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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我的论析，“冲突”也许不是施特劳斯的根本问题。如我前文略略提及，“冲突”（诸神之争）就其本然地囿于城邦之中而言，它是政治—神学的（theological－political）。施特劳斯作为苏格拉底式哲人，首要地关切“出离”和“上升”。这个关切是哲学的。
然而，施特劳斯也讲到过哲学家和诗人的“争吵”，认为“诗”与“哲学”构成了最深刻的非此即彼的“冲突”。“诗人”在施特劳斯理解，其身位是奇特的，它有哲学家洞察人民品性的能力，但却是哲人家族的叛徒，它可以包括悲喜剧诗人、“宗教大法官”、《玫瑰之名》里的唯名论侦察威廉，以及叛离犹太先知学（实乃“政治哲学”）传统的耶稣及其后世的仿效者。哲人与诗人的冲突实乃哲学与启示的冲突更加“人类学的”、因而也更根本、更属人的表达，它涉及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关系问题，这已是又一个新的话题了。
好了，我在前此的电邮里想说的是，在教条化的“施特劳斯”与“基督教”之间，无须做出什么选择，正如您在电邮回复中所指明的。选择皆基于eroticwill（爱欲的意志），它目的论地关切着立场的明晰，姿态的固定，旗帜的鲜明，或“主义”的自我界定，一如信仰的宣示，无论其如何“在体的”，如何“生存论的”，其背后皆支撑以教义化的信纲，都表明其对确定性和解决的自以为拥有——自以为“是”。而哲思（philosophizing则基于eroticintellect（爱欲的理智），它与任何形式的目的论关切格格不入，因为在根本上，它无家可归。它只遵从自然的正确以及自然的“必须”（necessity）。在这一“necessity”面前，哲人成了奴隶，没有别的选择，他被迫（tobe pelled）而哲思，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与自然的necessity构成真正强有力的或此或彼的选择。在此意义上，我说，遵从自然正确的“必须”的哲人沉思是一种没有冲突的生活德性：一如斯宾诺莎曾言——心灵的宁静。
据说，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通信是一份关于哲学与信仰的“冲突”的范本。我读了很多遍，读不到冲突，却发现这只是一个证明了哲学“无匹”（singalavity）的范本。整个通信集中，沃格林象个学生，激动地课堂发言，显得有点excessive，施特劳斯频频纠正他的错误，微微不耐。对于这场不平等的“对话”或“冲突”，施特劳斯不想沉醉。孤独的施特劳斯无意对敌，也不会有真正的敌人。
祝：安好！
用真理和谎言救助自己
？ 钟友循
我一向相信巴金关于“写作即生活”，是“与读者谈心”的话。但我也觉得此语还不完全，应当说也是“与自己谈心”。既然是谈心，写作的第一要求，就如巴金所说，应当“把心交给读者”。自然，也“交给自己”。我相信合格的写作者都是如此。这样，写、读之间才会产生共鸣。
在小说集《我戴上花头巾·自序》中，作者易和声说，她是因为命运不济，彷徨无路，心中充满了苦涩、虚空、憧憬、祈盼，这才在愣征、咀嚼、感悟、叩问之余，“灵机一动”地开始了小说写作的；从此，她的生命中便有了愉悦和曙光，安慰和拥有，“放弃了它的功利主义的一面，写作便剩下了自娱自乐的清香”，“即使长时间搁置，心中也总漾动着一股温馨和激动”。以我对她的了解，我知道这里每一句话都很诚实。
她从事编辑工作之余，写作十多年，精选所得仅这么二十几万字，除去客观因素之后，可知她是心有所需，才情不自禁地动笔的。既不想引起轰动，甚至也不希望博得多余的注意。“留给自己；给朋友看一看”，她说——在我的印象中，她确乎永远都是这样淡泊而恬静，恰好证明了她的可贵的真诚。
但这同时又证明了：文学对于善良的普通人来说，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我甚至想：那些既被生活所累，又的确心灵极苦的人们，其拒绝和抛弃文学，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呢？我这样一边读，一边想，我知道自己已经是在仔细而专注地聆听一位同类人和同道者的心音。我常常遭遇这样的情形，当我“发现”谈话者是一位诚实的写作者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被他（她）的话语所吸引。这时候我的灵魂特别安怡，心泉汩汩地流淌，无声，但不时泛起复杂的涟漪。我喜欢这种感觉，温馨和激动给我以弥足珍贵的人性、人情、人道的亲切。尽管与此同时，我所体验和见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乃至悲欢离合等等，也一齐拥塞着我的心胸，使我长久地、长久地不能释然。
善良的普通人的“活法”，从来如此。面对历史的强横和现实的迫压，他不能战斗，也无法抗争，但他可以自救：从自己灵魂的苏醒和精神的向往开始。他用自己所特有的方式，这方式实际上别无选择。那就是，怎么说呢？用学者散文家周国平的话来表述，即：“正是在变幻和磨难的极点，我会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用真理和谎言救助自己。”而我想要补充的则是：同时也与同类人和同道者互救——当你“与读者谈心”之际，那就是在相濡以沫、同舟共济了，而这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人间情事啊！
