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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作为小职员和登徒子的莫泊桑；而另一方面，在灰蒙蒙的公文下，在炽热的情欲下，还有一个艺术家的莫泊桑，一个更真实的莫泊桑。他在蒙赛街的小房间简直就是一个“培育伟大人物的阔口瓶”（巴尔扎克使用过的一个比喻），往往刚从胡闹中返回蒙塞街，他就把自己粘在写字台上，此时，他允许自己的唯一消遣就是一杯茶，正如巴尔扎克的一杯咖啡一样。他经常这样写到深夜。
而在办公室里，假若他提前办完了公文，他就抽出一张白纸，把它塞在公文下面，悄悄在它上面记下一个刚刚闪入脑际的意象。而这个时候，科长的目光总是扫了过来。“你在做什么，莫泊桑先生？”他以一种讥讽的口吻说，“……我很少见您这样积极过。”大家都嘲笑他，说海军部里居然出了一位诗人，尽管这个“椋鸟诗人”（意为没头没脑的冒失诗人）写了一本到处碰壁的诗集。这些在灰堆里埋没太久的小官僚们当然不会知道这种暗暗地然而坚强的努力往往是一个天才的标志，而日后莫泊桑将以高明的一着送还他们曾慷慨施与他的讥讽，——他在作品里（就象在大理石上）勾勒出了他们灰色的面影。
不过，去掉海军部的同僚们的讥讽之意，那个在部里面尽人皆知的外号——“椋鸟诗人”——倒是一针见血，恰好击中莫泊桑写作中的一个盲点。从伊弗托的那些阴郁的日子起，莫泊桑写作诗歌已有十年，他始终没有脱离模仿，在雨果、巴耶或者其他什么名诗人的故纸堆里寻觅诗律。这还是不问题的最为严重的一面；确切地说，莫泊桑压根儿不是一个写诗的料，至多，他穷其一生也不过是巴黎的那些充斥在大街小巷里的三流诗人中的一个罢了，——因为，就诗来说，他的形式是与内容脱节的，他企图为心中散文化的思想找到一个外在的韵文形式，而真正的诗人却是这么一种天才：他思考时，他是以韵文进行思考的。
这位“没头没脑”的天才尚未找到自己的领域，没有找到一种驾轻就熟的形式，让他自如地表达他对世界的观察以及感受。他为力量不知朝何处使而烦闷不堪。“三周来我每晚都尽力写作，然而未写出一页干净的稿纸。”莫泊桑在致母亲的信中这样诉苦。而洛尔也许从一开始就认为吉是一个诗人，而不是别的。是克鲁瓦塞的福楼拜，而不是洛尔，更不是那个已埋葬在鲁昂效区墓地的布耶，才是发现吉的天才的一个天才。
不过，这一发现直到一八七五年才算完成。福楼拜这位“慈父般”
的人，不会强迫莫泊桑采取什么形式，他只是感兴趣地关注着这个“椋鸟诗人”一会儿写写诗，一会儿又操起了剧本，一会儿又模仿都德写起了短篇小说，——而正是在莫泊桑漫不经心的小说习作中，伯乐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天才。
克鲁瓦塞
在一个礼拜天，吉跳上开往克鲁瓦塞的小火车。“小火车沿着那条通往塞纳河岸的大街驶去。”吉后来描绘这列他如此熟悉的小火车时，这样写道，“小车头拖着一节车厢，鸣着汽笛赶开路上的障碍；它喷着蒸气，象一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人似的，呼哧呼哧地直喘；活塞发出一片哐通哐通的响声，听去仿佛在用铁腿奔跑。”头戴漆皮帽的售票员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吉买了一张优待票。他是海军部的职员，按规定，只需付四分之一的车费。
