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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反右”运动中，连曾经红极一时的丁玲也落水，成为比“另类”文人沈从文地位更底的“异类”。沈从文在解放初期，以为丁玲可以帮他一把，硬着头皮求助，却被泼来一瓢冷水。如今处境穷窘的沈从文安然无事，显达的丁玲却连北京也不能再住，很快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去了。沈从文于1957年8月23日在青岛给夫人写信谈及此事：“丁玲事也想不到。工作了那么久，还一切只知有己，不懂党的整体意义。不懂得如何领导，鼓励更多数熟人倾向党，更多数人拿起笔拥护党，反而在内部闹。不明白自己也还学不够，知道的事情极少。即以文学而言，当时也近于‘福将’，并未甘苦备尝，底子不扎实，所以写什么，真说是每篇要像个样子，也难办到。自己根基不扎实，又不虚心谦退，还只想抓权，且闹小脾气，如何不出问题？又由于出身，对工农劳动成就，体会得似乎就还不大深！不明白党说的整体意义，是问题，居然想脱出作协，岂不是奇想？‘凡对党有好处就做，有损害处坚决不干。’这话本来还是丁玲向我说的，我倒比较老实的作了些实践，她自己却不会用。”这时候的沈从文竟表现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姿态。他以前所谓靠“帮口”上来的作家，就是指的丁玲等人。丁玲对沈从文的训斥，是站在党的立场上，但是，丁玲在党内斗争的失败，倒落得和党还沾不上边的沈从文来说三道四。沈从文在落寞中对文坛的每一次变化都甚为关心，并且自以为得到了精神的超越，有幸早退也“不幸言中”，对他人不乏同情也不免幸灾乐祸，这都是人之常情。
1957年夏天，受到批判的文艺界名人难计其数，沈从文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态度则更加明朗：“见（卞）之琳等发言，前一部分很好。后部分似不深刻。老舍有段在《文艺报》的自白，不好，有自夸处，特别是谈到在重庆时事，是否有人在提起他？他因为自己很写了不少。其实他的位置，不只是自己肯写写即成，主要还是帮助鼓励同道的都肯写，主要在帮同党做团结作家工作、鼓舞工作，目下还有许多作家不算接近党，写作或研究工作都不能说有充分力量用出，他有责任在这方面做点工作，正如同丁玲在党内作家应做而未做的一样。这方面靳以、巴金态度倒踏实一些，工作也做得好一些。”看沈从文的这段话，不能不想起当年的一些“黑五类”及其子弟，因为自己命运悬于一线，顾忌过甚，谨言慎行，每与人谈及政治，则不能不有一种无懈可击的严密语言，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反倒比一般基层干部正确深刻许多，但他们永远没有正式发言的机会。著名右派傅雷，一生啸傲权贵，敢与声势煊赫者当庭抗辩，他惟一想得到的职务竟是里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组长，他自以为比那些在讲台上高谈阔论的人更懂毛泽东思想。沈从文则希望在丁玲、周扬等全被开除出党的时刻成为一个组织上也“在队伍”的布尔什维克，律己甚严的沈从文确实认为自己已经在思想上入党。这样的心灵历史，真正是人类一段奇情。
沈从文早从文艺队伍隐遁，但他不是真正的隐遁，他观察着，注视着，琢磨着，他还希望立功。当然，他最可倚重的工具还是自己的文笔。当他知道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到还希望沈从文写点小说，情绪更为昂扬。1960年6月到9月，沈从文从北京到河北宣化，非为文物工作，而是请准“创作假”，来写作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得到这样的机会，必须有国家文物局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共同批准。沈从文写信对夫人说：“如照过去经验，能试写三章成功，以下即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即照写《边城》方式一星期写一章，年末完成初稿是可望的。如试写一二章文字无条理，头又转重，恐就得另想办法了。”
显然，写作不顺利。事情并非沈从文当年所想，只要有段清静时间就可以完成小说。好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并非都是呕心沥血，反倒多为万斛流泉不择地而出。沈从文在几年前谈巴金等老朋友的写作状态，那样的“不从容”，现在落到他来体会。思想压力太大，沈从文不久就病倒了。但他还是没有放弃，为要适应中国革命文学的要求，他对自己以前并不熟悉的俄罗斯文学重新学习。1961年1月下旬，沈从文在北京阜外医院记下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因为屠（格涅夫）在背景描写上加工，有长处。写人分析较少，让人从谈话中见性格，见思想，方法上还是有长处，比托（尔斯泰）时时用解释方法分析情感，倒是屠的方法比较自然。”在阅读中，沈从文感觉他自己的文笔比起这些大家，并不乏力。他说：“看看这些十九世纪作品，有另外一种好处，即使我引起一种信心，照这种方法写，可以写得出相等或者还稍好些作品，并不怎么困难。难的不是无可写的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来组织故事，进行写作。我想到的总还是用六七万字写中篇，至多有八万字，范围不妨小些，格局不妨小些，人事不妨简单些，用比较朴素方法来处理。如能得到较从容工作环境，一定还可以写得出几个有分量东西的。这自然也只是目下一种主观的估计，事实上脑子的使用还是有一定限度，未必能做到。最难的是作品写出来后，既能为自己批准，又能满足客观要求。看看近来许多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写土豪、劣绅、军官等等恶人通不够深入，写好人也不怎么扎实，特别是组织故事多极平凡，不亲切，不生动，我还应当试把笔用用，才是道理。”
