项链。为了赔偿，他们一家在苦难中熬了十年；而最后呢，那串项链却是假的。这真是对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虚荣心的一个残忍的讥讽。
有意识的是，当莫泊桑这个曾经的海军部小职员描绘小职员的荣辱时，却总让那个躲在小职员削瘦的身体后的那个更消瘦、更神经质的女人出场，——因为，无论如何，从一个女人的状况，最能透视一个家庭的境况。所以，当达夫朗什太太——她对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常常找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一些含蓄、恶毒的责备话发泄在她丈夫身上，而作丈夫的呢，总是张开手摸一下额头，好象要抹去根本不存在的汗珠。——在勒阿弗尔的港口上说“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时，这个家庭的昭然若揭的捉襟见肘的窘境，也就了然于心了。可是，莫泊桑却赋予这个家庭一种遥远的希望，这就是每当看见轮船向上空喷着蜿蜒如蛇的黑烟，从天边驶来的时候，达夫朗什先生所说的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唉！如果于勒就在这条船上，那会多么叫人惊喜呀！”
这个希望带给这个寒酸的小职员家庭一种生气，一种让他们仿佛望见不久将要栖身其间的别墅的想象。可是，正如罗瓦赛尔太太的想象或者梦想之下，总潜着一个象寒冬的铁一样又硬又冷的经济现实，达夫郎什太太的泽西岛之行也触在了“贫困”这个暗礁上，撞得粉碎：于勒，达夫朗什一家日思夜盼的于勒，终于回到了法国——不过，不是如同他们所想象的挥着手帕、高喊“喂！菲利普！”归来，而靠乞讨或者干些下贱活归来。于勒，在达夫朗什太太的眼里，顿时失去了传奇的色彩，重新成为“一个坏蛋，一个流氓，一个无赖”，是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恶棍
。贫困对于人性的扭曲并不是莫泊桑发现的一个主题，但几乎没有一个作家能在这么小的场景上对这一主题挖掘得那么深。
再看另外一篇，篇名《伞》：奥莱依太太，一个陆军部主任科员的妻子，是个吝啬的女人。两年来，她一直叫奥莱依先生挟着那把满身补丁的伞上办公室，老是招来同事们讪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同事们开了一个玩笑，把这把伞烧出了几个洞。这可急坏了奥莱依太太；这时，她突然想起了“马台内尔火灾保险公司”，一家动辄出手几十万法朗赔偿金的大公司，她得让这家公司承担十八法朗的损失。她居然成功了。
这等尖刻的讽刺如果换用另外一个作家的手笔，那肯定会被漫画化。然而莫泊桑赋予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一种真实的动感——心灵的动感及其形之于外的身体的动感，使其在真实的小场景上真实地生活。这里存在着一种艺术的分寸感，一种与浪漫派们一泻无余的放纵作风不同的冷静作风。莫泊桑自己在一篇题为《小说》的序言中区分了这两种风格。在他看来，放纵作风（“昨日的小说家”）选择和描写生活的巨变，灵魂的激烈状态，甚至大自然最肆虐时的场面，总而言之，它追求一种气势的宏伟、壮丽，而不大考虑逼真的问题；而“真”却是冷静作风（“今日的小说家”）的一个目的，它只描写“处于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以“把生活的准确形象描绘给我们，”迫使（“强迫”）读者去思考，而不是仅被感动。这差一点就是布莱希特的理性戏剧的理论了，——当然，这之间有众多的意识形态差异。
不过，讥讽并不是莫泊桑唯一的长处；有时，当他表现人在荒谬中的存在时，他的笔却是醮着泪水的。拉比士公司的记帐员勒拉老爹，几十年来，一直在那间单人牢房般的办公室里干活，一天傍晚，突然心血来潮，想到香榭丽舍大街散散步。然而，在享乐的象征的香榭丽舍大街，他却感到一种深刻的无可挽回的失落，一种青春、爱情和幸福都象未开先谢的花蕾似的失落。待他走到布洛涅树林时，虚无主义以及由此而生的悲观厌世的情绪，压倒了他，使他以一根细绳了结了自己可怜的一生。
这种悲观厌世的思想多少也是莫泊桑那一时期的精神倾向。保尔·布尔热在看望莫泊桑时，发现这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仿佛被一种巨大的痛苦缠绕着，尽管表面上却装出无忧无虑的样子。马克·安德里干脆地写道：“其他人以为莫泊桑正处于才华横溢的顶峰，但布尔热已经发现，这座大厦是多么脆弱。”他还谈到到他的工作间里弥漫着的那股乙醚气味。布尔热离开莫泊桑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悲惨、惶恐的莫泊桑！”
然而这一时期，也是莫泊桑最辉煌的时期。他在一种宿命论的挤压下，倾泻出自已残存的全部热情，用它去爱艺术，或者爱女人。“人生一切惨痛的美，占据了吉的心。”高尔德写道，“贫困的、褴褛的、奇怪的东西、穷苦生活中的调和，平凡的行为所包含的魅力，吉已经全部了解。诺曼第原野甘美悲哀的绿色包围着他，他沉醉于人生的美酒。他在自己体内感到原野一切动物的生命、活生生地活着的一切本能、一切欲望……那是绝对活着、而且成长着的东西，在我们眼中看来是生物的一切动物性深刻、怜惘、神圣的爱情。然后吉终于听见了回答自己的声音： ‘爱吧，吉，因为你孤独。爱吧。’”
屠格涅夫死了，却留给莫泊桑一种阴影般的悲观主义哲学；不出多久，雨果死了，带走了一种“诗的哲学”，一种使他能“在日光与夜色中间进击”（这是他弥留之际的一句绝美的诗）的力量，一如“日落”，黑幕在他身后垂临大地；而左拉呢，也已今非昔比，当年的风流早已荡然无存，无精打采，用语平庸乏味，夹鼻眼镜里的眼睛黯淡无光；那些经常来往的朋友也疏远了，尤其是龚古尔，他似乎对莫泊桑心怀妒嫉。
昔日的回忆已成梦幻，而当它再度闪入脑际时，已经不是作为慰藉者了，而是——残忍地说——另一世界的寒风。
莫泊桑让拉比士公司的记帐员勒拉老爹在布洛涅树林里自杀，从而象征性地完成自己的自杀。这似乎是悲观主义的一个命定的结局：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