易和声的小说中，也充满了这样的“真理和谎言”。以前者言，其《我戴上花头巾》一篇即很典型。这是一篇极其真实、细腻而又“苦涩、虚空”的文字。其功能是甚为微妙的：女主人公由于生存的窘困，用一块花丝巾包头，并在脑后精心地扎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不想顿时成为了一场逐美风潮的先驱者，只是首创权却被归于无数平庸的追波逐浪者名下；一位知情人愤怒而好心地说出了真相，于是，风潮骤然消失，人们顿感索然无味，比无聊更无聊的无聊成为一团巨大无比的阴影，笼盖了曾经疯狂失度而今却死寂难耐的生活，女主人公的生存窘困，由此变得更加深刻——她的苦涩与虚空，使得她与那位知情者彼此成为惟一的知己，在弥漫世间的“那种非驴非马的朦朦胧胧的意境”中，他们相濡以沫，但他遽尔逝去，女主人公幡然有悟，心灵反倒从此变得很充实。作品的思想含蕴丰富，它可以引出关于遮蔽与揭穿、美与丑、苦涩与甜蜜、虚空与充实等诸多话题，你可以依此进入哲理的沉思并获得鲜活的感悟。说实话我喜欢这些：其形而下与形而上的互含是如此有机，令你在感叹之余还可以品尝联想与思维的乐趣。但我也欣赏这样的感触和妙语：“世界太让人费解，人们太让人难测”，“不管怎样，还是做人好”，虽然人同时也由衷地赞叹，那些像“黑色的溪流，永不止息”地“移动着”的蚂蚁，“真是些有意思的小东西”——生活中充斥了谎言，但易和声说出了真理。
可以感觉到诚实的作者，同时是一个柔情缱绻的人；她的女性所特有的细腻，却又同时很富于个性色彩。她不断地诉说并感受着生活的真实，这使得她的心中，总是埋藏着一种绵长的忧郁；但我发现，其内里面最为独特而显明的东西，不是少女的感伤，而是中年女性平和而深沉的愁苦。这应当就是她的文字的个人化的特征了——她说：“我真想流泪，但却哭不出来”，也就是说，在她的文字的强烈的“年龄感”的背后，是成熟女性历尽了坎坷与苦难之后的“沧桑感”；但这里没有粗犷而悲怆的风景，一切都发生在那个敏感、内向、柔弱而倔犟的内心里。是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在生活中，她的情感的触发，都缘于几近于“无由”的细小而琐碎的日常体验之中；但惟其如此，这种“几乎无事的悲剧”感，不是比来自突发性的大起大落，天灾人祸的痛苦与愤怒，更加深刻、持久、难耐以至于令人窒息么？而易和声作品中的“年龄感”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沧桑感”，还非常突出地表现在这样的写作“规程”之中，即其中尤为让人难以遣怀的精神折磨，实际上不是女主人公“当时的境遇”而是“事后的追悔”，她写这种东西的时候，那种愁肠百结、如泣如诉的情调，我感觉，是要令“男人”也要为之而平生凄恻甚至勃然动容的。也许你可以说，像《病室风情》、《人间冷暖》这样的篇什，写得还有点表面；但在像《寂寞人生》、《秋色迷蒙》这样的作品中，就已经非常的内在了——《情系何方》、《归程茫茫》等篇当然也是如此：这些作品里面都有一个令人柔肠寸断的爱情故事，但它们从形态到内涵，都与一般的爱情题材小说包括擅长此道的女性作家的热烈诉说很不一样。它们不以“个中人”的富于戏剧性的传奇而催人泪下，却总是以“过来人”的愣怔、咀嚼、感悟、叩问，以及内中所包含的苦涩、虚空、憧憬、祈盼——由于机已失，时不来，使之已演化为一种强烈的悲剧感——而让人惊心动魄。能够从生活中体味出如此令人揪心的意味的文字，我以为它们确是“血管里流出来的血，头颅里流出来的脑浆”。易和声是坦白的，她发现了真理，就“用心地写”出真理。而与此同时，我以为这所写的爱情本身，毋宁更应看作是人生的象征：它确是一杯难咽的苦酒啊！
但纵使——惟其如此，作者的心灵又并不封闭。在那些个人化的内心沉吟之中，所深藏的，是对人的关爱和对整个生活的渴盼。这在像《消失的矮屋》、《幽静的山村》和《魂萦湘江》这样的作品中，体现得最为鲜明而耀眼。而这几篇正是我所尤为喜爱的。从作者主观心旌的透露而言，我以为它们虽同样写出了一种永恒的悲剧感，却又可以说让人感到一种通体的明亮：母亲与父亲们毕生的悲苦，是远古以来最善良的普通人以往生存惨状的精炼的缩影；然而，你同时会从其不幸的人生中，看到一种执着、坚忍、热烈与悲壮。这是平凡中的崇高，一种“不管怎样，还是做人好”的无言而豪迈的宣告！我们不赞美苦难，并且痛恨苦难，但惟其如此，我们可以有被迫弯曲的骨骼，却更加应当有不弯曲的心灵。对于善良的普通人而言，它并不复杂：首先就是坚守自己那颗在世世代代的苦难生涯中传承下来的向善之心。是啊，世事如白驹过隙，白云苍狗，谁都一言难尽；但是，你看，“只有那一颗大树仍然站立在洋房的门前，也许，这是前辈人留下的可资利用的最后一片绿阴”。作者与我们一样悲喜交集。
这源于我们共同的生存境遇和人的本质。鲁迅曾说：“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矢志追求真理的人，何以又要诉诸谎言？周国平说，那是为着“救助自己”——也许惟其如此，我们才不得不重蹈鲁迅的覆辙？我们的确看到，易和声在洞见了真理之后，也相信了并且宣扬着谎言呢！在《白雪莹莹》中，她的嘎妮，无意中邂逅了一位比她自己更不幸的瞎子；她的悲悯之心令她慷慨地付出自己的同情与施舍；然而，奇迹发生了：她发现被施舍的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