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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这广告写得极精彩，将汪曾祺作品的诸多优长都浮现了出来，尤其是“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用来比喻文章，极新颖，叫人惊喜不禁。
广告印出，许多人都称好。人们便向汪曾祺打听是何方人士撰写，汪曾祺却遮遮掩掩。后来追问者众，汪曾祺只好招供：是我自己写的，应出版社的要求。
后来，汪曾祺虽然承认：“广告假装是别人写的，所以不脸红。如果要我署名，我是不干的。”但是，正因为此，我们便意外见到了作家较为真实地对自己作品的看法，并走进了作者的内心世界。
朱光潜：朱光潜先生是位美学家。他的作品（包括译作）几乎全是理论文章，但是令人喜读。首先是那亲切流畅的文字，一点没有一般理论著作叫人攒眉蹙额的枯燥，只顺顺畅畅读去，知识汲取了，连文字应当如何运用，也不知不觉有所领会。
当然，朱先生文字工夫达到这一步，是经过从旧文章到新文艺充分训练才获得的，这一点，朱先生在数篇文章中都有表述。对自己的文字能力，他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一文中，颇为自负地说：“我写说理文很容易，有理我都可以说得出，很难说的理我能用很浅的话说出来。”
老一辈人多是颇为谦逊的，极少自诩。朱光潜先生谈自己文章，话说到这份上，倒令我想到两句诗：胸无城府人如玉，腹有诗书气自华。
张爱玲：张爱玲的文字得到许多人的喜爱，也许并不偶然。她对生活的认识有非常透彻的地方。譬如她在回答傅雷批评的《自己的文章》中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极值得人咀嚼。
尽管从服饰到为文，张爱玲都有许多出人意外的表现，但她自己似没有在文章中评说过自己。但是，情不自禁时，她也不妨有所表露，虽然仅限于“知己”、“解人”。
张爱玲与胡兰成交往时，俩人常常论人评文。一次，胡兰成要形容张爱玲走路的姿态，但表达难能尽意，张爱玲便自己借人事来表达：“《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淹然”二字，张爱玲进一步解释：“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比喻真到位。
胡兰成问张爱玲作文时，“她答说还没有何种感觉或意态形致，是她所不能描写的，惟要存在心里过一过，总可以说得明白”。这算是对自己文字的恰当评说吧？这种写作境界，实在不是一般人所可企及。
从这方面去体会，大约更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成为“张迷”。
余光中：余光中的文字别具一格。不久前，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九卷本《余光中集》，名为《炼石补天蔚晚霞》的“自序”这样写道：“我的诗虽然在台湾飘起，但使它飘扬不断的，是五千年吹拂的长风。风若不动，旗怎能飘，我当然是最广义最高义的中国诗人。”
余光中还引了自己一部作品“后记”中的文字：“在《逍遥游》、《鬼雨》一类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在这一类作品里，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摺来且叠去，为了实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尤其是到了六十年代中叶，一来因为我青春正盛，万物有情；二来因为初在美国驰车，天迥地敻，逸兴遄飞……豪兴之中又难抑悲怆，发而为文，慨当以慷，遂有高速而锐敏的风格；三来那几年我对中文忽有会心，常生顿悟，幻觉手中的这枝笔可以通灵，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
恕笔者浅陋，到目前为止，我还未见到如此评论自己的作家。余光中既然自视甚高，干脆就说个痛快淋漓：“我的一生写诗虽近千首，但是我的诗不全在诗集里，因为诗意不尽，有些已经洋溢到散文里去了。同时，所写散文虽达一百五十篇，但是我的散文也不全在文集里，因为文情不断，有些已经过渡到评论里去了。其实我的评论也不以评论集为限，因为我所翻译的十几本书中，还有不少论述诗、画与戏剧的文字，各以序言、评介或注释的形式出现。这么说来，我俯仰一生，竟然以诗为文，以文为论，以论佐译，简直有点‘文体乱伦’。”
余光中所言，气冲牛斗，但考实按形，却也并非虚辞，他是有资格如是说的。
沈荩之死与英敛之办报
？ 吴永良
（一）
鲁迅在1936年10月所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引章太炎1903年9月发表在《浙江潮》上的两首诗。诗句悲愤填膺，溢于言表。其中一首是有关沈荩的，照录如下：
狱中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查阅《中国近代史词典》，其中记载：“沈荩，字禹希，原名克诚。戊戌变法时，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往……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1900年春返回上海，与唐才常等共组正气会，旋改名自立会，任干事，主持交通，出力甚大。随后至武汉，致力自力军运动，为右军统领，活动于湖北新堤。事败后，赴上海，后潜往北京，从事反清活动。1903年因揭露《中俄密约》于报端，引发在东京的中国学生和国内各阶层群起反对，被逮捕杖杀。”
沈荩其人其事，至此我们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仍然有不够明确之处。
（二）
