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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四年正月初一（1878年2月2日），严复与同学共到郭嵩焘处祝贺春节。其间，严复给郭嵩焘的印象最深。郭氏在日记中讲到：“严又陵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二十五岁的严复善于谈吐、善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与六十岁的郭嵩焘引为忘年交。严复之子严璩在《侯官先生年谱》中写道：“湘阴郭侍郎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见府君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辄至使署，与郭公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3〕郭氏此一时期近一年的日记中，共有三十三处记载有严复的活动。有一次，严复去英国法庭旁听，回来之后“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4〕。严复因其科学知识丰富和才华出众，深受郭嵩焘喜爱。
郭嵩焘在巴黎期间，正好严复、方伯谦、萨镇冰等也赴巴黎游历，严复先后陪同郭游天文馆、参观巴黎下水道、赴凡尔赛宫参观等等，不时为郭做科学解释。次年的春节晚间聚会，郭嵩焘邀请了严复参加，为唯一的留学生。会上，由英国人罗伯逊致贺年词，郭嵩焘致答词，马格里任翻译。事毕，郭嵩焘问严复，翻译如何，严复说，所译的话多数不正确。而专职译员凤夔久、张听帆竟没有能力辨别出来。这件事情使得郭嵩焘认定，严复的英语水平胜过译员。
郭嵩焘在日记中对严复有如下评定：
问：严宗光宜何用之？
曰：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
问：何宜？
曰：交涉事务，可以胜任。
问：陈季同酬应明干，能胜任公使否？
曰：是其识解不逮严宗光。〔5〕
在此基础上，郭嵩焘于光绪五年正月初八日（1879年1月29日）发出公文，其中向南、北洋大臣保荐严复等六人。这件事情，还让曾纪泽极为不满，认为褒奖严复太过，会纵容严复的狂傲之气。
郭嵩焘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为当时权贵所不容，自行离任，奏请因病销差。严复将英国《泰晤士报》关于郭嵩焘离任的长篇报道翻译了出来，赠别于郭氏。这篇评论认为，中国夜郎自大，将向外派遣公使视为最失国体的事件。而郭嵩焘通晓欧洲事体，“郭钦差此行，凡在英、法两京见过者均为惋惜”。郭嵩焘任使对中国和西方都是有益的，“如郭之为人，中国用之，其益不浅，我等亦更欢喜”。评论认为清朝用人不当，“常念中国如渴睡初醒之人，遇事惝怳，不甚分明”。这篇报道全面分析了郭氏离任的背景和政绩，严复借外文报纸表达了自己对郭氏的感谢、理解和同情。
郭嵩焘1891年7月18日去世。严复将郭氏与羊祜、屈原相比，写挽联道：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二
在英国学习二年零三个月之后，1879年，严复二十七岁，由于福州船政学堂缺乏教师，受调提前回国任教。
福州船政学堂创办初始对教官的要求十分严格，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莫不如是。当时之所以调严复提前回国任教，据后来薛福成考察，是因为“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
但是，此时的福州船政学堂已经“诸事废弛”，积重难返。学生开始丢弃“洋务”，转而学画、学歌词，“该学生等毫无管束，遂致抛荒本业，纷纷入教”；船厂的提调（厂长）不懂洋务，“日吸洋烟，携姬妾，十数日不到局一次”，所造之船多数“不商不兵”，不能适用：
船政局所雇洋人，艺亦平常。所造之船，多系旧式，即如康济机器，是其明证。洋匠恐成船太速，不能久食薪俸，往往派华匠造器，宽其限期。如有先期制成者，必以不中式弃之。华匠相率宕延，遂成锢习。管驾以至水手，薪俸太厚。竟有管驾数年，技未必精而已坐拥厚资，难免浮冒侵吞之弊。〔6〕
基于对严复才干的认可，1879年10月18日，李鸿章致函李凤苞，称刘步蟾、林泰曾能调管大船，严复充学堂教习最为相宜，魏瀚、陈兆翱可胜督造快船。次年4月28日，李鸿章致函福州船政局督办黎兆棠，请饬严复赴天津充天津水师学堂教习；8月12日，严复至天津，被任命为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
严复是中国第一批学习海防的人员，有留学经历，知识超群，善于辞令，具有相当的交际能力，“朝之硕臣，及铮铮以国士自期许者，咸折节争集先生之庐”（王蘧常：《严几道年谱》）。自光绪七年（1881年）开办起，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停办止，天津水师学堂共毕业二百一十名学生，成为北洋舰队的骨干技术力量。这些学生中，很多人“文理通畅，博涉西学”，严复功不可没。
陈宝琛在《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领都统严君墓志铭》中说：“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剪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蕃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闻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李鸿章曾示意严复“执贽称弟子”，而严复不屑，与李保持一定距离。同时由于中国官场长期形成的派系斗争，李鸿章也未视沈葆祯培养的严复为心腹，不让他参与决策。严复自己讲，“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不时有不得志之叹。
应该说，严复与李鸿章的距离感主要产生于根本观点的不同。与郭嵩焘一样，严复不看好限于军事自强的洋务派思想，更反对由国家包办新式工业，这一点与李鸿章后期由“自强”向“求富”思想转变相冲突。
