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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凌鸿勋曾冒着炮火主持了多条铁路的修筑，不仅如此，为了保存中国铁路工程方面的人才，他积极通过勘测西部铁路的办法来“鼓舞路工人员的士气和避免专门人才的走散”〔10〕。1940年，交通部设立天成（天水至成都）铁路工程局，凌鸿勋任工程局长。这是一条沟通西北与西南的铁路干线，民国初年，曾有从大同修至成都的同成铁路的计划。凌鸿勋和其他工程师一起，在历年勘测记录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对过去的设计进行了修改。他们所定的线路是由成都经绵阳、转入江油，避开了剑阁一带难点，然后经广元，沿北栈道越秦岭，达天水，全长为七百五十五公里，较之原路线建设难度大为降低。凌鸿勋在任宝天铁路工程局长之后，不仅历经艰难奋力筑路，还派遣刘宝善等工程技术人员深入西北边地进行一些铁路干线的勘测工作。1943年开始了甘新铁路的勘测工作，经过两年的艰苦工作，先后设计了南北两条线路，以便将来作比较〔11〕，接着又勘测了兰宁铁路、甘青铁路。这些线路的勘测为未来的铁路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战后国民政府制定的五年铁路计划西部部分主要是依据凌鸿勋的勘测结果。
凌鸿勋在铁路界工作了二十年，为时不可谓短。自从接手陇海路展筑起，其筑路生涯始终与战火相伴随，可谓饱经战火。尽管他筑路成绩并不能与其筑路时间相称，但他可称得上是位功臣，重要的是，在近代中国需要的就是这种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工程师。翁文灏在1933年的一次演讲称：“我说中国从前只有二种人，第一种人在纸上做文章，第二种人在实地做工作，彼此几乎不相通，说话也彼此听不懂，不用说互相帮助。现在却要有第三种人，有知识更能实行，能做工还能研究，这就是你们工程师。”〔12〕凌鸿勋便是工程师中的佼佼者，他为祖国铁路建设所作的最杰出的贡献，不愧为继詹天佑之后，国人自己修建重要铁路的又一先驱。凌鸿勋在引入西方科技方面，不仅亲身实践，更是讲求学术，紧跟世界铁路发展的步伐。他1915年在美国时，即与同仁发起组织中国工程学会，并参加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后来成为终身会员；1935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以后连任八届）；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70年10月被选为台湾的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名誉会员。他关于铁路的著述非常丰富，著有《铁路大意》、《台湾工业概况》、《抗战八年交通大事记》、《桥梁学》、《工厂设计》、《中国铁路志》等等。
凌鸿勋在西部艰苦的筑路历程培养了他对西部尤其是西北的真情和爱国的情怀。1944年考察西北期间他曾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为《由左宗棠平定新疆说到甘新铁路之兴筑》。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新疆视此铁路为生死存亡之所寄，有之则存，无之则亡，可于今后十年内决之。抗战以前，国人对于西北固少措意，即抗战以后，国家所用于建设西北者，远不及东南与西南，其情形正与左宗棠时代朝议专注海防无暇兼顾西北者相似。陇海铁路与比公司借款修筑，预定五年由海州筑至兰州，乃迟迟三十余载，仅成三分之二而强。过去十四年间，国人负责自筑，乃灵潼、潼西、宝天，逐段设局，徐徐延展，无全盘之计划，无速成之决策，宝天一段，两年之间且停工两次，又与左宗棠时代对于收复全疆国策之坚定，方略之贯彻，适足反映。”〔13〕他显然是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气概激励国人，这也是战争时期科技人员报国情怀的真实流露。
从某种意义而言，凌鸿勋这样的技术专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体现了一种变化趋势，即超越思想文化领域中体、用之争，将学以致用奉为最高准则，并且在学习西方科技的过程中始终伴随自主创新和充满爱国热忱，这是我们考察中西文化交流问题时不应忘却的历史真相。
注释：
〔1〕徐启恒、李希泌：《詹天佑和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7页。
〔2〕〔3〕〔4〕凌鸿勋、高宗鲁合编：《詹天佑与中国铁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史料丛刊》（4），1991年版，第59、45、57页。
〔5〕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6〕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7〕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3），1991年版，第154页。
〔8〕陈华新主编：《百年树人——上海交通大学历任校长传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9〕史贵全：《抗日战争前的交通大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年第5期。
〔10〕《凌鸿勋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1），访问者：沈云龙，1982年初版，第162页。
