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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性接触
我们怎样才能使彼此双方都明白我们之间的接触是非性关系的呢？我们有办法，那就是在信号之外再做出一个姿势，在明显的体态语言之上再传递出表意更深的体态语言，我们在一条联络带上传递出两种信号。
在有些场合，要让伙伴知道，性活动方面的信号不应该那么严肃地、正儿八经地理解，方法之一便是提及客观事实，即这是事务会议，或是教室，是心理治疗小组。这种方法简单得很，就象眼睛的动作、姿势，或者把头朝向权威人士，或者朝向集会上的其他人。
把性关系与公事区分开来的另一个好办法是不让性关系方面的体态语言信号充分表现出来，省略掉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事务会议上，挨得很近地坐在一起的两个人，一旦面对面地坐在一块时，可能会采取性关系的态度，但也可能使他们的身体的某些部位调转开。或者，他们会伸出双手把其他人也包括在他们的秘密圈子之内。他们会用眼神来消除情人般的接触，或者提高嗓门把房间里的其他人全算在谈话对象之内。
不论在哪种场合下，性接触都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个泄露出来的因素可能是暗送秋波，窃窃私语，搂肩搭臂或其他任何亲呢的行为。
另一种情景置于非性关系水准上的方法，但是运用否认者，也就是在谈话过程中提提自己的妻子、男朋友、未婚妻等等。这样就可以把谈话情景带到一个恰当的中心去，并且巧妙地告诉对方，“我们是朋友，而不是恋人。”
这又回到了谢费伦博士的论点上了，他相信行为都是以特殊的基本单位出现的，它们构成了整个的行为模式，如果省略了某些基本单位，那么最终的仪式也就不一样了。在这情况下，它就由性方面的活动变为其他方面的活动，但仍带有强烈的男女相互作用的气氛。干的是日常工作，但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性感打趣又为它增添了几分乐趣。参与者并不期待从中获得性欲满足，但他们仍然利用了他们之间存在着性别差异这个事实。商人运用带有性别特征的体态语言信号使某种关系易于为对方理解和接受。知识分子把它当作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心理治疗专家用它来帮助造成心理治疗的情景。但他们都明白，他们只不过是在利用性别差异，目的并不在于得到性欲的满足。
然而，也不能保证在这些情况下性感关系决不会产生。已经有不少教师与学生之间有性行为发生，男商人与女商人之间，治疗家与病人之间也同样如此。这就为所有这些接触提供了一种刺激甚至赋予它们诱人的希望。
这些半性接触发生得如此频繁，以致它们成了我们文化中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发生在家庭以外，而且也出现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主人与客人之间，甚至两个女人或两个男人之间。在这种具有性别差异但却与性欲无关的关系中，一个随时都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是，它不是真正的性接触。条件限制与否认者从头至尾都起作用。如果这种接触进行得恰当的活，就决不应该有一位伙伴突然走上前来说“我想你的意思是说……”这种可能性；也不会出现另一个人必须辩解“啊，不，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种可能性。
谢弗伦博士指出，有一些心理治疗专家，他们有意识地利用这种调情行为来唤起他们的病人的兴趣。治疗专家可以通过一种性挑逗手段来使一个索然寡味、冷若冰霜的女病人说出心里话。当然这种性挑逗完全是体态语言方面的。他可以用炫耀的方式理解他的领带、袜子或头发，以传递出性的趣味，但他当然必须让病人知道他真正的非性动机。
谢弗伦博士描绘过全家人去看治疗家的情景。这一家人包括母亲、女儿、祖母和父亲。每当治疗家想同女儿或祖母谈话时，坐在他们之间的母亲就会用体态语言传递出性的信号，这种方法可以用来把心理治疗家的注意力引回到她身上。这是一种调情的作用，当女人们不是被注意的中心时，她们就会非常普遍地利用这种方法的作用。她会噘起嘴巴，交叉双腿并把它们伸得老长，把手放在屁股上，使身体前倾。
当心理治疗家无意识地对她的“献媚”作出反应。重新拉一下领带，理一下头发或身子向她倾靠时，坐在母亲两边的女儿和祖母都会交叉起双腿，并从两侧伸出各自的一只到母亲面前，“将她封闭起来”。母亲这时又会停止输出性的信号，身体稍微往后靠靠。
在这整个体态哑谜中，最有趣的情景大概是女儿和祖母用腿把母亲封闭起来的这一动作是在父亲的暗示下进行的。他发出的信号是把跨着二郎腿的上面那只脚上下摇动，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治疗家、母亲和父亲共同造成的，可他们并没有哪一个意识到他们自己的信号输出。
根据对具有性别差异但却与性无关的这种行为所进行的精心研究，谢弗伦得出结论说，当两人中的一人被他人吸引住，或者因某种原因而调过头去把对方晾在一边时，这两人之间通常就会出现这种性非性（Sexual一non一Sexual）的行为。在一个更大的小组中，比方说，一个家庭，一次工作集会或一堂课，当某个成员被他人所忽视或排除时，也会发生这种行为。被排除在注意力之外的人会以性感的方式炫耀自己，以便重新回到集体当中。当小组中的某个成员要起身告退时，其他成员也可用这种方式把他唤回来。
