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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的诗作还不够多，我还无法预卜他在诗歌方面的命运。我认为我们这个年轻人有点儿浮，写作还不够刻苦。我很希望看见他写一部长些的作品，那怕写得不好也无妨。”
此信写于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七个月后，九月二十四日，一个周末的夜晚，吉却极其偶然地与自己的形式——我指的是属于他的天才范围的那种艺术形式——邂逅了。这天傍晚，莫泊桑象往常一样，去找老伙伴莱昂·封丹，准备消磨一个放荡的夜晚。可是封丹不在家，他只好怏怏地返回蒙赛街，自己的住所。在他枯坐桌前的时候，目光无意间落到了桌上一本新书上，这是都德的新作，《星期一故事集》。他翻了翻，是一些短篇故事，写的是刚刚过去几年而全法国却在极力忘却的那场战争，使法兰西的国旗蒙羞的战争。一些战时的情景忽然在他脑海里闪现。立刻，他象突然之间重返了那场战争，看到法兰西军队在旷野溃散，看到身佩战刀的普鲁士人在大街小巷里闲逛……某种意境深深地打动了他，使他在这个烦闷的夜晚，感到内心的一种超越，一种对于物的超越；有一双高悬在空中的眼睛在冷静的审视着地上发生着的一切，这双眼睛同时也在他的内心，他从这种观察中顿悟了历史在想象中再次演示的形式。这时，他提起笔，铺上稿纸，走笔如飞，不出二十分钟，便写出了一个短小的故事。尽管这是模仿都德的主题的一篇作品，却有另外一种风格，某种虽然朦胧，可能从中看出它日后的轮廓的风格。
兴奋不已的莫泊桑走到了街上。他要把这篇作品立刻寄给洛尔看。
街道上人流如潮，浓装艳抹的妇人不时朝勿勿在街边走着的莫泊桑投去勾魂摄魄的一瞥。可莫泊桑全然没有留意这些。他的脑门发热，脚步轻盈，象在云端里步行一样。他仿佛望见了自己的成功。
这次经历对莫泊桑至关重要，可他却没有向福楼拜报告自己的这一发现，其原因大概是觉得自己刚刚试手小说，而福楼拜却是最杰出的小说家；诗歌么，他至少练习了十几年，还有一定的把握。再说，莫泊桑无论在海军部还是在克鲁瓦塞的小圈子里，都是以“椋鸟诗人”或“有希望的诗人”而闻名的，而此刻他却走上了克鲁瓦塞小团体的大多数人的道途。因而，洛尔成了莫泊桑这些早期习作的真正读者，也是吉的题材搜集者。这位已经年届二十四岁的青年撒娇似地写信给洛尔说：“请尽量给我找些短篇小说的题材。白天，在部里我可以挤出点时间写作，晚上则全用来写我的剧本。”
莫泊桑的这个写作日程已不再提到诗歌了，而是短篇小说和剧本，当然，剧本更重要，占用晚上的整段时间，而短篇小说呢，则可偷偷在公文下间歇地写。看来，这个“椋鸟诗人”在变为小说家之前，还得经过“椋鸟剧作家”这样一个过渡阶段。
每到晚上，莫泊桑就把自己粘在桌子边，在稿纸上一会儿写下几句，一会儿又烦躁地把刚写下的几句话一古脑地划去。最后，一个名为《往昔的故事》的韵体剧本从已被涂抹得难以辩认的稿纸堆里脱身而出了。
莫泊桑带着快意装订这个剧本的时候，恐怕就和巴尔扎克当年写作《勃伦威尔》这个剧本时的情形差不多：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不久以后的审判。正如《勃伦威尔》差一点被投进了火炉一样，《往昔的故事》也被一个评委会否决了。既然连通俗喜剧院都把莫泊桑不放在眼里，那么，他将自己组织一个“业余剧团”，其成员主要是克雷比特联盟的“盟员”，而它的观众——这是颇值一提的——却是当时欧洲的一些文坛巨将，包括福楼拜 （这是意料之中的）、屠格涅夫以及爱德蒙·龚古尔。演出的剧目不是那部 《往昔的故事》，而是一出由克雷比特联盟集体创作的闹剧似的剧本，剧名叫 《在玫瑰叶土耳其楼》。
