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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军事力量。卜辞中经常提到的“师”、“族”即是指平民兵而言。
族兵即方国军。卜辞中常见“王族”、“多子族”以及“三族”、“五
族”等出征的记载，他们自然都属于族军的范畴。区别在于：王族由商王的
族人组成，多子族由子姓 （即与商王同姓）贵族的族人组成，而“三族”、
“五族”等泛称，很可能是指一般异姓贵族的族军。这些贵族建有各方国，
以其族兵为方国军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商代可能还存有王的护卫兵，他们可能是从贵族子弟的精良者中入选
② 《后汉书·东夷传》。
③ 《尚书·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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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卜辞中没有直接记载。
军队编制。关于族军的编制，没有明确的材料。现仅就王国军即平民
兵的情况作一介绍。
据卜辞，知当时有“师”、“族”等编制单位。如：
A、王乍（作）三 （师）：右、中、左。
B、王其令右旅眔左旅 见方。
由卜辞A得知，师通常分为右、中、左三组；卜辞B提到右旅、左旅，
则似当有中旅。这种三分法主要是为了适应战阵的需要，因而不是进制单位。
旅应是师的下一级编制，这在卜辞中没有明确证据。但《诗·小雅·黍
苗》有“我师我旅”之句，则师是高于旅的，这首诗反映的是西周时的情况。
由于西周军制是承袭殷商而来，故据周制上推，可知殷商军制亦如此。
① ②
师的长官称为“师长”，或称“师氏”。旅的长官，名称不详，有人
认为是《尚书·牧誓》中的“亚旅”，但似嫌没有充足证据。
那么，师、旅所辖人数为多少呢？《牧誓》中依次提及“师氏、千夫长、
百夫长”，而当时的编制是以十为进制单位的，则师当为万人，旅级很可能
是千人，千夫长也很可能就是旅的长官官名；此外，百夫长之下当有以十人
为组的建制；十之下，可能有“伍”的组织。
综上所述，商代的军队编制可图示如下：
师——旅——百夫——十夫——伍（？）
（万人）（千人）（百人）（十人）（五人）
③兵种。殷商时期的兵种较夏代而言，没有太大变化，仍以战车、步卒
为主。《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
孔子将三代各自典型的东西列举出来，表明殷人制车（辂）的技术水平极高，
甚至连周人都望尘莫及。此外，甲骨文中有许多“车”字的象形字，从中也
可以略见当时战车的风采。战车的质量、数量的提高，无疑是车战规模扩大
的主要标志。
步兵，人数最多，是军队的基础力量。一般情况下，是车步兵配合作战，
但卜辞中有不少“步伐”、“步”（作动词用）的记录，据此，则当时尚保
有步兵独立作战的方式。应该指出，商代的这种步兵，与春秋时兴起的建制
步兵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春秋时的步兵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而从车步兵配
合作战的方式中分化而出的，商代的步兵，应是氏族制时代的步兵兵种的子
遗。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传统的步兵独立作战方式的影响；二是战车数量
不够配备全部的步卒。
战车的编制，一般是五辆为一组，一辆领头，其余四辆排成方阵。殷墟
宗庙遗址出土的五辆战车，即如此排列。这种五车一组的编制形式似乎与夏
代不同。每辆战车一般配置三名武士，其中一人驾车，一人执戈，一人执弓
矢，其后跟从步卒十五人，殷墟宗庙遗址出土的一辆战车，有十五人陪葬，
他们生前当是跟从此车的徒兵。
车徒步结合，决定了当时作战只能采用战阵的方式。因而，两军对垒，
就要选择开阔平坦的原野，作为角逐的战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宋
襄公语：“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即不据守险要。商代的情况正是如
① 《尚书·盘庚》。
② 《尚书·牧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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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商代可能已出现了骑兵。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十三次殷墟发掘中，发
现一座人马合葬墓 （M164），包括一人一马，一套兵器，据此，有人认为死
①
者生前系骑士 。如果真的如此，则骑兵之制不是始自战国。但考虑到当时的
社会条件、自然条件，骑兵的规模不会很大。
④军事训练。由于平民兵是靠兵农合一的方式组建起来的，因而不可能
像后世常备军那样进行长期的、专门化的军事训练，而只能是在农闲时节举
行不定期的军事训练。卜辞中有“振旅”的记载，即指军事训练。《左传》
中曾提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军训制度，这是晚出的、且较规范化的
制度。但在商代，尚没有明确的四季划分，当时只是将一年分为春年、秋两
②
季，至西周时仍然如此 。因而，当时的军训，大概亦即以两季举行。
军训的方式，仍保留较原始的特征，即通过狩猎来进行军训。《左传》