在所有这一切当中，重要的是在于弄清信号，弄清把异性间的求爱与其他那些与性爱无关的活动区分开来的限制信号。谢弗伦认为，这两者极易混淆不清。的确，有那一些人，他们常常混淆了对这些性信号及其限定者的输出与接受，结果弄到尴尬的境地。由于心理学的原因，也有一些人尽管不能实现性活动方面的接触，但仍以性诱惑的方式与人交际。特别是当他们不应该这么干的时候，他们恰恰是这么干了。
这些人的混淆姿态不只是引起了性冲动，而且当他人并未表现出性冲动时，他们也从人家身上看出了这类冲动。这是众所周知的典型的戏弄，或者是自以为人人都对姑娘图谋不轨。
另一方面，谢弗伦也列举了这么一些人，限制信号明明告诉他们求爱并不真正是性关系方面的，但他们对这些信号就是视而不见。这些人常僵持在一般的与性爱无关的情景中，不知告退。
我们怎样才能学会这些情景下的体态语言？我们应该如何弄清正确的解释、正确的否定者和限定信号，以便使性关系方面的求爱恰当地转化为其他事务方面的活动？这一切我们应该怎样去学习呢？这实在太难以回答了。有些是教会的，有些是传统文化使然的。当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而与其社会隔离，没人教他如何正确理解这些信号时，他可能会遇到诸多麻烦。对他来说，在有意识的层次上他不知体态语言为何物；在无意识的层次上，他又从未使用过体态语言。
8、举手投足之间
求救呼号
病人几乎还是个孩子，只有17岁，但他看起来年龄还要小些。他苍自、瘦削，脸上露出古怪难言的神色，仿佛当初某人想好了怎么创造他并试囹消除他的特征，但只不过使他的特征模模糊糊、不那么明显而已，没能做到完全抹掉它们。他穿着打扮随随便便，邋里邋遢。他坐没个坐相，无精打采，要死不活，手臂懒洋洋地抱在胸前，目光呆滞，他走动时动作紧张拘谨。当他终于可以休息时，他更是萎靡消沉。
治疗学家偷偷看了一眼手表。谢天谢地！时间总算到了。他勉强挤出一个笑脸：“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见。”
这个男孩站起身来，耸耸肩膀：“什么今天明天的？你用不着为明天操心。我敢肯定今晚以后一切都将不存在了，对我来说不会有什么明天可言。”
洽疗学家站在门边说：“别跟我来这一套，唐，过去半年来你每个星期都威胁说要自杀。”
男孩子呆呆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就走了。治疗学家站在那儿失神地盯着门框。唐是他那一天所接待的最后一位病人，按理他应该感到心安理得、轻松愉快才对。可是他胸中却充满了不安，并且，这种不安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他想静下心来做些记录，但办不到。有些事情，关于那个男孜的事情，在烦扰着他。是这个男孩说话的方式吗？是他关于自杀的威胁吗？但是以前他也多次扬言要自杀呀。这一次威胁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那么，治疗学家现在又为什么如此心烦意乱？他记得，在和这男孩谈话的过程中，自己就产生了这种不安的感觉，这孩子是多么被动啊！他回忆起了这个男孩的姿势，他活动时动作的幅度大受限制，那么拘束，他甚至不敢正视自己的眼睛。
治疗学家心神不定地想起了这一全过程的憎景。无论如何也说不清究竟为什么，反正他确信这次和从前大不相同。这一次男孩子真的是想自杀了。然而，是他说的话不同寻常吗？在这次交谈中，他说了些什么以前从未说过的话呢？
治疗学家到架子上取下隐藏的录音机。每次谈话的内容他都用这种方式保存下来。他把这次谈话的内容放出听了一遍。男孩子的整个谈话没有任何地方暗示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只是语气平淡，毫无生气。
治疗学家的不安感越发加重了。不管怎么说，这男孩在谈话中送出了一个信息，他不得不相信这个信息，尽管他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最后，他一半怨恨自己的粗心，一半也庆幸总算察觉了这一信息。他打电话告诉妻子，说他恐怕要晚些时候才能回家，然后就朝男孩子的家奔去。
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简单明了。治疗学家的判断是对的。男孩子确实打算自杀。他径直回到家里，从家用药箱中取出了一瓶药，并把自己锁在他的房间里，幸好治疗学家及时赶到。他使男孩子的父母毫不犹豫地相信了这一切。家庭医师用催吐药把男孩子的胃弄干净了。茫茫的暗夜中露出了启明星。这次事件成了这位孩子治疗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自那以后，治疗效果便象登山一样步步升高，越来越好。后来，治疗学家的妻子问他：“你为什么去男孩子家里呢？”
“我不知道。除非——唉，没法说清，并不是他说了些什么。但是，好象有个什么东西对我小声说，男孩子这次是真想自杀了。他向我做过暗示，但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或许这种暗示在他脸上，在眼睛里，或者是手上。也许甚至还表现在他看我的那种方式中，表现在他对我讲的笑话反应冷淡这一事实中。要知道，我讲的那个笑话是肯定会引人发笑的。他不必说什么话，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切都在告诉我，这一回他就是那个意思。”
这一事件不是发生在今天，也不是发生在过去的十年里，而是二十年以前。今天，几乎任何一个优秀的治疗学家都不仅会接收信息，而且也会弄清这一信息的传递方式，弄清病人给了他什么暗示。
毫无表情的面孔，无精打采的姿势，抱起的双手，这些都会详细说明一个含意，象任何有声语言那么清楚明白。在体态语言中，男孩子已在告诉治疗学家他想干什么。语言已不再起任何作用。他常常用有声语言徒劳无益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