福楼拜的 《情感教育》的末尾，佐拉伊德·土耳克开了一家妓院，“土耳其楼”。《在玫瑰叶土耳其楼》由此推衍：一对来自外省的年轻夫妇，初来巴黎，想找一家旅馆，不料误入妓院，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闹剧。
莫泊桑在画家勒鲁瓦的画室找到了演出场地。于是，这个几经排演的自然主义闹剧便于一八七五年四月十三日在勒鲁瓦的画室里正式演出。福楼拜老早就来到了“剧场”。当他吃力地爬上六层楼上的画室的时候，他也许想到他的“土耳其楼”并不在六层。他每爬上一层就得歇一歇，一边脱去一件外衣。当这个大胖子终于登上了六楼的楼梯时，他的衣服几乎全都转移到了手臂上。屠格涅夫也跟着来了。他在几乎一个月前就受到了莫泊桑的邀请。莫泊桑在三月八日致母亲洛尔的信中提到这次演出：“亲爱的母亲，我们——几位朋友和我——即将在勒鲁瓦的画室里演一出绝对淫秽的戏。福楼拜和屠格涅夫将要出席。”
演员除了莫泊桑本人 （扮演妓女）外，还有“小蓝头”（莱昂·封丹，扮演那个来自外省的女子），“高帽子”（罗贝尔·潘松，扮演跑龙套的角色），“独眼龙”（扮演妓院老板）；那个来自外省的女子的丈夫则由米尔波扮演，他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
等爱德蒙·德·龚古尔这位贵族气派十足的作家到达以后，演出就正式开始了。这是一出荒涎不经的闹剧，因而去描述它的演出情形，没有多少意义。它唯一的意义也许是：在欧洲几大文学名士的慧眼前展示莫泊桑在戏剧上的无能。
福楼拜与屠格涅夫都没有留下对《在玫瑰叶土耳其楼》的任何记载。倒是有写日记习惯的爱德蒙·德·龚古尔在该剧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演出的那天，在日记上简短地记了几句。他对这出闹剧极为反感。
倒是有一个人——卡蒂尔·孟戴斯，吉的朋友，他在福楼拜住所里结识的——对莫泊桑的诗作显示出了一点兴趣。戈蒂耶的这位女婿当时才三十六岁，却创办了几种刊物，为巴那斯派提供阵地。眼下他正倾注全力于另一种刊物——《文学共和国》——上，他已经把名作家斯泰法纳·马拉美、莱昂·迪雷克斯及维利耶·德·伊勒亚当吸引到了自己的报纸周围。有一天，他收到福楼拜的一个邮件，里面夹着莫泊桑的几页诗稿，意思是让这位主编先生行个人情。孟戴斯瞥了一眼这首题为《水边》的诗。“看看这篇稿吧。”他对手下一个编辑说，“我觉得难以发表。我怕它会给我们带来麻烦。诗中堆砌了许多优美的细节，用可塑性很强的笔调来表现本能的疯狂。”“那就不发它吧。”编辑说。“不。”孟戴斯笑着说，“它的作者叫吉·德·瓦尔蒙。当然，这只是一个笔名。他的真实姓名是莫泊桑，一个受福楼拜保护的人。——把这首诗登在下期报纸上。但愿我们不会被人指控犯了伤害风化和公共道德罪。”
记住，这是宗教“重建道德”的时代。
、莫泊桑等待这一期的《文学共和国》时的心情，大概是和杜洛华等待《法兰西生活报》时一样。“杜洛华急着想看到自己的文章登报，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莫泊桑写道，“天刚一亮，就爬起来，在大街上转来转去。这时，报纸还没送到报亭。”