克鲁瓦塞是福楼拜的蛰居地。这位因《包法利夫人》而惊动法庭并被冠以“有伤风化”的恶名的著作的作者，对巴黎产生了一种由衷的厌恶；正如巴尔扎克笔下那位正直的律师但维尔——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巴黎使我恶心。”——一样，福楼拜更喜欢外省，在他看来，在外省，至少，还有某种被称为“热情”的东西，而在巴黎，“路易·菲力浦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不复返了。”他将自己这部著作称为“外省风俗”，并以它作为副标题，正如巴尔扎克也将“外省风俗”列入他的研究一样。可对巴尔扎克来说，尽管巴黎是个人性的染缸，可它毕竟又是强度的精神生活中心，是一个——如波德莱尔所说——“西洋镜”
或者“万花筒”，然而，在福楼拜眼中，巴黎失去了它的色彩，“具有停滞和腐朽的显著痕迹”。
他在克鲁瓦塞闲居，偶尔还写一点东西。然而，他在克鲁瓦塞的住所却是那时几个文友他们那时或者已经出名，如龚古尔，或者刚刚出名，如左拉，或者尚且默默无闻，如莫泊桑——的聚会场所。福楼拜在巴黎也有一套寓所，在慕柳街，不过，除了小住巴黎之外，他一般都愿呆在克鲁瓦塞这个有点乡气的小地方。
这一次，莫泊桑又给他带来了几首新作。那个自称“老野兽”的胖老头把吉让进书房，和他打了一阵子趣儿，话题无非是衙门、阿尔弗莱德或者女人。然后，他开始看吉的那些诗作。莫泊桑紧张地盯着“老野兽，”的正在蹙紧的眉毛，就象法庭上的被告忐忑不安地望着法官似的。洛尔在致福楼拜的一封信中赋予了福楼拜“法官”的权力：“您知道我多么信任您；”这位母亲写道，“您的见解也就是我的见解，我一定听从您的意见。如果你说 ‘可以’，我们就鼓励这好小伙子走自己最爱走的路；但是如果您说 ‘不行’，我们就送他去做假发……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那几页纸在“老野兽”的手中哗哗直响，就像一头真实的野兽正用利爪抓着一个小动物玩耍一样。“最近在读什么？”“老野兽”头也不抬地问。“拉马丁的作品。”吉小心翼翼地答道。“还有呢？”“莱康特。”“这个就是莱康特的。”“老野兽”从沙发上站起来，掀着手中那薄薄的几页纸，“为什么要模仿别人？你就是这样。看看这个，”他翻到另一页，“完全和谢尼耶一样，而且也象拉马丁。”他又翻过去一页，“这个则像雨果。”
福楼拜一边抖着诗稿，一边在房子里急速地来回走着，每次改变方向就卷起一股怪风。“如果你想在一页纸上表现你的个性，最重要的是发现方法。”福楼拜叫道，“不能找出样本，或模仿别人。对任何人都不能佩服。如何？了解吗？你有两只眼睛，利用它吧。也有舌头，别想借用别人的舌头。
把你脑中的拉马丁和其他诗人赶走吧。听着，我要看吉·德·莫泊桑的诗作时，是要听莫泊桑的声音，而不是唤醒拉马丁亡魂的腹语术师的声音。”
看到莫泊桑沮丧地垂下了脑袋，“老野兽”就收敛了一下狠劲。“我是一只老野兽，”他打趣地说，“我严厉地批评，是为了爱你。你就想到这是老人的爱情而原谅我。你已经开始了艺术中最困难的部门。要忍耐，才算是永远的忍耐。”
吉并不是因“老野兽”的严厉而显得有点儿神色黯淡的。不是的；他是因为自己在诗歌中表现出的贫庸作风而开始怀疑自己的诗才。这个苦闷的天才，此时，他还不知道他的天才之所在，它在沉睡。
有人按门铃。进来的是一个陌生的男子，巨大的身躯，黑色的胡子，圆圆的脸型。“屠格涅夫！”福楼拜站起来，拥抱来人，“我的莫斯科人！”屠格涅夫呻吟了一下，赶紧从福楼拜的有力的拥抱中挣脱出来，“老野兽，”这个莫斯科人叫道，“别忘了我有痛风病！”
