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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鸣不平传统：身为读书人，面对东风袅袅、花香鸟语的春光，过着贫穷负薪的生活，听到声声燕语，都觉得像是讥笑自己。布衣寒士窘迫的心境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姜夔刘过竟何为，空向江湖老布衣”，南宋科场“奸弊愈滋”，“不学之流，往往中第”，“才者或反见黜”，弄明白这一点，才能读懂江湖诗人那看似恬淡眼神中隐藏的巨大悲哀，才能理解为什么英才荦卓如刘过、姜夔、戴复古辈穷困潦倒、布衣终生；才学俱秀的乐雷发考了一辈子科举，也只是靠了弟子姚勉登科高中，上疏让第，才讨得一个翰林馆职。很多人在科举无望和经济拮据的双重压力下，放弃举业，自处“江湖之远”。江湖诗人写奔走干谒的游士生活和情感，带着殷切的希望，发语诚恳，言为心声，这正是江湖诗作的真处，是它的生命之所在。这是士大夫兼官僚的上层文人不曾也无法涉及的。若是江湖诗作中没有这种俗气，那就不是活生生的江湖诗人了。更重要的是，身处困境而四顾无援的游士们终于意识到精神产品的价值，手中的诗稿可以换来衣食钱财，用今天的眼光审视，它分明凸显出了艺术市场价值规律的支配。今人张宏生指出：“它意味着诗歌由对政治的依附，转为兼对经济的依附；诗歌在客观上进入了市场，也就出现了诗人有作为一个职业而独立存在的可能。”〔1〕于是，本书作者发出振聋发聩的一问：“这以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现当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的职业诗人出现了没有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苛求、取笑八百年前江湖诗人迈出的‘第一步’呢？”
求俗：平民意识的人格显现
江湖诗人坦白率直地将自己的物质欲求宣之于诗歌，在这些字符的奇妙组合下，五彩明灭，祥云变幻，金钱华居、醇酒美人，一一呈现。他们丝毫没有顾及当时士大夫尖刻的嘲讽，也没有想到竟然招致千年难洗清白的“尘俗”的恶谥。
面对这种“尘俗”，陈书良教授发现了其中潜存着的冷热两极转化的生动的精神力量，认为，正是有这种精神力量伴随始终，才使得他们的“尘俗”具有特殊价值。这种精神力量就是平民意识。
江湖诗人的眼光是向下的，他们常常关注民生疾苦，在叙写咏叹中体现出他们的平民本色。江湖诸集中出现了大量的为劳者“代言”的作品，如赵汝的《翁媪叹》、《耕织叹二首》；利登的《田父怨》、《野农谣》；戴复古的《庚子荐饥》六首、《嘉熙己亥大旱荒庚子夏麦熟》六首、《织妇叹》；乐雷发的《逃户》；赵汝绩的《无罪言》；宋伯仁的《民夫》、《村姑》；朱继芳的《农桑》，等等。
在这些诗歌中，作者不像以前的诗人那样置身事外，而是就把自己作为悲惨生活和艰辛劳动中的一员。如利登的《野农谣》，揭露讽刺州县官员“劝农”的把戏。劝农，似乎是关怀农民，可是，农民种田原为衣食，何用官府来“劝”？农民不识字，张榜劝农有何用？它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的官样文章而已，说穿了，是为了秋后收税。诗的末尾说：
今年二月春，重见劝农文。我勤自钟惰自釜，何用官府劝我氓？农亦不必劝，文亦不必述；但愿官民通有无，莫令租吏打门叫呼疾。或言州家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农惟此日。
钱钟书《宋诗选注》说：“唐以来讲‘劝农’的诗很多，像利登的同时人郑清之、许及之、刘克庄、方岳等就都写过这类诗篇……也都是打着官话，只有利登这首和谌祜的《劝农日》反映了惨酷的真实情况，说出了人民的话，揭穿了官样文章。”有理由相信，利登所描写的，可能就是亲身感受和体验，表达的就是自己的愤懑和怨恨。