他终于在一个很远的报亭的新到的一大堆报纸下找到了 《文学共和国》。他有点哆嗦地翻开报页，在“吉·德·瓦尔蒙”的名字下，是一首题为《水边》的诗，其中有几句对那些早起散步的先生大概印象很深，因为在“爵爷们的共和国”重建道德的时刻，这首诗却显得过于淫秽：
她反抗挣扎着，但我找到了她的双唇！
这是一个长吻如同永恒的时空
伸开我们的双体直到一动不动。
他手里拿着报纸，有点忘乎所以朝蒙赛街的寓所走回去，可他又在一个路口犹豫了一下，接着折进了另一条街道。他觉得那些在消散着的晨雾中匆匆赶往办公室的小职员多么可怜！“象是去自首的罪犯。”他心里在说，一时忘记了自己不过是海军部的一名四等正式科员，只领受着一百二十五法郎的月薪。他觉得天气很好；他在悬铃木下轻盈地走着，一路吹着口哨。几年以后，当他的真名开始盖满各大报纸的副刊时，当他在街上走过，陌生的行人都停下脚步，按一按礼帽，恭敬地说“早安，莫泊桑先生！”时，他都没有象这天早晨这么欢乐，因为这种欢乐带有初次的证实，是一种不含杂质的愉悦。
他爬上了慕柳街福楼拜寓所的楼梯。福楼拜正把刚读完的 《文学共和国》放到书桌上去，看到莫泊桑喜形于色地走进来，就笑着说：“年轻人，你满意了吧？但愿这个鼓励会激发你更加勤奋。”他的话题一转，有点突兀地补充说，“一个献身艺术的人是无权同他人一样生活的。为了成功，就要奋斗，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那么，你就用星期天写作吧。划船太多了！活动太多了！玩女人也太多了！—— ‘浪子’，回头工作吧！对我来说，最漂亮的女人也比不上一个用得恰到好处的逗号！”
这就是福楼拜的人生哲学：为了艺术，可以牺牲一切。难怪一个多世纪来，总是不时地会有几个评论家要把“唯艺术论”的铁衣裹在他过于肥胖的身体上。这是徒然。当然，从诗的角度看，莫泊桑的这首诗并不令人满意，这仅仅是偏爱弟子的老人的一个鼓励方式，让弟子不要在成堆的退稿前灰心丧气。
自《水边》后，莫泊桑又发表了几首诗，还开始替拉乌尔·杜瓦尔的《民族报》撰写书评专栏。当然，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作品要算发表的《洛林季风桥年鉴》上的短篇小说《人手模型》。这篇被福楼拜评为“荒诞不经！”的梦幻小说，是由他的伙伴“小蓝头”帮忙介绍给该年鉴的，——他的堂兄是社长。当然，这篇作品莫泊桑也未敢署上真名，而代之以“约瑟夫·普吕尼埃”这个笔名。
接二连三的见诸报端，使莫泊桑有点飘飘然了。他从蒙赛街搬出，住进条件稍好的克洛泽尔街，租了两间房子和一间厨房，俨然以文学界的一个“新贵”出没于克洛泽尔街这个云集着各式各样的妓女的地段。
大诗人波德莱尔也是这条街上的闲游者。
福楼拜这时又动用自己的人情，把莫泊桑从压抑人的海军部调至公共教育部。他的一个朋友要热诺尔·巴尔杜在迪福尔内阁荣任部长之职，自会关照莫泊桑。公共教育部里没有那么多不堪忍受的奴性；何况，他在这里还有一位朋友，一部新近出版的诗集 《情人》的作者，莱昂·迪雷克思。
正是在这个时候，莫泊桑决定转向小说的创作，但是仍不放弃剧本。他在致洛尔的信中提到自己的一个巨大的计划：他准备写一系列的短篇小说，总题为《小人物的荣与辱》。直到此时，满怀文学野心的莫泊桑才第一次成为了作为日后小说家的莫泊桑。他以“小人物的荣与辱”点明了自己的题材范围以及艺术形式，这几乎奠定了他日后全部作品的基石。尽管如此，莫泊桑还没有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