所说的蒐、苗、狝、狩、名称虽异，就实质而言，都是围绕畋猎进行的。《左
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则商代当有“蒐”的名称。
卜辞中没有直接的关于军训的资料，但有关畋猎的资料却不在少数，这些畋
猎自当含有军事训练的用意。
族兵由于隶属于方国宗族，因而，有可能作一些经常性的军训，不过，
其训练方式，大概同平民兵一样，都以畋猎的手段进行。
王的护卫兵属于常备兵，最为精良，采取经常性的训练方式。卜辞中有
“序教”的记载，其对象即是王的卫士。
⑤军队领导体制。殷商时期的国家结构带有明显的部落联盟的色彩，王
①
国维认为商王不过是“诸侯之长”而已。因而，在军队领导体制上，当时的
军队领导权是分散的。除了王国军，非但畿外诸侯的军队，商王操纵不得，
即便是畿内贵族的族军也有很大的独立性，商王只能以族为单位征调他们，
而不能自行对他们重新编组。
当时的王权还残留有部首领的特点，即以军事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卜
辞中常见商王亲征的事例，再就是派太子或后妃率军出征。后妃中，妇好即
是最有名的一个。商王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加强王权。此外，大多数
情况下是命将出征，出征前要举行授将以“册”的仪式，以表明将的权力得
到了王的认可。
卜辞中习见的武职有：马、亚、大亚、马小臣、走马、射、箙亚等。其
中马和亚（大亚）的职位最重，马类似于周代的司马。
由于当时官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武不分职，因此，这些武职在平时亦
负责其它方面的庶务。同样，有些偏重文职的职官在战时也有从戎的义务。
3。西周——中国古代奴隶制文明的鼎盛
（1）牧野之战与周朝建立
周也是个历史悠久的部族，姬姓。他们最早的活动地区，是在宜于农耕
的陕西黄土高原。其始祖后稷和稍后的公刘，都重视农业，经济迅速发展。
① 参见胡厚宣《殷墟发掘》第108页。
② 参见于省吾《岁时初考》，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①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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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传到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由豳（今陕西栒邑）迁到周原（今陕西岐山），
从此进入有“城郭宫室”的阶级社会，更加强大起来，他被尊为“太王”。
与商纣王同时在位的是周文王姬昌。商处末期而腐朽，周新兴而崛起，
形成鲜明对比。
商纣是个恃才狂傲的君主，他“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
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
①
下”。但他和夏桀一样，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凭藉武力对内进行残酷的
压迫，敲骨吸髓地剥削奴隶和平民，“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
②，以满足他的穷奢极欲。他又大兴土木，南从朝歌（今河南淇县），北到邯
郸，建了很多“离宫别馆”，还建“酒池”、“肉林”，痛饮狂欢，过着腐
朽糜烂的生活。这时，商与周围各方国的矛盾也不断加剧。对东夷的连年战
争，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把人力物力消耗殆尽，加深了内部的阶级矛盾，
③ ④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叛）者”，“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社会动
⑤
荡不安，“咨女（汝）殷商，如蜩如螗”，到处是哀怨和愤怒声，像开了锅
一样。统治集团中有人惊恐万状地哀叹“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
①。但商纣王却一意孤行，他宠爱妲己，又滥用“炮烙”等酷刑，其王叔比干
强谏被杀，箕子被囚，庶兄微子啓出走。商纣已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
周却是一派兴旺发达景象。文王在位五十年，始终把灭商作为自己的战
略目标，他吸取前辈的教训，注意在形式上臣服于商，在暗地里积极积蓄力
②
量，招揽四方人士，扩大周的影响。对内，他制定了“有亡荒阅”的法令，
即定期大规模清查逃亡的奴隶，得到各级奴隶主贵族的拥护，对外，常帮助
解决邻近小国的纠纷和领土争端，进一步赢得诸侯国的信赖，出现了“诸侯
③
多叛纣而归西伯（文王）”的局面，这些都表明周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优胜
于商。
周文王的战略意图被商纣王的亲信崇侯虎所觉察，他向纣王指出周对商
的威胁，纣囚禁文王于羑里（今河南汤阴），文王的谋臣们向纣进献美女和
宝物，终于使文王得赦归国。之后，文王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地逐个征
服周围的敌国，消灭商的一些邻近属国，又及时联合西方诸侯讨伐崇侯虎，
拔除了东进路上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