他们开心地笑了。福楼拜把莫泊桑介绍给了这位已法国化的俄国贵族。“小伙子正在写诗呢！”福楼拜补了一句。话音未落，又响起了门铃声。身材象木桶一样的左拉走了进来；在他之后，又进来了两个人：爱德蒙·龚古尔与都德。头发斑白的龚古乐是个典型的贵族，黑眼睛，瘦高个，倚着壁炉，简直就象一个风度十足的公爵先生。福楼拜把莫泊桑介绍给他时，他伸出两个又白皙又修长的手指，象征性地碰了一下莫泊桑满怀敬意地伸过去的手。都德倒是一个随和的人，专爱模仿路易·波拿巴的那种细声细气的语调，当他把山羊似的脑袋侧过来时，龚古尔开始挖苦他了，他把都德称为“阿拉伯酋长”，暗指他的万贯家产。左拉却是一个穷作家。尽管他的小说无论无何都是一部杰作，可却并不畅销。这会儿，在正与屠格涅夫打听彼得堡的报纸 《欧洲通信》的专栏情况，“有钱可赚吗？”他问这位莫斯科人。这些都是一些小说家，或者，主要是以小说为主业的。在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个一言不发的青年，长得非常英俊，长长的金发披散在肩膀上。“那个人是谁？”吉问旁边的人。“卡蒂尔·孟德斯。”那个人回答他，又补充了几句，“是位诗人。办了几种杂志。顺便提一句：他是德菲尔·戈蒂耶的女婿，而他自己的父亲是个政治犯。”这时，孟德斯刚好走过来，于是莫泊桑被介绍给了他。“听说，你也是一位诗人？属于高蹈派吗？”他问吉。“我嘛，只是把读过的诗抄下来而已。”吉说。大家笑了起来。“给我一些稿，怎么样？”他又问吉，“我打算再办一个新刊物，叫《文学共和国》。”“好的。”吉说，仿佛觉得一扇门打开了，“但不要用真名比较好，”他压低声音说，“因为福楼拜恐怕会发怒的。”
看来，福楼拜这个父性的形象，对于莫泊桑来说，既是一种启示，又是一种压抑；这样说吧，莫泊桑在福楼拜前，总感到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儿子”。这个于已过分严格的人，对于莫泊桑，也同样严格。他曾说过：“如果文句读起来适合呼吸的要求，才能说文句是活的，如果文句可以高声朗诵，这文句才是好的。”他信奉布瓦洛的名言：“流畅的诗，艰苦地写。”对他来说，写作是一种极苦恼的事业，其中充满了焦虑和令人疲惫的努力。当然，作为一个不用为生计而焦虑的作家，自然可以因一个字而推敲几天；可是，对莫泊桑来说，每一个字，都得含有一定的金屑才行，因为，月薪一百二十五法郎并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数目。
了无任何文名的莫泊桑能被克鲁瓦塞小团体——它几乎囊括了这一星期法兰西的最杰出的作家们——是因上一辈的友谊，而年青、充满活力的莫泊桑也深得这个小团体的喜欢。他在这个杰出的精神团体中，感触到了对没落的时代精神的某种潜在的反抗。这是一种批评意识；日后，莫泊桑由一个专写艳情甚至淫秽诗作的三流诗人成为文学界的头面人物之一，这种批评意识是个关键。
这个精神团体以一种无形然而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他，以至此后，他几乎放弃了在星期天泛舟河上的爱好。可是福楼拜还是不满。这个从自己的艰苦工作中而非从如涌的才思中获取灵感的作家，一再劝诫莫泊桑：“才能就是坚持不懈。”他看到莫泊桑太急于成名了。
岂止莫泊桑一人着急？洛尔就关切地注视着远在巴黎的吉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老是写信询问福楼拜：“我们的好小伙子是否到了可以离开他的 ‘办公牢房’，靠文学为生的时候呢？”对此，福楼拜总是这样回答：“现在还为时太早，太早。急于求成，他还会一事无成。”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也许他（指莫泊桑）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