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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立即受到了宠幸，不仅皇帝的，还有太后和皇后——就是正妻——的。不久之后，她就越过了她前面的那位妻子用f到了第四，因为偏房的位子是可以升的。一名与众不同的聪明女子，她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一如世界通例，是在她那个才华稍逊的姐姐或妹妹之上的，除非后者是正妻。正妻要不是死了，她的位子没人可以夺去。咸丰皇帝的正妻死于他登基之前两个月，从来没做过皇后。照礼制的规定，丧期是两年，这段时间里没有正式的皇后。接着皇帝的偏房中排在第一的就被册封成了皇后。现在的太后人宫成为第五个妻子时，正妻就是这位皇后。
她结婚两年之后生了个儿子。5年后，儿子的父亲死了，这儿子就成了同治皇帝。于是他的生母和领养了他的作为正妻的皇后就被授予〃太后〃的称号。她们被指定以共同垂帘听政辅佐小皇帝，分别称为东宫太后和西宫太后，名位、权力相等。东宫太后是好静的人，热衷于文学的追求，并无与她共同垂帘听政、现在仍在掌握中国命运的伟大的西宫太后慈禧那种明显的决断力。她们虽然这么不同，却相处得极为融洽，彼此都很了解对方，据说相互间有深厚的感情。她们两人起先是咸丰皇帝的妻子，接着在同治时代共同垂帘听政，再后来又在当今的光绪皇帝时代共同垂帘听政，在这长时期的交往中，这种感情自始至终保持着。只是东宫太后1881年的死亡才把这一融洽的关系斩断了。但在现在的太后主持下，东宫太后死后备享哀荣。
太后的儿子、年幼的同治皇帝登基时，中国正处于动荡的时期。他的父亲咸丰皇帝死在远离北京的热河，朝廷是在帮助镇压太平军叛乱的外国人接近北京时从那里逃出来的。这一时期很是关键，中国的完整，甚至这个帝国的前途，全都取决于它的统治者和军机大臣们在这场危机中的行动。朝廷不在北京，一些强烈排外的反动军机大臣声称大行皇帝已经任命他们辅佐年幼的同治帝。如果作为同治帝的生母和养母的两太后与他们同流合污，混乱也许会随之而来，至少免不了严重的国际纠纷，因为这一排外集团根本不可能与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达成妥协。对于统治集团——就是那些名正言顺应该辅政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取得监护年幼皇帝的两位太后的支持。这两个集团都跟两太后进行了接触。年轻的西宫大后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全然是个外行，而且到那时为止对宫墙之外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但她这回对形势的敏锐把握表现了惊人的悟性和少有的判断力。她驳斥了排外集团，与恭亲王——一位开明的亲王，在全体皇室成员中最为亲外国，他的名字在当时的中国是进步的同义词——联合了起来，并与咸丰帝的正妻一起实行垂帘听政。由于西宫太后的合作，恭亲王与法国和英国的谈判成功地达成了协议。
年轻的西宫太后这第一次政治行动使她立时崭露头角，并向中国进步的政治家显示，他们能得到她富有智慧的帮助。军机处和宗室立即承认了她高人一等的能力，在她的整个生涯中一直坚定地支持她，在所有的动荡中都对她矢志不二。实际上，她是很懂得如何激发起她周围所有的人的忠心的。
就是由于她对当时形势恰如其份的把握和她其后显示的非凡的决断力，这两位太后才带着同治度过了他的未成年期。当同治皇帝18岁开始亲政时，国内的动乱瓦解了，国际的纠纷避免了，中国的形势比他12年前初即位时安定、兴旺多了。
同治皇帝成年之后的亲政，只不过使两位太后长时期的垂帘听政中断了两年。这位皇帝实际亲政仅两年之后，就在20岁那年早早地亡故了。丧子之痛对西宫太后是个可怕的打击。但她没有多少时间来悲伤，带着流血和沉痛的心，她不得不几乎是立时立刻地又再次与东宫太后一起为她的外甥和养子、年幼的光绪皇帝承担起了垂帘听政的职责。于是两位太后又要为另一年仅5岁的小皇帝提供保护、作亲政前的准备，以及代理国政。
只要了解了中国自慈禧皇太后执政以来发生的事情，对她统治的真相就可以一清二楚了。她刚开始垂帘听政时，中国叛乱蜂起，又有国际纠纷，没有高明的手段和敏锐的智慧是根本不行的。她驾驶着国家这条船在两个极端之间航行着，虽然有些时候不免顾此失彼、进退维谷。在她的政治经历上，她一向是个〃温和派〃。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与国际上的列强没有外交关系，中国的政治家对现代的外交方式完全是一窍不通，其外交关系上并无光彩的记录，而且它频频成为欧洲外交使团的笑柄，这样中国企图用耍花招来自卫也就毫不奇怪了：它认为这种方法跟它看见欧洲人用得很有效的那种是一样的。
1889年，当慈禧皇太后在28年的垂帘听政之后归政于光绪皇帝时，中国当时的局势是繁荣昌盛的。它的港口开通了对外贸易，一个很好的海关系统已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了起来，中国与世界各国也相安无事。
光绪皇帝亲政后的第一阶段是平平安安的，他在大多数事情上都对他的军机大臣们言听计从，遵循着慈禧皇太后奠定的稳健政策。他似乎没有什么自己特别的观点，也未为中国的进步作过什么规划。在1894年与日本就朝鲜的宗主权而起的战争之前，他是个任人摆布的傀儡。日本的胜利改变了这所有的一切。他们的胜利给中国上了最为屈辱的一课，因为日本文学、艺术和建筑的精髓都来自于中国，中国人对于日本民族是视为模仿者而看不起的，对于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蔑视。这一胜利几乎将这个麻木不仁的庞然大物——就是中国——从其自满自得的长眠中唤醒。年轻的皇上对这一次耻辱的失败极为愤慨，认为中国的失利只不过是因为日本运用了现代化的战争方式，于是下决心在政府中实行彻底的改革。这就是外国人所称的1898年的政变。
