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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事。它将原始的“民本”意识与战争溶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古代“伦理
主义”战争观的最早雏型。商汤要灭夏，对天下举出两条理由：一是夏桀暴
虐无道，荼毒生灵，丧失民心，罪恶深重，违反天意；二是伐夏是顺应民心，
执行上天的意志，替天行道，并非作乱。结果“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
天下”，给后人以极大震动。古代中国早期大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商汤能
迅速灭夏的原因提出许多看法，而夏桀“暴其民甚”以致“身弑国亡”是他
们一致的共识。这种共识的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意义就是汉民族农耕社会经济
生活的正常秩序因夏桀荒淫无度、暴虐民众而遭到破坏，商汤顺应”时日曷
丧，予及汝皆亡”的民心，举兵灭夏，推翻暴政，恢复了农耕社会经济生活
的平衡。因此，正是鸣条之战把后来对中国历史产生极大影响的政治伦理体
系的核心——民本思想推上了历史舞台。至此，在远古神话时代依稀难辨的
原始朦胧的民本思想经过战争的洗礼，露出清晰之身姿，外显为一种具体思
想。与此同时，“民本”思想与汉民族的战争实践交汇融合，形成东方文明
独特的“伦理主义”战争观。
“牧野之战”是商纣重蹈夏桀复辙的直接后果，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再次
验证和强化了“鸣条之战”后人们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为“民本”思想在
历史中的稳定性奠定了基础。于是周朝的统治者在战胜并取代了商朝以后，
总结前朝失败以及自己胜利的经验，发现商以及以前的夏之所以失败，关键
在于失去了民心的支持，而商、夏的失去民心，关键又在于他们自己的失德。
正因为如此，周公提出“明德慎罚，用康保民”，并且制定出周礼，将汉民
族以民本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后来儒家的“王道”
思想。周代以后，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伦理主义”战争观对历代王朝
的政略和战略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古希腊民族根植于航海贸易业，具有强烈地追求财富的思想，为经商贸
易四处冒险。在经商贸易中发财致富起来的工商业奴隶主集团，对内强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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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由和民主，建立民主政权，参与政治生活，对外则要求进行争霸、征服
与扩张，掠夺钱财和奴隶，以敌方的繁荣培植自己的强盛和绝对的贸易优势，
因此希腊人拥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对待战争也以功利为目的，形成了“功
利主义”战争观。希腊文明后来扩展发展到今天的欧洲文明，古希腊民族的
“功利主义”战争观于是影响了以后整个西方世界的战争观念。
东西方不同的战争观念，反映在用兵的最高境界方面就会产生明显的差
异。西方以百战百胜为战争之道的最高境界，而东方的汉民族文化中却以“不
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即所谓“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
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虽然在古代西方的军事史上，在具体战争中有许
多迫使敌人投降的战例，但相比之下，他们从来没有像汉民族那样把不战而
胜自觉地提高到战略思想的层次并形成一种军事理论加以高度重视，从而凝
聚为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这点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在战
争领域最耐人寻味的差异。
汉民族根植于农耕社会。农耕生活艰苦劳辛，但却生活稳定且有保障。
农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必须春种秋收，锄禾日中，汗洒沃土，收获即使
不能说使人殷实富余，但是只要风调雨顺，适时耕作，不误农时，就可有稳
定的收获，保证人们能够衣食有余，这也培养了人们追求稳定的生活方式的
意识。而要进行适时农耕，就必须有安定和平的环境，不能有“动”、“乱”
来破坏稳定的农耕生活，否则就无法做到适时农耕，就会使农耕经济生活秩
序失控。但农耕社会也不可能风平浪静，不可能没有内“动”、内“乱”干
扰，也不可能没有外敌窥视，战争肯定会爆发。
战争对汉民族农耕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维护和破坏双重相互矛盾的作
用，一方面农耕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失控 （在古代中国往往表现为王朝的衰
落）要求战争作为一种最后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来恢复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
同时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社会的屡屡进犯亦需用战争来抵御；另一方
面，无论内生与外来的战争都将造成人员伤亡，财物灭失，劳力缺乏，田地
荒废，黎民涂炭，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造成巨大的灾难。由于这种情
况在整个古代历史过程中一再重演，几经循环，故而长期以来形成了汉民族
对战争既需要又厌恶的矛盾心态。这种两极冲突的心态最明显不过地体现于
古代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古代同时又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中。如《诗
