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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印度的想法，印中两国的地位应象孪生兄弟那样平等；论资格，印度还要老一些。尼赫鲁毕竟早已世界闻名，他的著作为人传诵，他的生平事迹受人注意，而当时周恩来最多不过是毛泽东游击队的一名指挥官， ＇ 注：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回忆道：“周恩来是我一九三六年进入红色区域时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他当时是驻扎延安以北一个小山沟的村子里的红军东线司令员。我刚要进帐篷，一个身穿旧棉军服的、个子细长的人出来迎接我，他用那穿着布鞋的双脚立正，用手在那褪了色的红星帽上，行了一个潇洒的军礼。……那就是周恩来，这位赤匪的脑袋是蒋介石出八万元洋钱悬赏的。” ＇ 在中国以外没有什么名气，他是一个三十年代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式的人物。尼赫鲁在国际上享有的威望和受到的尊重，到万隆会议时达到了顶峰。在布鲁塞尔被压迫民族的会议（Congress of Oppressed Peoples）上产生了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想法；对尼赫鲁个人来说，万隆会议是布鲁塞尔会议后近三十年来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胜利。当时人们还不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份量。如果说一九五四年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主要是欧洲人的表演，那么在万隆会议上则是中国初次登上了亚洲的国际舞台。印度以及西方观察家都认为主要由于印度的努力，“共产党中国才在亚洲获得一定程度的威望”。因而，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以“一个社会地位已经确立的老大哥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兄弟那样采取教导的态度”，这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在周恩来及其同事们看来，印度和尼赫鲁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人物竟然想充当他们的监护人是离奇可笑的。
中国对尼赫鲁和印度这种自封为亚洲领袖的作法，虽然感到恼火，但这并没有因此影响中国政府的政策，他们对尼赫鲁往往更多是感到可笑而不是生气。这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对革命和对中国本身的力量具有自信。中国对尼赫鲁的外交政策给予高度的评价。尼赫鲁对帝国主义集团保持着审慎的距离，不让他们在印度建立基地；他很快地谴责了帝国主义的一些侵略行为，例如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的战争和一九五八年英美干涉中东的事件；他一贯支持北京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象《人民日报》所概括的那样：“尼赫鲁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这也不奇怪，尼赫鲁的政策和态度，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对他这样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府领袖的本性和作用所作的分析：“在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存在着矛盾，他们能够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因此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按照列宁主义者的公式，他们把这个发展阶段叫作进步的民族主义；在这个阶段中，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府不但能起积极的作用，而且应该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被剥削阶级可以结成暂时而有效的同盟。
但是这一类型的政府和领袖本质上具有两面性，而且进步的杰克尔可以很快地变成为反动的海德： ＇ 译者注：这是苏格兰文学家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的小说《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奇闻记》（The Strange Case of Dr。Jekyell&Mr。Hyde）中的主角，叙述杰克尔原是仪表堂堂的“善良绅士”，因受诱惑服药后，可随时变成凶恶狂暴的侏儒海德。这个两面人的双重性格经常变幻。此处作者指双重人格或两面派。 ＇
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又具有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妥协性，和对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动摇性。至于其中一部分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利益密切结合的大资产阶级，则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他们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参加民族独立运动，但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起来的时候，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在帝国主义收买之下，就会背叛革命，对内镇压人民，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对外完全投靠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
按照中国的看法，到一九五九年初西藏叛乱时，尼赫鲁就开始了这种由杰克尔向海德的转化。
一九五九年三月，消息传来西藏东部康巴族的叛乱已经蔓延到西部，拉萨已经发生战斗，达赖喇嘛正逃往印度。这些消息再度引起印度对中国进入西藏所抱的怀疑和不满。尼赫鲁又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强大的政治压力，以及他自己的心情要他起码得讲几句同情和支持西藏叛乱者的话；而从外交上考虑，印度又需要对它曾承认是属于中国内部的事情保持缄默。他在议会中谈到了自己的苦衷：