读1993年周雨著《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大公报初创时期的报纸特色》一节中，我们有了更详尽的且互为印证的材料。文中说：“1903年，新闻记者沈荩被清政府残酷迫害致死，就是《大公报》揭露于世的。”
接着介绍了沈荩被捕和杖毙过程：沈荩潜居北京，应聘担任一家日本报纸的记者。1903年清廷与帝俄勾结，商定出卖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路政、税收及其他主权的《中俄密约》七条，沈荩从熟识的清廷亲贵大臣处获悉，发表在日本报纸上，引发群情汹涌。清廷恼羞成怒，于7月17日将沈荩逮捕。7月21日《大公报》在时事要闻栏中刊出这一消息，以后又连续报道，直到沈荩被残酷地立毙杖下。
2002年6月17日是《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作为献礼，《大公报》香港馆出版了《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共十册，其中有《大公报新闻案例选》一册，编入历年的一些重要报道。书的第二十一页赫然列有《杖毙沈荩》的标题，转录了当时报纸对此一事件的全部报道。现摘录如下（当时报纸无标点符号，转引时加上）。
1903年7月21日第一次报道：肃亲王于23日（编者按：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903年7月17日）奉旨交拿人犯三名，于虎坊桥地方拿获。其被拿之故及所拿者何人，俟访明再布。
7月23日报道：前日本报纪肃亲王奉旨交拿人犯一节，兹探悉，被拿者为沈某。系经某大员面奏，并牵涉戊戌之事云。
7月24日报道：沈某在北京被拿，已纪本报。兹得悉北京来函云，沈荩系江苏太湖洞庭山人。此次被拿之故，因无赖倪某向沈借银三百两，沈未诺，倪遂衔恨。故被诬告被拿云。
8月2日刊发沈荩之绝命词：前北京拘拿之沈荩，已于初八日被刑。今得其绝命诗四章，照录如下：狱中铁锁出郎当，宣武门前感北堂。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引者注：这里只录两首）。
8月4日报道：拿来刑部之沈荩，于初八日被刑，己志本报。兹闻是日入奏，请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向不杀人。奉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9月14日报道：探闻政府自杖毙沈荩后，各国公使夫人觐见皇太后时，谈及沈之冤抑，皇太后亦颇有悔意。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万不可株连良善，致离人心，等语。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绝无不合公理之举。盖恐驻京各国公使啧有烦言也。
9月16日报道：……当杖毙时……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又闻发旨之先，有政务处某君面奏于皇太后云：万寿在迩，行刑似不吉祥，宜轻其罪。皇太后遂改旨速杖毙。政务处某君原为保全沈荩，见皇太后改旨，亦不敢抗奏……
七则报道，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新闻记者，因为揭露清廷的卖国勾当，忠于职守而被杀害的全过程。镜头十分清晰地显示了牺牲者的无辜和勇敢，统治者的狡诈和凶残。
时下一些影剧中，频频出镜的“太后老佛爷”仪态万方，满面含春，迈着款款细步，把纤纤秀手搭在“小李子”的臂上，一付正人君子面孔。请大家务必不要忘记，她还在不时地发出“斩立决”、“立毙杖下”的旨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伪君子、两面派。
这个蛇蝎心肠的独裁者，当一些外国公使夫人觐见谈到沈荩的冤抑时，竟然“颇有悔意”，真是虚伪至极，所谓老虎带念珠，假充善人了。
（三）
丁淦林教授在丛书《新闻案例选》的点评中写道：《大公报》报道了沈荩遇害的全过程，有绝命词和幕后决策等细节，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为后人留下了可信的史料。
昨日的新闻，今天的历史。季羡林在给这套丛书的题词中说，《大公报》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对《大公报》来说是一种赞誉。并不是所有的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真实可信的。有些报纸的报道，歪曲事实，自毁声誉，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的。
按照周雨所著《大公报史》的分期，刊登上述报道的报纸，处于创始时期，即我国新闻史上赫赫有名的英敛之担任总理兼撰述和编辑的时期。他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以敢言著称，把那一时期的《大公报》办得有声有色。
1902年，英敛之三十五岁，东西南北奔走，艰辛地创办了《大公报》。在报纸创刊号上，作《大公报序》宣布：“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西欧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救国救民之情，跃然纸上。创刊弁言中更宣布要“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
他不是口头革命派，创刊第五天发表“论说”（即“社论”），题为《论归政之利》，公然宣称要太后归政。说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