作为一个早曾经历过写作甘苦的作家，沈从文有可能在比较选择中做出自己的决断。他的文学眼光是世界性的，也是历史性的，这时候的沈从文需要的是继续痛苦，继续磨砺，若蚕破壳，如翼飞天。他早年既耐过发表困难的煎熬，及壮更知道妨碍创作之症结，他的状态正处于突破的前夜。当时的中国作家，在台上的无法从政治漩涡、人事纠葛、应酬繁杂中超脱；也有智者如钱钟书，肚清心明，却绝意于小说。想写、会写、悄悄在写的只有沈从文。沈从文已经觉察自己的“不从容”，他也清楚从曹子建到曹雪芹那些好作品的产生因缘，他只要调整到“为自己批准”，就肯定是好作品。但是，他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很快，他得到了《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夫人张兆和的意见：1961年7月27日，张兆和在给沈从文信中说：“……对于文艺批评家的态度，以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对创作所采取的态度，你的一些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够全面，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这些个人情绪妨碍你看到许多值得人欢欣鼓舞的东西，惹不起你不能自己的要想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激情……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个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张并且给在青岛休养的沈从文寄去希克梅特在《苏联妇女》杂志发表的诗歌“一个死去了的广岛小妹妹”，并且说：“能够写出这样诗的诗人有多么宽阔博大的胸襟啊！写出这样的诗，我觉得无愧于革命诗人和平战士的称号。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诗人和作家（包括你在内）。写出这样的作品，是人类的骄傲，你说呢？”
从此信可见，张兆和并不反对沈从文写小说，沈从文所选定的题材也正是张兆和所提供，出于对丈夫的关心，她既希望沈从文能够在文学上东山再起，又不能不随时警惕他的文学进入“带着过多个人情绪”的“自由主义”状态。张夫人不断帮助竭力追赶时代而总是力不从心的沈从文。她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生活在革命文艺的主流话语里，认为那种直接为“世界革命”呐喊的诗歌是“人类的骄傲”。这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印记，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不必嘲笑，但这样的“药方”，对沈从文来说，只能是夏虫语冰。一个曾经表现过自己民族最优美的风土人情的作家，一个最后被认为是有资格参加世界性的文学大师遴选的作家，却被自己最信任的第一读者要求向那种过眼云烟的作品顶礼膜拜，便不能不从根本上消解了沈从文关于小说创作的苦思冥想和自我意识。沈从文对“三姐”的尊重和爱敬，是他一生命运里的安慰，来自“三姐”的意见，也不能不为他重视。在经历了多年的不甘和挣扎之后，沈从文终于安静下来，再不想什么小说。如果不是“三姐”的批评，沈从文可能会沿着自己的思路和习惯写下去，但是，紧接着到来的“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因为这不合时宜的小说给这个已经逃避开文坛是非的家庭带来新的灾难。据黄永玉回忆：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下放湖北咸宁干校期间，还为黄的家世写了一个两万字的“楔子”，“从文表叔如果在咸宁多呆上五年，就会连接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当然，留下那个‘楔子’，就已经很好，我宁愿世界没有这本未完成的小说，也不希望从文表叔在咸宁多呆上一天”。同理，人们也可以为沈从文终于放弃而避祸庆幸。中国文学颠簸多年，到“文化大革命”，除却“四人帮”的钦定，一切作品都成为罪恶，连郭沫若都准备烧书，不写成为中国作家的最好选择。当噩梦醒来，沈从文真正是冯唐已老。寓居美国的张允和曾经写到沈从文以小说家之笔从事文物工作的收获：“一切死的材料，经他一说便活了，便有感情了。这种触类旁通，以诗书史籍与文物互证，富于想像，又敢于想像，是得力于他写小说的结果。他说，他不想再写小说，实际上他哪有功夫去写！有人说不写小说，太可惜！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沈从文最终放弃文学，在文物考古方面自成一家，恰可以成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