但是，严复与李鸿章关系的阴影，还在于中法战争订立和约一事。1883年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获胜。李鸿章认为，此时与法国签订协约最为有利。清廷接受了李的建议，下令停战。由担任广东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撮合双方订约，德璀琳从中欺骗了李鸿章，双方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出，朝野上下要求惩办主张议和的李鸿章。李怀疑严复也参与其中，对严产生了猜忌。严复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愤而自疏。严复的弟弟来信劝他，对李鸿章的门路，还是要多走动走动为好。严复听从之后，回信言道，“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1889年，严复升任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次年升任总办（校长）。但是，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就到此为止。严复与李鸿章接触越多，越感到失望，“不预机要”的情况始终没有根本改变，他甚至一度想投奔张之洞。
抑郁无聊之中，严复染上了鸦片，同时设法投资于王绶云在河南开办的一个煤矿。但是，这些做法仍然没有使他的精神得到解脱。长期的“不预机要”使严复认识到，没有科举出身是一个重要因素，“忽尔大动心，男儿宜此若”。
于是他在1885年秋返回福州参与科举考试，不幸落第。1888年、1889年参加顺天府乡试又以失败告终。1893年已经四十一岁的严复再次回福建参加乡试，仍然落榜。灰心之余，严复认为自己早年学习英文是“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参加科举考试是“谁知不量分，铅刀无一割”。
1895年之后，严复的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异常严厉的抨击，其中明显带有个人屈辱的宣泄成分，“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严复以斯宾塞和赫胥黎反对纯文学和纯书本教育的全部理由来猛烈反对科举，反响极大。他甚至对宋明理学、考据学派、今文经学派、王阳明学派等评论道，“一言以蔽之，曰：无用”，“皆宜且束高阁也”。可以说，1895年之前的严复，虽然对西学有所认识，但明显是一个抑郁不得志的中国读书人，时常觉得自己有所成，却无法“货于帝王家”，自负却又时常失意，以致备受科举的折磨，这段经历，可以说是“惨淡”。
三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也成为严复思想的分水岭。在战争之前，严复就时时有一种想表达自己思想的欲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其实，严复自国外回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有见识”的西方著作的研读。1881年，他得斯宾塞《社会学研究》，深为震撼。严复自己讲，“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执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可以说，斯宾塞在此书中的思想，一直支配了严复以后思想的发展。
甲午战争的失利，使得中国面临空前的社会危机，整个社会面临一种突如其来的紧迫感、压抑感，同时伴随着一种中国会被瓜分的恐惧感。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万马齐喑的局面被打破了，“府君大受刺激”（严璩语），“严复这个看来本不是很有公民勇气的人，终于用文章来呐喊了”〔7〕。这里首先应该想到，甲午海战中牺牲的将领基本上都是严复的同学好友，比如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等人，严复“心惊手颤，书不成字”。他认为，战争的失利的首要原因在李鸿章：
合淝用人实致偾事，韩理事信任一武断独行之袁世凯，则起衅之由也；信其婿张蒉斋浸润招权，此淮军所以有易将之失；欲同邑之专功，所以有卫汝贵之覆众；任其甥张士珩，所以致军火短给，而炮台不足以毙敌。以己一生勋业，徇此四五公者，而使国家亦从以殆，呜呼，岂不过哉！
甲午战争的失败，除使严复认识到李鸿章的不足之处外，还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四千余年之文物声名行将扫地而尽”。1895年至1898年间，严复先后在德国人汉纳根在天津创办的《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这几篇文章其实都是写于1895年。在这些文章里，严复分析了时势，探求了中国富强应走的出路，批判科举，批判封建专制，一再强调了一个观点：西方强大的一个根本原因，不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在于经济政治组织制度，而是在于对现实完全不同的体察，因此，应该在思想和价值领域中去寻找西方强盛之源。“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正是在此时，严复开始“欲致力于译述以警世”。
严复在英国时就已经知道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甲午战败之后，他着手翻译已经熟读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数月而成。吴汝纶过天津访严复，“读而奇之”，主动为之写序，并劝严复将书出版。此书出版之后，风行海内，与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共同成为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指南。
1895年前后的严复是忙碌的。他除了热心于救国救亡、著文高呼之外，还开始参与到维新变法之中，他寄银票百元支持梁启超办《时务报》，并将《天演论》译稿、《原强》修改稿寄给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