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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生动有趣的描写中，有一种眼光被奥特加称为“最有效、最美妙、最迷惑人、最富于进攻性”的眼光。他认为这种眼光是最复杂的，因为它不仅是偷偷摸摸的，而且又跟偷偷摸摸恰好相反，因为它表明了它正在看。这是用眯缝的眼睛投射出来的一瞥，是瞌睡的眼光，或审慎的眼光，或赞许的眼光，是画家往后退着投向他的油画作品的眼光。这是法语称作“Les yeux en coulisse”（偷看）的那种眼光。
描述了这种眼光之后，奥特加说，眼睑几乎关闭了四分之三，似乎要将眼光遮蔽起来，但实际上眼睑把眼光浓缩了，“象箭一样将眼光射出去”。
“这是看起来仿佛昏昏欲睡，但在甜甜的睡意后面完全清醒的一双眼睛所射出来的眼光。具有这种眼光的人真是占有了一笔财富。”
奥特加说，柏里斯（Paris）正是用这种眼光来博得他人的垂青，路易十五杜·巴里（Louis XV’s Du Barry）想必就具有这种眼光。卢西恩·吉特利（Lucien Guitry）也一样，在我国好莱坞，罗伯特·米彻姆（Robert Mitchum）肯定具有这种眼光。多年来，这种眼光把他立为男子汉的象征。梅·韦斯特（Mae West）也仿效了这种眼光。法国女演员西蒙娜·西格诺雷特（Simone Signoret）出色地控制了这种眼光，以致人们难于理解，为何到了中年，她仍然是个非常性感、很有魅力的女人。
文化不同，眼神不同
认识到眼睛是一种交际手段，或眼光含有特殊的意义。这已不是什么新发现，在史前的传说中，注视是某种常有强烈情感附于其上的东西，在某些场合下曾是被禁止的。洛托的妻子因为往后看而被变为一根盐柱，俄耳浦斯由于看了妻子欧律狄刻一眼，就永远失去了她。亚当尝了智慧之果后，就不敢看上帝了。
注视的意义是普遍的，但我们通常都弄不清我们怎样看或怎样被人看。在我们的文化中，诚实要求我们看人时正视他的眼睛。正象一位校长最近在一所纽约市立中学所发现的一样，其他文化有其他的规则。
这所中学里有个15岁的波多黎各姑娘，她和一群姑娘一道，在厕所里被人抓住了，怀疑她们抽烟。这群姑娘中的多数人是出了名的捣乱分子。虽然这位名叫利维亚的姑娘并无“前科”，但校长在和她进行了简短的谈话之后，确信她罪责难逃，并决定把她和其他那几个姑娘一起开除出校。
校长后来向人们报告说：“不是因为她说了些什么，而是她的态度使人相信她是有罪的。她身上有某种狡猾而可疑的东西，她就是不愿正视我的眼睛，甚至不愿看我。”
的确如此，利维亚在同校长谈话时，以一种不言自明的犯罪态度呆呆地凝视着地板，不肯正视校长的眼光。
“但她是一位好姑娘，”利维亚的妈妈坚持说。不过，这话不是对校方说的，因为校长认为利维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捣蛋鬼，她没有理由向学校当局提出抗议。她母亲只好向邻居和朋友们辨明事实。结果，第二天早上，许多波多黎各父母来学校示威了，威胁性的骚乱引起了一场可怕的哄闹。
谢天谢地！约翰·弗洛里斯在这所学校教西班牙文学。他跟利维亚家是仅隔着几户的邻居，他鼓起勇气找校长面淡了一次。
“我很了解利维亚和她父母，”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校长，“她确实是一位好姑娘，我敢肯定在整个这次件事中出了某些差错。”
“如果我们弄错了，”校长不愉快地说，“我将乐于改正。外面有30位母亲高声叫嚷着要放我的血呢。但我曾亲自问过孩子，如果我看到过脸上表现出的有罪的神色的话，那么就是这一次了一一她甚至不肯抬头看一看我的眼睛！”
约翰轻松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十分谨慎地向校长解释了波多黎各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常识，因为他刚来这所学校不久，不敢轻易得罪上司。
他说：“在波多黎各，一个好姑娘，一个有礼貌的姑娘决不正视大人的眼睛。她们这样做，是尊敬与服从的象征。要利维亚正视您的眼睛，就跟要她去干坏事一样困难，或者说，就跟要她母亲来找您倾吐满腹不平之气一样困难。在我们的文化中，对一个值得尊敬的家庭来说，这种行为是无法接受的。”
幸好，校长是个知错能改的人。他把利维亚和她父母，还有那些愤愤不平的邻居们全叫进来，再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由于约翰·弗洛里斯的启发、指点，校长明白了利维亚并不是出于反抗才避免正视自己的眼睛，而是为了保持一种最基本的娴静端庄的姿态。他此刻才发现，她的狡猾其实是羞怯。实际上，当会议继续进行，她的父母如释重负时，校长认识到利维亚确实是一个温文尔雅、讨人喜欢的姑娘。
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更有意义一一但那显然是另一个故事了。在上述这个故事里，特别有趣的是校长竟把体态语言信号弄混了。他为什么会如此明显地误解了利维亚的行为所传递出来的全部信号呢？
利维亚在用体态语言说：“我是个好学生；我尊敬您，也热爱学校。我太敬重您了，以致难以回答您的问话，难以毫不害羞地大胆瞧着您的眼睛，难以在您面前为自己辨护。但我的这种姿态肯定把这一切都告诉您了。”
这么一种明显不过的信息，怎么会被理解成下面这种意思呢？“我蔑视你！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是一个不诚实的孩子，所以我不想看你，我会巧妙地避开你的问题。”