“我们没有干涉西藏的欲望，我们最希望保持印度同中国的友谊，但同时，我们非常同情西藏人民，对他们无能为力的困境感到非常的苦恼。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当局能够运用他们的智慧，不使用强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是按照他们自己对西藏地区自治的保证，争取同西藏友好合作。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停止正在进行的战斗和屠杀。”
《人民日报》以一种遗憾多于愤怒的分析，反驳了尼赫鲁的论断 ＇ 注：当这篇文章公开时，北京传称是毛泽东自己写的。 ＇ ，但是中国对印度的行动比对尼赫鲁的讲话更为重视。周恩来说，对印度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这是国际上通常惯例，他们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是他们抗议“印度政府对达赖喇嘛的隆重欢迎”。当达赖喇嘛刚到穆索里（Mussoorie，这是印度的一个山区胜地，达赖喇嘛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总部）的时候，尼赫鲁就马上前往访问，这是一个政府对于一个友好邻国的叛乱领袖的不合适的接待。事实上，达赖喇嘛抵达印度东北部的提斯浦尔（Tezpur）时，受到的“隆重欢迎”，部分地是由于那里集合了二、三百名记者，同时达赖喇嘛也需要和报界建立一些正式的接触，因而难免造成这种印象。但是印度政府也的确没有遵守它向北京所提出的不允许达赖喇嘛在印度进行反华的政治活动的保证。中国还再次对西藏逃亡分子在噶伦堡的活动提出抗议，并指控国民党和美国特务也在那里进行活动，通过当时仍然大为开放的边境把反华宣传品、武器和特务偷运进入西藏。
在剖析尼赫鲁关于西藏事态发展的声明时，中国驳斥说，尼赫鲁把叛乱归结为“一个生气勃勃、迅速前进的社会”同“一个停滞不前、没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之间的冲突，那是错误地理解了形势，西藏叛乱不是别的，而是反革命，是特权阶级企图保持“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农奴制”。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美国国务院，英国殖民主义者和李承晚之流，都对叛乱者发出同情的叫嚣。《人民日报》接着指出，“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尼赫鲁一方面反对这些人物，也懂得他们所玩弄的阴谋诡计，另一方面却“被这个同盟推到他们的所谓‘同情’西藏运动的重要地位”。接着，该报引用了尼赫鲁自传的一段话，这段话反映他经常口里谈一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却没有让它来影响他的费边主义的行动：“感化一个统治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它的权力和特权，这样的企图一直是失败的，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说将来能够成功。”
中国认为，这话说得很对。但是，“他现在责备我们没有能够感化统治西藏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权力和特权”。
至于讲到尼赫鲁所说的，印度对中国在西藏行动的愤慨，是出于一种同情心和亲密感情，那么，双方都可以使用“亲密感情”这个词。如果中国组织支援阿萨姆邦和北方邦的人民委员会，印度又会怎么想呢？“如果印度政府可以用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印度某种保证”，中国政府“不也是可以用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印度政府对自己的内政给予中国某种保证吗？（《人民日报》没有引用那加叛乱为例，这是意味深长的。如果在这里引用它就更能说明问题。那加人叛乱时间同西藏人一样长久，他们也象西藏人一样，主张民族独立，并要求取得主权国家的地位以体现和维护这种民族独立。象中国对西藏一样，印度在那加地区曾经使用军队镇压被认为是分裂主义的叛乱。北京不提那加族的问题，意味着中国在这个阶段不愿使人家把它的辩论看成是进行威胁，所以就提出阿萨姆和北方邦这类虚拟的例子。）
《人民日报》最后温和地说，尼赫鲁“跟我们在西藏问题上有某些分歧，但是在总的方面，他是主张中印友好的”，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不能不同“这位我们友好邻邦的尊敬的总理”进行辩论。如果北京不是出于万不得已，决不至让印度对西藏叛乱的反应破坏整个五十年代里贯穿中印两国政府之间的那种友好关系。但是中国没有忽视印度的“大资产阶级”在尼赫鲁背后怂恿他不断向右转。中国人认为这个阶级“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外国资本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而且，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也决定了它的某种向外扩张的欲望”。这就使它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反映某些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影响。用列宁主义的分析，印度政府很容易突然倒向右边，国内和国际都有强大的势力，总在试图把印度拉向右转。中国认为，在一九五九年，美、印两国更加靠拢的时候，这种变化就开始出现。
照中国的看法，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全盛时代，华盛顿一般地说对于中立主义者，特殊地说对于尼赫鲁，经常表示怀疑，这是对印度最好的评价。相反地，到了一九五九年美国态度的转变是一个不祥之兆，这意味着美国不但要改变印度的不结盟的操守，而且，华盛顿还估计到，新德里也已准备好委身相事。北京早就开始从印度的态度和政策中注意观察新德里被拖进帝国主义阵营的迹象。
尼赫鲁在一九五八年末和一九五九年初所写的信件中，表达了印度对边界问题的态度；从北京看来，这种表态就是这样的迹象。在那时以前，中国不会料到同印度解决边界问题会比同其他邻邦解决边界问题更为困难。自一九五四年起，在印度的地图上就提出了对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要求（新建成的新藏公路的一段穿过该地）。但是中国地图上也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提出类似的要求。周恩来曾经告诉尼赫鲁说，中国在举行谈判全面解决边界的时候，无意坚持这一要求。印度也讲得很明白，说它不考虑对其作为东北边界的麦克马洪线作任何更动，说这条线从一九五一年以来就已成为事实