江湖诗人的“俗”，也表现在描写俗世俗人。读江湖诗人的诗歌，常常能感受白话化、世俗化的冲击，“诗至庆历后，惟畏俚俗”已被冲击得溃不成军：
小雨初晴岁事新，一犁江上趁初春。豆畦种罢无人守，缚得黄茅更似人。（利登《田家即事》）
芦花荷叶晚秋天，雁影横斜远水连。频唤买鱼人不应，偷忙撑入怕官船。（俞桂《买鱼》）
这些诗与以往的山水田园诗不同，丝毫没有高蹈出世之情和士大夫格调，作者特别关注平凡而有情趣的细节，对平常琐细的生活表现出特别的欣赏，写来字里行间充满平民欣赏趣味和民间气息。
有俗境则有俗人，江湖诗人笔下的俗人千姿百态，世相纷呈。这里有家境清寒的士子，“寒儒家舍只寻常，破纸窗边折竹床”（戴复古《家居复有江湖之兴》）；有送儿读书的农夫，“田夫龙钟雪色髯，送儿来学尚腰镰”（《陈鉴之《题村学图》》；有偶尔进城的村翁，“为了官租才出市，归家夸说与乡村”（朱继芳《城市》）；有忙里忙外的村妇，“抱儿更送田头饭，画鬓浓调灶头烟”（叶绍翁《田家三咏》）；有潦倒一生的老儒，“窗下老儒衣露肘，挑灯自拣一年诗”（刘克庄《岁晚书事十首》）。这些俗世中的众生相，农夫田妇、家僮奴婢、贩夫走卒、媒人倡优、巫医相卜、乞丐僧道，活灵活现，构成了南宋中晚期底层社会生活的画卷。而且，这些俗世俗人形象，在以前的诗歌中很少出现过。
江湖诗人的尘俗还在于语言的平易通俗。本来就平民意识浓厚的江湖诗人纷纷有意识地向流利浅易发展，“作文字如写家书”，线性思维平易顺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江湖诗人诗歌创作主流。有些江湖诗人还大量运用口语俚语。如危稹《接客篇》：
接客接客，高亦接低亦接。大儿稳善会传茶，小儿琅跄能作揖。家人不用剪髻云，我典《唐书》充馔设。《唐书》典了犹可赎，宾客不来门户俗。
将传统诗歌的常用语汇与日常生活语言、俚语俗谚用近乎文章的语序组合，一扫江西诗派的学究气。本书作者据此认为，这种语言形式上的俗化，是江湖诗派对传统诗歌的重大改革，它从上远接元、白，而从下遥启五四白话诗。这样，书良先生独具慧眼地发现了江湖诗派之俗的真正价值。
南宋正是雅文化衰落、俗文化逐渐兴盛的转折时期，说话、南戏这类以市井小民、田夫野老为受众的俗文化蓬勃发展，江湖诗人生活在市井小民中间，对俗文化的耳濡目染是不争的事实。乐雷发有首《秋日行村路》诗：“儿童篱落带斜阳，豆荚姜芽社肉香。一路稻花谁是主？红蜻蜓伴绿螳螂。”在豆荚、姜芽、社肉、稻花等俗物营造的环境中，红蜻蜓配上绿螳螂，给人以“尘俗”的感觉。这种尘俗感觉，使人耳目一新，让人仔细品味俗文化的滋味，从而在底层的世界同样得到另一种审美的享受。应该说，西施贵妃们的香体和引车卖浆者流的浊汗，都可以成为画家笔下美的素材。江湖诗人的情怀学养，难以和北宋的苏、黄相较，面对俗人俗世，他们无法转化为雅，因而他们就勇敢地“以俗为俗”，用平民的眼光对待一切，这才是江湖“尘俗”的积极意义所在。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正是南宋中后期平民意识涌动的体现。
“唤起江湖千古事，听涛馆外雨潇潇”。本书作者书良兄是一位极具个性的江南书生。他出生于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童年即攻读国学经籍，青年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以一搬运工人而考取武汉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深受朴学家吴林伯教授赞赏；回湘后长期担任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著述为学界推重。有斯人也，有斯著也！