答案当然存在于文化之中，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风俗，也就具有不同的体态语言。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眼神，同一眼神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意义。
例如，在美国，男人不应该打量一位妇女，不论打量多长时间都不行，除非她用体态语言信号向他表示许可，比如，一个微笑，回眸一望，正视他的眼睛，等等。而在其他国家，起作用的是与此不同的规则。
在美国，如果一位妇女盯着某个男人看得太久，她是在聚精会神地作出词语上的接近。她的信号在说，“我喜欢你。你可以向我靠近。”在操拉丁语的国家里，虽然身体动作还是比较自由的，但这样一种眼光可能就是毫不掩饰的肉体上的“勾引”了，于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利维亚这样的姑娘不会盯住校长的眼睛了。
况且，在我国，也不允许两个男人互相较长时间地凝视，最多只能简短地瞥一眼，除非他俩是想打架或者结为密友。长时间地打量他人的人总会使对方感到难堪、心烦，并开始怀疑：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这里再举一个关于打量规则的严峻的例子。如果某人凝视我们，我们的眼光碰上了他的眼光，并且发觉他在凝视，那么，他的当务之急便是赶快调开眼光。但假如我们“捉住”了他的眼光之后，他仍不移开，我们就会变得很不舒服，并且意识到要坏事了。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又一次感到难堪和心烦。
长时间凝视自己
为了弄清视觉交际中的某些原则发生作用的方式，哥本哈根的吉哈特·尼尔森博士在其对自我控制的研究中，分析了主体的“眼神”。为了发现被会见者什么时候、用多长时间来打量会见者，他拍摄了会见的情景，并且用慢镜头多次重复放映。
虽然他开始这样做的时侯，对会见中一个人将会多长时间地打量另一个人这个问题并无清晰的认识，但他惊异地发现，实际上打量的时间很短，打量会见者最多的那个人，百分之二十七的时间仍然是看着其他地方。而对会见者看得最少的那个人，百分之九十二的时间都把眼光调开了，有一半被会见者在他们被会见的时候，一半时间是在看其他地方，一半时间是看会见者。
尼尔森博士还发现，人们说话太多，则极少看对方；听得越多也就看得越多。他报道说，他估计人们听得多时，他们互相看得也多，但奇怪的是，他们说得多时看得就少了。
他还注意到，当人们开始说话时，他们先是不看对方，他解释说，在说、听、看和调转眼光之间，有难以捉摸的时间规定。许多人每做四次发言，其中就有一次是刚好在谈话开始之前或之后就立即把眼光调开。少数人是在自己的发言进行到一半时，就移目他视，不看对方。有一半发言者在结束谈话时，都瞧着他们的谈话对象。
至于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谈话中都不肯正视对方的眼睛，尼尔森博士相信这是避免精神涣散的一种方式。
一瞥有多长时间
特拉华大学的拉尔夫·V·埃克斯莱茵博士（Ralph y·Exline）所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包括40个男人和40个女人，他们都是大学的新生和二年级学生。在研究中，一个男人会见20个男生和20个女生；一个女人会见另外20个男生和20个女生。一个会见者向半数学生提出关于个人秘密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他们的打算和愿望，要求和忧虑等方面的问题。另一个会见者则向他所会见的那一半学生提出关于他们的业余爱好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关于读书、看电影、参加体育活动这类的问题。
埃克斯莱茵博士发现，当学生们被问到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时，他们不象被问到娱乐方面的问题时那样频繁地注视会见者。不过，在这两种谈话内容的会见中，女生都比男生更频繁地注视会见者。
从这两种研究以及其它类似性质的研究中，得到的结果似乎是，假如某人在说话时不看人而看着其他地方，往往也就意味着他仍然在为自己辨解，不想被人打断。
在他暂停的那一时刻，如果他的凝视与对方的凝视相遇，二者凝固在一起了，这就是一个插话的信号。如果他暂停说话，但并没有盯着他的谈话对象，这一动作的意思是他还没说完呢。他是在送出信号：“这就是我想说的。你有什么回答呢？”
当你正听说话时，如果你把眼光从对你说话的人那儿调开，这也是一个信号：“对你所说的那一套，我并不感到特别满意，我持保留意见。”
如果你在说话时不正视对方，这可能意味着：“对我所说的事，我并没有什么把握。”
如果你边听边注视着说话者，你发出的信息就是“我赞成你。”或者“我对你的发言很感兴趣。”
如果你边说边注视着听者，你可能正在表明“我对我说的话有把握。”
把眼光从对方身上调开，这其中也有故意隐瞒的因素。如果他说话时你朝别处看，你是在用体态语言示意“我不想让你知道我感受如何。”假如对方是在批评你或侮辱你，那情形尤其是如此。这有点象驼鸟将自己的脑袋埋在沙里。“如果我看不见你，你也就无法伤害我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孩子们在挨骂时不肯注视大人的眼睛。
总之，此处的情形远比正视对方的眼睛或眼光复杂得多。谈话期间把眼光调开可能是隐瞒某事的方式。因此，当他人调转眼光时，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在欺骗我们。如果要骗一骗对方，有时我们也可以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