政变及随之而来的皇上的进步梦被遏制，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本希望通过改革来向全世界显示中国依然是个强国，以及借此报复日本，现在不仅因为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归于失败而深感懊恼，当他发现自己所选择的工具的真正性质和意图之后，同样也万分沮丧。他明白自己希图使中国立即重现昔日的威望的热情梦想是过于乐观了。他明白了仅仅具有激切的进步愿望是不够的，明白了企图在短短几年之间改变他的极端保守的人民由来已久的传统，那只不过是年轻人不切实际的幻想，绝对行不通的。虽然他知道自己想要办而办不到的事完全是受了自己改革的愿望的驱使，失望情绪并不因此减轻，他敏感的个性仍然被深深压抑着。于是就发生了反应。过度的紧张瓦解了他那本来就不怎么强壮的体魄。而他的健康一垮，就使迅即在外国人和太后的敌人中传了开来的报道增加了可信度，说太后想要杀害皇上。报道说太后已经将他幽禁了起来，有一次想把他毒死，还有一次想把他饿死——他这个她从体质虚弱的孩提时代一手抚养大、看得如同自己的亲儿子的外甥！时间已经显示了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如何，因为要是她真想那么做的话，是不难致他于死地的。她手头什么工具都有，狂热地忠实于她，会毫不犹豫地去实现她的任何愿望。
她仍在〃帮助〃皇上统治，而且按照中国的传统，因为她是他的〃祖宗〃，就必须永远处在第一的位置。她坐在宝座里，他坐在她旁边一把椅子上。按照所有的中国法律，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合适。外国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慈禧皇太后逼着皇上站在她面前，以及她坐在宝座上的时候，逼着他坐凳子。并不是太后逼着他这么做，儿子在父母面前是不能与之平起平坐的，不管他是皇帝还是农民，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不变的传统。慈禧皇太后依然在统治。时局仍然动荡不已，她这样富有经验的人国家还不能少。虽然她这样年纪的人十分需要安安静静地休息，虽然她这么盼着，而且实在是非常希望退休，但她认为时间还没有到。
太后粉碎改革派重新坐上宝座之后从政变那时开始就被认为是排外的，而且事件发生之后外国人所遭中国人的袭击全部都算到了她的账上。当政变之后仅仅两年，秘密结社的拳民开始对外国人进行袭击的时候，事情被归咎于太后，认为是在她的帮助和怂恿下进行的。至少在外国人那里，她被认为即使不是这一团体的创始人也是它的大祭司。但拳民运动没这么大的来头。它开始于远离北京的中国北方一些省份，是老百姓发起的，底层的老百姓。它在lop年的袭击外国使馆之前已经存在多年了。
住在中国的许多外国人不但对中国人这一种族、而且对他们最为珍视的习惯和传统那种公开的蔑视，改信了外国教的中国人可以触犯中国的法律而不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这一事实，列强越来越多的对中国领土的要求，对惩罚中国高级官员的要求，以及许许多多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外国人都不敢强加于其人民的行为，最终使这个苦难深重、惯于息事宁人的国家忍无可忍。反抗终于爆发了。拳民的秘密团体将〃扶清灭洋〃作为其座右铭，而〃驱逐洋寇〃，或者至少，限制其迅速增长的势力，成了其目标。这个团体力量越来越强，人员越来越多，最终来到了京师。在这里它从发起时的社会底层向上扩展，这个国家的最高阶层中也有了它的信徒。宗室的某些亲王甚至加入了这一团体——其中就有大阿哥的父亲端王。这些加强了拳民运动的力量，使它成了爱国行为。
接着它从默默酝酿的不满变成了对外国人的公开暴力行动。据说，最后一颗导致这场在北京的爆发和对各外国使馆的袭击的火星，是有报道说外国公使将会干预中国政府，要求它变法，以及他们会坚持要慈禧皇太后从执掌国政的位子上退下来，而素怀不满的人立即相信了这则报道。外国人这一对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的神圣君权的干预，这一废黜其某一位神圣的统治者的企图，把它的人民完完全全地激怒了。拳民们也没等上一段时间看看这则报道是否属实，又盲目地以为干掉了列强的代表之后他们就可以清静了，于是首先将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袭杀在他去总理衙门（就是现在的外务部）的路上，接下来就对各国使馆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这运动于是变成了一股不折不扣的洪流，疯狂地向前冲去，淹没了是非，淹没了理智，将所有与之对立的都撞在一边。
专制而权力之大如皇上、太后也无法遏止这股潮流，只有顺着，才有希望使理性和判断力重新出现。当他的人民认为正义在自己一边，或者认为自己受了欺凌或压迫时，世界上没有统治者能够阻止他们群起反抗。皇上和太后不得不静下心来等待，在群众性的狂怒稍有退潮之前，哪怕稍作这样的尝试也不可能。凡是正常的人，决不会相信太后这样天资聪明、又经过了30年的治国和对外国方式的了解的人，会不知道中国老百姓对外国代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