〔11〕凌鸿勋：《中国铁路志》，台北1961年版，第352页。
〔12〕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编：《翁文灏论经济建设》，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13〕凌鸿勋：《铁路丛论》，中国交通建设学会印行，1954年版，第44页。
雾里观花 知日百年
？ 李兆忠
一
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正式问世之前，中国人对日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鸦片战争的炮声震破了中国人的迷梦，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制夷”之道，然而眼光所及，主要是欧美列强，对东瀛邻国并不在意，这种状况差不多持续到甲午战争。
事情巧得令人不安，黄遵宪积多年之功、呕心沥血写成的《日本国志》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面世，直到1895年，也就是日本海军大败清朝北洋水师、中国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那一年才刻成正式出版，这时距离此书完成已有八年之久。据说那一年清廷外交官员袁昶到南京见张之洞，随身就带着《日本国志》，并且这样说：这部书如果早发表的话，可以省去我们对日赔款二万万两银子呢！梁启超在《日本国志》后记中也感叹道：“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悚、以至今日也。”从这些话里，可以体味到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傲慢迂阔的中国统治者一向以“中华”自居，把别国视作“蛮夷”而不放在眼里，最后成了不谙世事的井底之蛙。甲午一役，充分暴露了这个致命弱点，其情形，正如黄遵宪在其书自序中言道：“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毫无疑问，黄遵宪编撰《日本国志》目的并不在日本，而在中国。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与大清朝廷的开明外交官，黄遵宪最早看到了亡国亡种的危机与可能的解救之道。他认定：“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他衷心希望的，是中国能像日本那样通过学习西方达到自强，所以写这部宣传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书。既然目的不在日本，而是在中国，衡量日本的尺子，主要也是西方——当然是“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前提下的形而下的西方，这两个“预设”，决定了黄遵宪对日本的解读带强烈的急功近利性，而不是把日本当作一个独立的纯粹的研究对象。《日本国志》以介绍政治制度为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在全书的“凡例”中，作者这样说明：“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故杰俊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而观人之国则暗，故兵家贵知彼。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若夫大八洲之事，三千年之统，欲博其事，详其人，则有日本诸史在。”这种厚今薄古、为我所用的论述方式，对于中国读者尤其是想效法日本在中国实施变法的人来说，无疑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然而对于整体地、恰如其分地理解日本民族，阐明日本文化的来龙去脉，则力有不逮。
黄遵宪的日本观包含这样一个自我循环的逻辑：西学源出中国，日本模仿西方，中国学习日本。在“学术志”中作者认为：西法立教源于墨子，用法类乎申韩，设官类乎《周礼》，行政类乎《管子》，一切格致之学，散见于周秦诸书，原因是“盖中土开国最先，数千年前环四海而居者，类皆蛮夷戎狄，鹑居蛾伏，混沌茫昧。而吾中土既圣智辈出，凡所以厚生利用者，固已无不备。其时，儒者能通天、地、人，农夫戍卒能知天文、工执艺事，得与坐而论道者，居六者之一。西人之学，未有能出吾书之范围者也”。进而主张：“譬之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惮千金以购还之。”通过考求古制，参取新法，赶超西方列强，再创“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的辉煌。这种论述策略，对于一个饱受屈辱、风雨飘摇的“天朝帝国”，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黄遵宪是“同文同种”东亚观的始作俑者，在《人境庐诗草》中，他这样形容中日两国的关系：“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如辅车依，譬如倚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这同样体现在《日本国志》的写作上，抛弃了过去一贯的“天朝上国”妄自尊大、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采取平等的立场。这种“同文同种”东亚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