注释：
〔1〕《十三世纪的诗坛劲军——谈南宋江湖诗派》。
人性之我的真情流露
——《柔石日记》读后
？ 魏邦良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是读了鲁迅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才知道柔石这位作家的。从鲁迅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和柔石的关系非同寻常。
在鲁迅笔下，柔石善良、厚道，品德近乎完美，这样的人当然令人油然而生敬意，但却让人敬而远之。不过，笔者最近偶然看了一本《柔石日记》，这才发现，柔石有杰出、高尚的一面，也有凡俗、普通的一面，而且普通得和笔者不相上下。
柔石找鲁迅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解决生计，为稿子找出路。柔石在给兄长一封信中也谈到此事：
福已将小说三册，交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运命，不愁蹇促矣！
柔石找鲁迅的动机谈不上高尚，但也不能算市侩，换了任何一个人，处在同样的困境，恐怕也会产生同样的念头。
在敌人的牢房里，柔石大义凛然，义正辞严，显示了一种大无畏的勇气；而在《日记》中，柔石显露了另一种勇气——自揭其短，自剖其心。
二月十一日
一回想我这半月来的生活，我就不觉的泪珠流出眼中了！我的身陷入堕落破坏的生活之网里，我竟成被擒之鱼了！……每天起床总是日上三竿，非但邻家的小孩，说他的早餐早已吃了，就是我家的炊烟也早毕歇。
……夜里简直无从说起，不知做些什么事，大概和黑暗之气同化而同去了。然而刺激性和兴奋性异常强烈，同房异床计也破坏了，反而夜夜要求她。是结婚到现在所没有的奇怪，心如火一样，安慰的是温暖的柔身，简直自笑是成了蝗虫了！……以至精神愈萎靡，身体愈疲乏，日出三竿，才能起来了！书籍只有在身后自形懊伤，我也没能力去安慰它。学校中的理想只有任它在九霄云外怨恨，我更没有法子去追悼他。竟之，我是个沟渠中的孑孓，堕落青年了！
因为看不到理想，人就变得萎靡颓废，内心的苦闷也就通过性的方式发泄出来。梦醒了而又无路可走的青年，恐怕都有过类似的消沉、挣扎。看了这则日记，我们感受到了柔石当年的苦闷。
十月十日
一场好梦，也是我做客他乡的安慰。我眠在一间华美的房的床上，在我脑中袅娜的意人儿，坐在我的身边。许多人忽然出外了。我就邀伊同睡，好似对我的夫人一样。伊再三说不好，这在我们有礼教的关系。我恨极礼教，而且说伊是一个未明了人生问题的女子。最后，伊的娇态终为肉欲所感动，伊的贞洁终为我的真义所战胜了。
在道学家眼中，柔石的“一场好梦”也许是一种邪念的体现，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做这种“不健康”的梦定然源自内心深处一种不洁的念头。但我同意柔石的看法，这是“一场好梦”，也是他“做客他乡的安慰”。在我看来，柔石越做这种放纵的梦，越表明了他当时的生活之严谨。白天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半步，夜里，在梦里，就难免“越轨”了。
五月二十三日 今天的这一次举动——兽性的指头行为，真使我痛骂自己不是一个人，还不值得撕碎喂那头野狗！实在想不通，所谓人是如是的一件东西。所谓有神圣的心灵的人类，也是如是做的和下等蝗虫一样的动物！外界的刺激，真不知道是怎样一种刺激，竟使我内心的肉欲火焰猛烧起来。自己是知道的，这是一种青年的罪恶，用了多少清凉的水来倒注——看书呵，散步呵，和朋友谈笑呵，结果仍然无效。我也认清，这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