经》中的《伯兮》以“伯兮伯兮，邦之杰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为开端，
对丈夫从戎远征充满自豪，字里行间荡漾着浓厚的尚武精神，然而到了尾声，
变成了“愿言思伯，甘心思疾”、“愿言思伯，使我心痗”的凄楚哀叹和深
沉感伤。《诗经·采薇》中的武士一方面意识到“靡室靡家，之故”，
于是毅然“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但同时却又悲伤
地感慨道：“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中集中反映
出战争给汉民族农耕社会带来维护和破坏的双重作用，以及根植于现实的既
需要又排斥的矛盾心态和尚武精神与厌战情绪的两极冲突。因此，汉民族要
求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又希望把战争对社会正常生活的破坏限制在最低限
度，如果做到那样也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最能实现这一目标，它自然也
就成为汉民族理想的战争最高境界。
古希腊民族热衷于海外贸易和海运业，他们从中获取生活需要的钱财和
商品，并从中暴发出一批工商业奴隶主。这批工商业奴隶主意识到强权制度
下贸易的掠夺性，于是他们也往往诉诸战争去掠取别人的财富，而欲想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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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成功，那只有战争的胜利。而且如果自己不想被别人劫掠，那也只有战
胜对方，才不致于自己国土沦亡，人人去做对方的奴隶。虽然西方人也想以
最小的代价去取得战争的最大胜利，但是他们远远没有汉民族那样把战争对
社会正常生活的破坏性限制在最低限度作为战争之道的最高境界，而只是追
求百战百胜。
当一种文明诞生之后，势必在不同程度上渗透于该文明圈内的战争领
域。东方汉民族以民为本，注重伦理道德，求“仁”、求“善”大于一切；
而西方希腊民族喜冒险，好功利，热衷于建功立业，追求个人权利和自由，
不强调对社会的义务奉献，不像东方汉民族那样强调人际关系和人伦原则，
因此在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中必然会产生出耐人寻味的不同的战争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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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始军事萌芽与战争的起源
Z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人类与生物界接触发生冲突时，人体自身就是人
类第一种冲击和防御武器，牙咬、拳打、脚踢、手指抓挠以及拳挡、足跑等。
人类在何时第一次诉诸战争，由于什么原因发生，目前人们对此还是众言纷
纭，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战争应该发生在人们创造出武器之后，这似乎是人
人认可的事实。最早的武器无疑不是专为战争使用而发明的，原始人靠狩猎
和采集可食用的植物为生，而狩猎和采集就需要工具，这些工具很多发展成
为后来战争中使用的武器。
人类是从古猿发展而来的。古猿这类“攀树的猿群”迫于外在的压力，
如气候变化、森林减少、草地增多等，为适应复杂的环境，开始解放出前肢，
专用后肢走路。从此前肢专注于采食，逐渐学会使用石头、树枝等天然工具，
正式进化为人类的双手。双手的出现，意味着人类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成为
可能，制造的武器也随之出现了。
石块和树枝无疑是人类除了人体自身最早可利用的武器。人类起初可能
像今天的某些动物那样用石块砸开贝壳和骨头以取得里面的食物，继而他们
在挥舞手中的石块恐吓野兽时，又发现石块可以投掷，来击打远处的动物，
改善其自身的防御状态。因为他们可以与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使动物
无法施展自身的冲击武器，如角、牙、爪等。这样投掷器就产生了。而且人
类很可能又发现树枝也可以投掷，一旦他们又发现捆绑锋利的石头作矛头的
话，制作石矛的两个基本要素也就全具备了。
不加修饰的天然石块和树枝毕竟使用范围不广泛，攻击性不强，于是人
们开始制造工具。发现被自然毁坏的燧石有时带有锋利的刃口，意识到这些
带刃口的燧石可以用来进行切割或砍劈，遂逐渐开始打制燧石，发现了砍斫
石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类开始进入旧石器时代。这时的砍砸石器，主要
是手斧型石器，后来它们还被安上了斧柄或把手。人类并且开始使用火，借
助于火，人类才真正完全地成为人类，战胜了动物，散布于世界各地。
打制石器还是比较粗糙，不够锋利，于是人类开始磨制石器，并出现钻
孔技术。把石刃磨光，让刃石更锋利，器形也可磨得更准确合用，兵士们可
以通过钻孔直接把木柄插在磨光的石斧上，而不再利用捆绑的办法。人类进
入了新石器时代。
人类在自然界中是弱小的，无法与大动物比力气、与某些动物比速度，
他们不得不去探索寻找某种弥补自己不足之处的力量和武器。他们很快发现
并开始利用机械力去抛掷投射武器。他们发明的第一件借助机械力的武器应
该是矛投掷器，这在澳洲的土著居民中迄今仍可见到。它是一个由带槽沟的
木板制作的，把矛放在槽沟内，矛柄顶在槽沟的末端的一块牢固的木板上。
人握住投掷器的前端，用力将其抛出，使矛拥有了巨大的投出力。随即人类
又拥有了投石器，其操作原理与矛投掷器相同，以很快的速度把石块或卵石
等投射物射出。
接着人类又发明了弓。最初的弓仅仅是将一段具有弹力的木棍弄成弯曲
状，用一根生牛皮弦绑在木棍两端将其绷紧。这是一种十分简陋的武器，最
初用它射出的箭应该是一种小型的矛。
磨制石器使人类有可能发明剑。原始的剑是在一平直的木片的刃部嵌有
一长片或一排小而锋利的燧石，这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武器，这种武器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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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等到青铜的使用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